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為何咄咄逼人？如此態度對日本究竟有何好處？這是不少關心亞太問題的人士在談論中日關係或者日本的近鄰外交時常常發出的疑問。究竟是什麼原動力促使小泉政府採取上述“鷹派中的鷹派”政策呢？

小泉魯莽做法獲黨內元老默許

答案之一是有美國靠山，日本可以有恃無恐。答案之二是個性強烈的“怪人首相”小泉我行我素，逞一時之強，而置日本之長期國家利益於不顧。特別是在第三次內閣組閣，小泉更網羅不少令日本政論家大跌眼鏡的人士入閣。這些人士的知名度雖然不高，但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擅長“失言”。

上述兩個答案都有一定道理，但無法全面解釋東京為何非得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與日本的“爭常”年向鄰國擺高姿態，主動點燃論爭戰火，四處開闢戰線。

至於日本首相小泉，敢怒敢言，在回答議員或記者的問題時，以時常答非所問、缺乏邏輯思維著稱，日本民眾與傳媒已習以為常，見怪不怪。

因為誰都知道，在自民黨內，擁有最大發言權的派系仍然是原田中派的橋本派。橋本派及當今自民黨鷹派的精神領袖，即有“平成妖怪”之稱的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等，如果真的決定要提前換馬，聯手趕走小泉，可以説並非難事。何況小泉在其森喜朗派中既無真正庇護他的頂頭上司，也沒有忠心耿耿共進退的團隊。如果沒有獲得黨內主流派人士的支援（至少是默許），小泉政權就無法支撐下去。從這個角度來看，小泉的橫衝直撞及其內閣大臣與官員之“頻頻失言”，是與當今日本政壇的大氣候與土壤分不開的。

換句話説，只要小泉“粗線條”的作風與路線在國內外還沒有遇到太強大的阻力，各方也就閉上一隻眼睛，讓他在臺上繼續表演下去。

高調紀念日俄戰爭100週年

是什麼樣的政治大氣候促使小泉不再把戰後日本外交的最大顧慮（擔心成為“世界孤兒”或“亞洲孤兒”）放在眼裏？需要對近年來日本國內輿論導向，特別是一年多來官方與主流媒體的輿論誘導及其造勢作深層分析。

首先，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但日本保守政壇與鷹派論壇更趨向於將今年定位為“日俄戰爭勝利100週年”。從去年初開始，日本媒體就掀起一股“日俄戰爭100週年”的熱潮。從報刊大量刊載消息到有關研討會的召開；從電視歷史專題的開講到對當時指揮日俄戰爭的日本“功臣”與“元帥”的歌頌……至於大型書店的新書專櫃，更增添了不少有關日俄戰爭的書刊。主要內容則著重于“東洋小國”的日本為求“維持自主獨立”，如何擊潰軍事大國的俄羅斯，及“黃種人”的日本人怎樣在100年前打敗比它軍力超過10倍以上的“白種人”的俄國人。其中有些旨在鼓吹“大國意識”士氣的書刊甚至叫嚷要再創100年前的“奇跡”，因為，“今日的日本正面對一個比它強大10倍（指人口與綜合國力）的中國的崛起”。

平心而論，也許是出自對俄外交的考慮，今年以來，日本主流傳媒並未像去年那樣大張旗鼓渲染“日俄戰爭”。儘管如此，對於某些保守人士來説，其內心定位並未改變。

修憲與鼓吹“大國意識”

與“日俄戰爭勝利100週年”齊名，同樣被保守人士列為本年度重頭戲的是，今年是歷經5年的日本國會憲法調查會報告書出籠與總結的一年。

在日本保守派人士心目中，戰後憲法頒布以來最令他們苦惱的莫過於如何解開加在其身上的“和平憲法”的枷鎖。長期以來，在廣大日本人民反戰、恐戰、厭戰的大氣候中，“修憲”一直是一個敏感的問題。2000年，在日本國內政壇“總保守化”的背景下，日本國會總算突破這一禁區，順利成立了“憲法調查會”，而這個“調查會”的報告書已於今年4月完成。

對於保守人士來説，所謂“論憲”或成立“憲法調查會”，無非是要為修憲做好輿論的準備工作，而所謂修憲的中心內容就是要取消禁止日本擁有軍力，及以此作為解決國際糾紛手段的憲法前文及“第九條”。只要能將有關前文及條文的內涵“空洞化”，對他們來説就猶如放下了心上的一塊大石頭。因為，如果這修憲的“韆鞦大業”能完成，今後日本就可以堂堂正正地派兵海外，日本自衛隊也可以從此結束其遮遮掩掩、名不正言不順的“私生子”時代。

了解了日本保守派把修憲視為首要任務，及其將今年定位為“日俄戰爭勝利100週年”的心態，人們再回頭看看日本一年來虛虛實實的“爭常”造勢，及其對鄰國“咄咄逼人”的不尋常姿態，就不會感到特別驚奇。

表面上看，“日俄戰爭勝利100週年”、參拜靖國神社、篡改教科書與“爭常”造勢似乎沒有直接關係，但仔細分析，其實都離不開修憲的近期目標與鼓吹“大國意識”士氣的主線。彼此實際上是在相互呼應的。

在日本的“爭常”拉票活動，與旨在鼓吹大國意識、協助落實“修憲”韆鞦大業的強硬外交的兩者之間，小泉及其助手選擇後者，顯然並非逞一時之強，而是有其深思熟慮的如意算盤。

密切注視鄰國“忍耐底線”的自民黨元老與“穩重派”，雖然有時也為小泉的驚險表演捏一把汗或發出喝倒彩聲，認為已經走過頭，但卻遲遲未採取有效行動進行干預，其道理也在於此。 （卓南生 作者為新加坡學者、日本龍谷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