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日戰爭是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條件下進行的，在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統一戰略目標下形成的正面與敵後兩個戰場，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軍事上的成功體現，它們各自獨立而又相互依存、相互配合，這一特殊的戰場形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乃至中外戰爭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中國共産黨領導和創造的敵後戰場，從抗戰初期配合正面戰場友軍作戰，到戰略相持階段挑起中國抗日的重擔，上升為主戰場，成為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為贏得抗日戰爭的徹底勝利，做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

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開闢的敵後戰場，與正面戰場形成了前後夾擊日軍的戰略態勢，是人類戰爭史上的一大創舉

中國抗日戰爭開始後不久，就形成了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獨立的兩個戰場：一個是由國民黨軍隊所擔負的正面戰場，一個是共産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所擔負的敵後戰場。這是中國抗日戰爭的顯著特點。正面對抗是戰爭中常見的最普遍的戰爭形態，抗戰初期的正面戰場是日軍處於戰略進攻，中國軍隊處於戰略防禦，這是無從選擇的。而敵後戰場則不然，它不能自然形成，必須靠戰爭指導者在知己知彼的條件下，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靈活性和創造性去開闢。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在全國抗戰開始後，全面科學地分析了中日戰爭的形勢和敵、我、友三方的具體情況，認為，由於敵強我弱，日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中國在軍事上單靠正面防禦是難以取勝的，還必須到敵人後方去發動群眾性的遊擊戰爭。由於敵小我大，就決定了日軍在中國佔據的地域越大，其兵力就越不足，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線和城鎮，這樣敵後廣大鄉村地帶必然成為開闢抗日根據地的理想區域。友軍是曾經打過10年內戰的宿敵國民黨軍，控制著大部人力、物力、財力和地區，有200多萬正規軍；而共産黨領導的軍隊數量少、裝備差，抗戰開始時，僅4萬多人，不但沒有飛機、坦克，連大炮也沒有，只有步槍、手榴彈，但戰鬥力較強。與國民黨軍隊嚴重脫離群眾不一樣，共産黨及其領導的人民軍隊與人民群眾有著密切的血肉聯繫，具有全心全意為中華民族解放而犧牲的革命精神，有進行遊擊戰和創建革命根據地的豐富經驗。加之敵後農村基本上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不怕敵人進行封鎖。所以，共産黨領導的經過10年土地革命戰爭鍛鍊的人民軍隊深入敵後，必然能夠成為抗戰的火種和骨幹力量，動員和組織起浩浩蕩蕩的人民抗日武裝，創建敵後抗日根據地，開闢與正面戰場相配合的廣闊的敵後戰場。因此，中共中央在1937年8月召開的洛川會議上，及時而果斷地提出黨所領導的人民軍隊，在軍事戰略上必須實行由國內革命戰爭的正規戰向抗日民族解放戰爭的遊擊戰的轉變，決定堅決實行全面抗戰的正確路線和在敵後獨立自主發動遊擊戰爭的方針，擔負起開闢敵後戰場，創造抗日根據地，壯大人民抗日武裝力量，在戰略上配合正面戰場友軍作戰的戰略任務。

在戰略防禦階段，正面戰場抗擊著侵華日軍的大部，先後進行了淞滬、忻口、徐州和武漢四次大規模戰略性會戰，殲滅日軍25萬餘人，這對於粉碎日本帝國主義企圖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的侵略計劃，迫使日軍由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禦，起了決定性作用。同時，它也客觀上為八路軍、新四軍挺進敵後，創建抗日根據地創造了有利條件。

由於蔣介石國民黨執行“持久消耗，以空間換時間”的戰略方針，在戰役上採取“多築工事，層層佈防，處處據守”的線式單純防禦，否定運動戰和遊擊戰，作戰呆板，致使國民黨軍的200多萬軍隊在15個月內遭受104萬餘人的重大傷亡，出現了正面戰場的大潰敗，並丟失了華北、華中大片國土和華南要地，先後有13個省的340余座大中小城市、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落入敵手，使侵華日軍迅速佔領了大半個中國。

與此相反，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遊擊隊在正面戰場潰敗之時，迅速挺進華北、華中和華南敵後，變日軍的後方為前線，廣泛開展遊擊戰爭，創建了世人矚目的敵後抗日根據地。

太原淪陷前，八路軍在華北主要是在戰役上配合正面戰場友軍作戰。1937年9月25日，八路軍第115師主力首戰平型關告捷，一舉殲滅日軍精銳第5師團第21旅團1000余人，取得全國抗戰以來第一個大勝利，沉重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振奮了全國軍民抗戰的鬥志和信心。接著，八路軍第120師、第129師在同蒲路北段和正太路上先後展開交通破襲戰，切斷了敵人的交通線，攻取雁門關，襲擊日軍陽明堡機場，燒燬敵機24架，給敵較大打擊，有力地支援了國民黨軍在忻口的防守戰役，並掩護了他們的退卻。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後，國民黨軍大部潰退到黃河以南以西地區。自此，在華北以國民黨軍為主體的正規戰即告結束，以共産黨為主體的遊擊戰爭上升到主要地位。爾後，八路軍三大主力進一步在山西實行戰略展開。第115師及集團軍總部特務團各一部在晉察冀邊地區，第120師在晉西北地區，八路軍總部率第129師全部及第115師一部在晉冀豫邊地區，分別依託五台山、呂梁山、管涔山、太行山創建了敵後抗日根據地。與此同時，我黨在冀中、冀南、冀東、冀魯豫邊和山東等平原地區，先後領導了人民抗日武裝起義，建立了抗日武裝。從1938年4月起，八路軍各部又逐漸將抗日遊擊戰爭由山區推向冀魯豫平原和察綏廣大地區，開闢了廣闊的華北敵後戰場。

在華中，新四軍各部于1938年4月由皖南和鄂豫皖邊挺進華中敵後、大江南北，先後在蘇南、皖中、豫皖蘇邊等地區開展遊擊戰爭，創建抗日根據地。自1937年9月平型關初戰到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戰場對日軍作戰1600多次，斃傷日軍6萬餘人，1938年敵後戰場抗擊日軍兵力40萬人，佔全部侵華日軍的58.8%，抗擊偽軍7.8萬人，達100%。先後建立了晉察冀、晉西北、晉冀豫、冀魯豫、蘇南、淮南、豫皖蘇邊等大小24塊抗日根據地，與正面戰場在戰略上對日軍形成夾擊之勢，從而使日軍佔領的地區只限于城市和主要交通線上，兵力愈加分散，迫使日軍停止了戰略進攻。對此，美國軍事歷史學家小戴維·佐克和羅賓.海厄姆曾指出；“由於中國共産黨的遊擊隊控制著華北的鄉村，日軍勢力所及只能是鐵路和大城市”。同時，八路軍、新四軍也迅速發展壯大，從出師抗日前線時的5萬餘人，發展到18.1萬餘人，壯大了近4倍。敵後抗日根據地的迅速建立和擴大，構成了對日軍的致命威脅，加快了中國抗日戰爭戰略相持階段的提前到來。這是日寇在佔領武漢後被迫停止對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轉入戰略相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敵後戰場的開闢，形成了獨當一面的戰略格局，打亂了侵華日軍作戰前線與後方的劃分，變戰略內線為戰略外線，變被動為主動，變戰略被包圍為戰略反包圍，形成敵後與正面兩個戰場夾擊日軍的有利戰略態勢。可以想見，如果只有正面一個戰場，那麼日軍就可以毫無顧忌地集中全力於一線作戰，並可以充分利用佔領區的人力、物力資源，實現其“以戰養戰”、“以華制華”的戰略圖謀。這樣，中國抗戰的進程和結局就殊難預料，不堪設想。

敵後戰場在戰略相持階段上升為中國抗戰的主戰場，成為中國抗日的重心所在

1938年10月後，日本帝國主義開始由重視國民黨轉變為重視共産黨，對國民黨採取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政策，企圖分化瓦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在軍事上，日軍停止對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逐漸轉移其主要兵力進攻敵後戰場。國民黨也由抗日之初的比較努力抗戰轉為比較消極抗日，由與中國共産黨合作抗日轉變為積極反共。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通過《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秘密頒發《共黨問題處置辦法》等，是國民黨政府由聯共抗日轉向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標誌。但是，由於在1940年底以前日軍進攻重點仍然對準國民黨正面戰場，先後發起南昌作戰(1939年3月-5月)、隨棗作戰(1939年5月)、第一次長沙作戰(1939年3月-5月)、桂南作戰(1939年11月-1940年11月、綏西作戰(1939年12月-1940年4月)和棗宜作戰(1940年5月-6月)。這6次作戰的規模都相當大，日軍每次投入的兵力均在8萬-10萬人左右，正面戰場投入的兵力至少在20萬人以上。此外，國民黨軍統帥部于1939年調動10個戰區132個師、9個獨立旅，共100多萬人，主動對日軍發起“冬季攻勢”。正面戰場對日軍的進攻仍進行了較為堅決的抗擊，給日軍以較大打擊，共斃傷俘日軍26.3萬餘人，自己也付出了101.9萬餘人的重大傷亡。因而可以説，在1940年以前的兩年裏，日軍還沒有集中兵力對付敵後抗日根據地，國民黨的積極反共政策還難於付諸在軍事行動上，日軍的進攻在客觀上逼迫國民黨必須用主要力量來抵抗日軍，這是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遊擊隊能夠在武漢、廣州失陷後，得到大發展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

從百團大戰後的1941年起，不管是正面戰場，還是敵後戰場，中國抗日戰爭進入了完全的相持階段，敵後戰場開始上升為主戰場。1941年至1943年，國民黨頑固派先後發動兩次大規模反共高潮，尤以“皖南事變”為甚，中國抗戰出現嚴重分裂、倒退的危險；侵華日軍也轉移其主要兵力來“掃蕩”敵後抗日根據地，鞏固其佔領區。從此，中國抗日戰爭的重擔幾乎完全落在共産黨領導的敵後解放區戰場上了。

從1941年-1945年9月，除1944年春日軍重新向國民黨正面戰場作了一次帶戰略性的進攻外，正面戰場只進行了幾次有限規模的局部作戰，其間並沒有其他重大戰事發生。此外，由於日本急欲儘快結束對華戰爭，對國民黨蔣介石採取一打一拉的策略，以促成蔣介石、汪精衛合流，達到“以華治華”的圖謀，因而在蔣介石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影響下，國民黨內的“曲線救國”理論甚囂塵上，導致國民黨軍先後有78萬人投敵(其中將級軍官67名)，充當偽軍，配合日軍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在這樣長的時間內，侵華日軍的主力主要是對著解放區作戰的。

從戰略相持階段至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作戰重心逐漸由中國戰場轉移到南太平洋戰場，對中國戰場採取鞏固其佔領區的方針，對敵後各抗日根據地實行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及特務活動的所謂“總力戰”’，採取連續“掃蕩”、“蠶食”、“清鄉”、“治安強化”以及“囚籠政策”和滅絕人寰的“三光政策”，製造無人區，企圖徹底毀滅敵後抗日根據地。1939年日軍對敵後解放區作戰使用的兵力達54萬人，佔其侵華(不含東北)總兵力的62%，偽軍14.5萬人，達100%。1940年日軍對敵後解放區作戰使用的兵力47萬人，佔全部侵華日軍的58%。

為粉碎日寇的“反掃蕩”，敵後解放區軍民與日軍進行了艱苦的作戰，先後取得香城固、齊會、陸房、梁山等作戰的勝利。1939年冬，晉察冀邊區軍民粉碎日軍2萬餘人的大“掃蕩”，取得殲敵4000余人，擊斃日軍“名將之花”第2旅團長阿部規秀中將的勝利。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以正太路為重點，對華北所有的鐵路、公路及其沿線兩側敵據點進行猛烈破擊，攻剋日軍據點2993個，破壞鐵路470公里、公路1500公里，斃傷俘日偽軍4萬餘人。此役給了日軍以沉重打擊，進一步堅定了全國軍民持久抗戰的信心，對於克服國民黨頑固派的投降危險，爭取時局好轉，都起了重要作用。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八路軍還打退了國民黨頑固派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新四軍先後創建了蘇南、蘇北、皖東等抗日根據地，打開了華中抗戰局面；華南抗日武裝在廣東建立了東江、瓊崖、粵中、雷州半島、潮汕等抗日根據地。自武漢失守至1940年底，敵後解放區軍民共斃傷俘日偽軍近40萬人，在華北、華中和華南敵後建立與擴大了擁有l億人口的較大抗日根據地，主力軍發展到50余萬人。因此，引起了侵華日軍的重視。1940年10月日本華北方面軍參謀長笠原幸雄在一次談話中認定：“華北治安的癥結就是中共”。

1941年至1942年，日軍更加強調集中力量打擊共産黨，使用其侵華兵力70%左右的約40余萬人(不含侵佔東北的日軍)，對敵後各抗日根據地實施“掃蕩”、“清鄉”，企圖消滅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武裝。兩年間，日軍對敵後解放區進行了數千人兵力的“掃蕩”共1322次，1萬人至7萬人兵力的“掃蕩”27次，且“掃蕩”持續時間逐漸延長。日軍鐵蹄所到之處，燒殺搶掠，民房村舍盡成灰燼，男女老幼慘遭殺害，敵後抗日根據地遭受嚴重摧殘。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武裝採取“敵進我進”、主力兵團地方化、地方武裝群眾化的作戰方針和精兵簡政、發展生産、減租減息等十大政策，對日軍實行反“掃蕩”、反“清鄉”、反“蠶食”的鬥爭，與日偽軍作戰4萬餘次，斃傷日偽軍27萬餘人，打退了敵人的進攻。雖然敵後解放區人口由1億減到5000萬以下，軍隊由50多萬人縮小到30多萬人，根據地縮小了六分之一，但終於堅持了敵後抗日根據地，消耗和鉗制了日軍大量兵力，從戰略上支援了太平洋戰場上美英軍隊的對日作戰。到1943年冬美英軍在太平洋戰場上對日軍轉入戰略反攻時，敵後解放區戰場還抗擊了佔侵華日軍58%的約35萬人、偽軍90%的約73.5萬人。

特別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轉入戰略反攻的1944年，國民黨軍在日軍打通大陸交通線的作戰(一號作戰)中，全線大潰敗，丟失了豫、湘、桂等省大部和洛陽、長沙、桂林等146個大小城市。而華中、華北、華南敵後戰場解放區軍民則已普遍向日偽軍展開局部反攻，殲滅敵人，收復失地，把日偽軍進一步壓縮到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附近。

由於敵後戰場所進行的是真正的人民戰爭，因而敵後戰場軍民是中國堅持持久抗戰的臺柱子、爭取勝利的生力軍。正如朱德所説：“如果沒有解放區戰場，又如果沒有解放區戰場這種與敵相持的鬥爭，如果解放區戰場不能在最困難的條件下長期堅持下來，那麼敵人就會長驅向西南、西北進攻，而國民黨的反人民的政治機構及其軍隊，則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會有什麼相持階段，抗日戰爭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設想的了”。

敵後解放區戰場是中國抗日戰爭大反攻的戰略出發地和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戰略基地

由於解放區軍民長期的浴血奮戰和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建設，為大反攻準備了相當雄厚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敵後解放區戰場處於打擊日寇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戰略據點，淪陷區的大中城市、鐵路、公路交通線均在敵後戰場的包圍和控制之下。從1943年秋起，敵後解放區戰場轉入恢復、發展，並向日軍佔領的城鎮和交通線展開在地域上此起彼伏，規模上由局部攻勢向全面反攻過渡，作戰形式融運動戰、陣地戰和遊擊戰于一體的戰略反攻形態，迫使侵華日軍無法再從中國戰場抽調兵力到太平洋戰場，從而支援了盟軍在太平洋戰場上對日軍的戰略反攻。對這一點，連當時日本華北方面軍也不得不承認，中共軍隊“為了策應盟國方面的攻勢，在軍事、政治、思想各方面，再次開始積極的行動，並得到多數民眾的同情，從而迅速擴大了勢力”。中共勢力是“華北治安最大之癌”，並叫囂“剿滅中共勢力是為了適應大東亞決戰的要求，乃是當前急務”。

1945年，敵後解放區戰場不斷擴大對日軍攻勢作戰的規模，同時以一部主力向河南、湘粵贛邊、蘇浙皖邊進軍，開闢新區。經過1945年的春季、夏季大規模攻勢作戰，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武裝共收復縣城70余座，殲滅日偽軍40余萬人，基本上掃清了敵後根據地內的日偽軍據點，把日偽軍壓縮到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線上。此時，侵華日軍69%和偽軍95%的兵力，仍為敵後解放區戰場所抗擊，而國民黨正面戰場所擔負的不過是日軍31%和偽軍5%的兵力而已。正如日本歷史學家們所指出的：“八路軍、新四軍等中共部隊以及它所領導的民兵遊擊隊，已經代替國民黨軍而成長為抗戰的主力了。事實上，這一時期的國民黨軍幾乎退出了抗日陣線而主要從事反共，同時還相繼出現了投降者。因此，日軍的作戰完全以消滅解放區和‘掃蕩’共産黨軍為目標了”。

由於敵後解放區軍民積極對日作戰，至1945年春夏，根據地發展到19塊，人口有9550余萬人，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武裝發展到91萬餘人，民兵發展到220余萬人，為最後戰勝日本侵略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杜魯門在回憶錄中曾寫道：“中國抗戰後期，蔣介石的權力僅限于西南一隅，……長江以北連‘中央政府’(即指國民黨政府)的影子也沒有。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並同時進軍我國東北。9日，毛澤東發表《對日寇的最後一戰》的聲明，號召中國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舉行全國規模的反攻，配合蘇軍和其他盟軍作戰，徹底打敗日本侵略者。10日-11日，朱德總司令連續發出七道命令，令各解放區部隊向本區一切敵佔交通要道城鎮展開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武裝隨即向華北、華中和華南日軍佔領的主要交通線及城鎮據點展開猛烈攻擊，發起了全面反攻，打擊和牽制了日軍駐關內的大量軍隊，使其不能支援東北關東軍，從而保障了蘇聯紅軍殲滅關東軍的遠東戰役的勝利進行。同時，八路軍和新四軍各以一部兵力迅速挺進東北，同東北抗日聯軍一起，配合蘇軍作戰，迅速解放了東北全境。由於日偽軍在蔣介石的命令下拒不向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繳械投降，致使敵後解放區軍民的大反攻作戰，一直持續到日軍早已投降的1945年底。據不完全統計，自8月9日至12月底，我軍共殲敵35萬餘人，攻克縣城以上城市250余座，繳獲槍支24萬餘支，輕重機槍5000余挺，各種火炮1300余門，收複國土31.5萬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800余萬，取得了戰略反攻的重大勝利。

在全面抗戰的8年中，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敵後解放區軍民對日偽軍作戰共125,165次，斃傷俘日偽軍1,714,117人(其中殲日軍527,422人)，繳獲長短槍682,831枝、輕重機槍1.1萬多挺、各種火炮1852門，收複國土104.8萬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55億。同時，敵後解放區軍民也付出了重大犧牲。據不完全統計，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遊擊隊共傷亡584,267人，為中華民族的解放和獨立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敵後戰場能夠開闢、鞏固和發展，並逐漸上升為中國持久抗戰的主戰場，能夠始於劣勢，終於後勝，主要是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實行了正確的戰爭指導和全體軍民浴血奮戰的結果。其一，實行一條全面全民族的即人民戰爭的抗戰路線。其二，執行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及其作戰原則。其三，實行正確的政策，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組織各種群眾抗日團體，充分調動和發揮廣大人民群眾抗戰的積極性、創造性。其四，實行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遊擊隊三結合的武裝力量體制。總之，敵後戰場的抗戰，是偉大的真正全面的人民戰爭，其抗戰的極端英勇，其對待受苦難的極端堅忍，其犧牲的極端壯烈，完全代表了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完美體現，寫下了中華民族在抗戰中最壯烈不朽的史詩。 (作者：軍事科學院劉庭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