改革開放以來的26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率高達9.4%,國內生産總值規模擴大了10.3倍；外貿增長年均16.7％，26年間增長了56倍，到2004年底成為世界第三大貿易國；各項社會事業也得到很大發展，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2.5億減少到2004年的2610萬；尤其在“十五”期間，我國戰勝了“非典”，克服了東亞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應對了加入世貿組織的挑戰，走出了自1998年以來的通貨緊縮，糧食産量大幅增加，農民收入增長速度回升，國民經濟保持了較快增長，加快了對外開放步伐。

但是，在總體經濟發展勢頭良好的同時，國民經濟內部還存在一些問題和矛盾。首先是我國經濟總體水準還低，2004年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1277美元，為同年美國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40100美元的3.2％。我國還要繼續保持比較快的增長速度，才能縮小和發展國家的差距。其次是國民經濟“一放就活、一活就亂”的體制性弊端尚未根除，重復投資、盲目投資、投資過熱等造成經濟大起大落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第三，城鄉收入差距越來越大。1978年我國城鄉收入是2.6：1,隨後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取代集體生産隊制，農業發展很快，農民收入也得到提高，城鄉收入差距下降到1984年的1.8：1。從1985年開始，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全面推向城市，帶來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但是農村的增長卻相對滯後，到2004年城鄉的收入差距已經增加到了3.2：1。而且，即使在城市裏，收入格局也不斷分化，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就業市場化，使一些人成為待業、失業的低收入人群，有些能力較強的人群利用市場機遇率先致富，更有少數人利用特權和體制的弊端，以權謀私變成暴富。除了上述問題，我國各項社會事業的欠賬也很多：教育上的投入，尤其公共財政在農村義務教育上的投入不足；農村公共衛生改革不到位，醫療費用高，農民因病致貧的現象時有發生；還有各地經濟發展經常以環境為代價，等等。

在“十一五”期間，我們要落實科學發展觀，調整發展思路，取得速度與品質、公平與效率統一的經濟發展；同時，加大財政支援力度，加快農村、教育、衛生、環境的建設，補足社會發展的歷史欠賬，才能構建和諧社會，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建設。

就我國當前的社會經濟來説，除了少數利用特權、體制弊端而成為暴富的人之外，我國的富人和發達國家的富人比較起來只能説是中産階層，所以，我國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不在於富人太富，而在於窮人太窮。這些窮人大多數在農村，於是城鄉差距擴大；城裏也出現了窮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因為窮人，醫療、教育等的開支才成為問題；也因為有人窮，為了生活，即使污染、安全達不到標準的工作也有人要做。

在“十一五”期間，我們需要創造條件使國民經濟快速、平穩增長，同時使窮人收入增加的速度高於富人收入增加的速度，這樣才能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窮人獲取收入的主要來源是勞動力，而富人除了勞動力外還有資本，只有讓窮人能夠充分就業，同時，工資的增長幅度超過富人收入的增長，才能實現效率與公平的統一。

在目前這個發展階段，我國要素稟賦的特徵是勞動力相對豐裕、相對便宜，資本相對稀缺、相對昂貴，所以，我國的比較優勢在於勞動力比較密集的産業以及資本比較密集型産業中勞動力比較密集的區段。發展這樣的産業，我國的經濟在國內、國際市場會有最大的競爭力，可以得到最快速的發展。而且，這些産業能夠多創造就業機會，只有勞動力的窮人，包括農村富餘勞動力，就能得到充分就業。這些産業具有最大的競爭力，創造的剩餘會最多，投資在這些産業的資本的回報率也會最高，因此，剩餘中用來積累的比例會最大。發展這類産業，資本就會從相對稀缺乏變成相對富餘，勞動力就會從相對富餘變成相對稀缺。這樣，勞動力的價值會不斷上升，資本的價值會不斷下降，窮人有比較優勢的資産——勞動力不斷地升值，富人有比較優勢的資産——資本不斷地貶值，收入分配就會越來越公平。在這個過程中，城鄉差距會隨著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産業的轉移而縮小；隨著收入的提高，污染的行業和安全達不到標準的工作就不會有人願意去做,污染的行業就會萎縮，工礦的災難就會減少；大量不適宜有經濟活動的邊遠山區和草原的農、牧民也會轉移出來，降低環境的壓力。所以，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經濟，就有可能實現城鄉、地區、經濟與社會、人與自然、國內與國際的統籌發展。

如果繼續推行改革開放以前的趕超戰略，發展的産業不符合比較優勢，固然在開始時會有一段投資拉動的經濟快速增長，但是，由於建立起來的企業在開放競爭的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需要靠政府的保護、補貼才能生存，效率會很低，隨著可動員的資源的枯竭，經濟的增長便不能持續。而且，每個項目的投資規模很大，創造的就業機會卻很少，大量只有勞動力的窮人不能得到充分就業，收入、工資水準會很低，城鄉收入差距便會拉大。此外，投資到這些行業需要大量的資金，只有富人或者與政府關係很好可以從銀行借到錢的人才能做到。如此建立起來的企業是靠政府的保護補貼生存的，補貼的錢卻只能來自不投資于這些行業、收入相對較低的人群，靠低收入人群來補貼富有人群的投資，收入分配就會越來越不公平。這些企業還會以賄賂、遊説向政府要更多的保護補貼，政府投入到公共財政中的資金就會更少，各種社會矛盾便難於緩解，甚至出現“壞的市場經濟”的體制性弊端。

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關鍵在於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使我國的經濟按照比較優勢來發展。轉換經濟增長方式這種提法，在先前的幾個五年計劃中就曾提過，但並未産生實質效果。究其原因，在於每一种經濟發展戰略和增長方式都要求有一套與之相適應的體制來保證。

傳統的趕超戰略以計劃體制為載體，由國家用行政手段直接配置資源來實現。在市場經濟中，企業作為主體，追求的是利潤，關注的是各種産品和投入要素的價格。要企業按照比較優勢來選擇産業、技術，前提是有一個能夠充分反映各種要素相對稀缺性的價格體系。有了這樣的價格體系，每個企業為了降低成本，增加利潤，就會按照價格信號的引導，進入到能夠多利用我國豐裕要素，符合我國比較優勢的産業，並且，採用能夠多利用我國豐裕要素的技術來生産。但是，我國從1978年底開始的改革開放採取的是漸進的道路，傳統戰略下的價格扭曲沒有完全消除，尤其資金和土地價格還被人為壓低，給企業的信號不能夠完全反映我國要素稟賦的實際狀況。在這種體制下資金的價格是低的，投資就會偏離我國的比較優勢。而且，只要政府放鬆對投資和信貸的控制，就容易出現盲目投資、重復投資和投資過熱等“一放就活、一活就亂”的問題。所以，要實現增長方式的轉變必須堅持改革開放的方向，徹底改革計劃體制遺留下來的金融、土地等市場的扭曲，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當然，在市場經濟體制中，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和發達國家政府的作用不完全相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達國家的政府除了公共職能外，能扮演的經濟角色有限，這是因為發達國家的産業、技術處於最前沿，創新的方向難於確定，只能由各個企業自己判斷，通過市場競爭來選擇。但是發展中國家有後發優勢，可以參考發達國家的經驗來選擇産業、技術。所以發展中國家産業和技術創新的方向比較清晰，政府可以通過規劃部門研究、蒐集、整理資訊，編制産業政策，提供給企業作為産業、技術升級的參考。同時，發展中國家的各種制度安排還不完善，政府在相關的金融、法律、社會制度的創新和建立上，也要根據經濟發展的需要，配合産業政策，通過政策和立法來推動必要的變革。

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應該比發達國家的政府在經濟發展上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不過，不管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中經濟活動的主體都是企業，政府的産業政策只能是指導性的，不能是指令性的，這是“十一五”從過去的“計劃”改為“規劃”的主要原因。尤其是我國各地的發展階段不同，比較優勢有異，不能再像過去一樣，根據中央制定的支柱産業，一哄而上。各個地方在“十一五”期間投資的熱點應該符合各自的要素稟賦、地理、市場條件，選擇符合比較優勢、易於形成産業群聚、能夠産生競爭優勢的行業來發展，這樣才能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改善增長品質，推動國民經濟平穩快速發展，為構建和諧社會並在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打下堅實基礎。（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林毅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