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洪水未釀大禍，並不能掩蓋上下游間對於治洪方略的意見之爭甚而各行其是。同飲一江水，上下游、左右岸當如何協調，這一古老的問題仍在尋求答案

西江，珠江三大水系中集雨面積最大，其流量僅次於長江而位居全國第二，歷來是下游廣東防洪最大的心腹之患。

西江幹流全長2214公里，穿越雲南、貴州以及兩廣地區，落差2130米。其間落差的大部分在廣西境內。

而梧州，正處於三江匯流、兩廣交界的節點。

作為廣西的“水到府戶”，梧州正處於廣西水系這棵大樹的根部。

梧州：防與不防之爭

梧州自建埠以來洪災頻繁，河東市區即使是10年一遇的洪水也有54%的人口受淹。1900年以來，平均每1.4年受災一次，“三年兩澇，五年大澇”。

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員會副主任王秋生説，90年代以前，西江沿線眾多城鎮農村，即使有少量堤圍，也只達到抵抗五至十年一遇洪水的水準。另一位廣東水利專家稱，實際可謂是“不設防”。

而另一方面，梧州開埠兩千年來，水患始終不斷，但始終未因洪水傷亡一人。在觀念上，梧州人始終沒有建壩防洪的傳統。民間更是戲稱，人與洪水“和諧相處”，往往是水來人走，水退人來。

一個頗為獨特的現象是，這裡的人修房子都是修兩三層,一層和上層分設兩條電路,下面淹了上面照樣可以過日子。很多家庭都自備舟船，一遇洪水借此代步。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梧州城市中心開始西移，規劃建設河西區。河西區成為梧州的主要工業基地。

1987年，梧州市被列為全國首批25個重點防洪城市之一，梧州不設防的歷史開始改變。

在河東區防與不防的問題上，兩省區(廣東、廣西)一委(珠江水利委員會，以下簡稱珠委)之間卻始終存在著爭論。

在1986年珠委的《珠江流域綜合利用規劃報告》中，規劃河東區不採用工程防洪。

此後，河東經濟也日益發達，梧州市認識到河東也淹不起了，於是決心要建河東堤防。1993年7月，由珠委設計院編制的《廣西梧州市防洪工程補充規劃》，首次提出了河東區築堤防洪的規劃。

然而，就在第二年的6月，梧州即遇到了在水位史上70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城市95%的街道被淹，損失達24.8億元。之後河東區6～8月斷續被淹5次，為洪水所困擾長達兩月有餘。

據廣西官員回憶，當時鄒家華副總理在梧州視察水情期間，嚴厲批評了梧州市的防洪規劃，要求水利部門儘快拿出長短結合的方案整治梧州沿江堤段。7月，朱基總理親臨梧州，特別強調梧州河東一定要設防。

1994年8月，《廣西梧州城市防洪規劃修訂報告》將河西、河東片列入近期工程(至2000年)，按50年一遇設防標準。

同年12月，珠委向水利部提出初審意見：基本同意河西、河東兩片列為近期工程。

珠委的這句“基本同意”並未平息河東設防之爭。據參與其中的梧州市水利局總工程師吳若峰介紹，關於梧州河東防與不防的問題，水利部聽取了兩廣專家以及珠委的意見，但三方意見始終不一致。

珠委傾向於儘快開工幹流控制性工程大藤峽水利樞紐，但這個短期內難以實施的計劃顯然解決不了眼下梧州的防洪問題。

而廣東的專家認為，梧州水位變幅很大，平時枯水期水位僅2～3米，與洪峰期間26米的水位相比，變幅竟達23米。造壩等於給舊城圍了一堵墻。且梧州的城市中心正在西移，花大錢給河東建壩，是否考慮過經濟效益？他們還擔心，上游築壩，將增大下游的防洪壓力。

大堤的建與不建討論了5年，期間梧州又發生了1998年洪災，比1994年更為兇猛，河東全城被淹。

這一次，驚動了溫家寶，溫總理視察之後提出，梧州河東一定要設防，要在上游搞控制性工程，梧州以下不好搞。

2000年，河東堤工程開工，但珠江委設計院提出，鋻於河東防洪堤投資較大，資金籌措困難、工期較長等實際情況，第一期的設防標準為10年一遇，漫頂水位25.12米。以後逐步提高。

2004年，河東大堤建成完工，一年之後，百年一遇的洪水不期而至，河東區被淹。

兩廣築壩競賽

梧州，以其在西江的中樞地位，其安與危、棄與防，不僅關乎自身，更關乎下游珠三角。

由此折射出更複雜的關係：下游富甲中國的廣東，與上游較為貧窮的廣西，當如何協調而同舟共濟？

西江、北江和東江匯聚的珠三角，以全國國土面積0.1%，和珠江整個流域面積的不足10%，卻創造著全國GDP6%以上，被稱為“淹不起的地方”。

於是，這裡是全國“嚴防死守”的重點。珠江流域的12000公里堤圍，大部分築于廣東。

但以廣東的富庶，仍不能使珠三角免於水患。特別是90年代以來，1994和1998兩次洪水，震驚了全國。

對此，珠委副主任王秋生對本刊説，西江流穿數省，抗洪防汛並不是一省之事，而是牽涉上下游左右岸。

90年代以前，廣西段的不設防，客觀上有利於洪水外泄，洪水期間減緩了下游廣東的壓力。

但“94洪水”和“98洪水”之後，國家和廣西決意加強兩廣堤防建設，保護了西江沿線城鎮鄉村的安全。本次雖遇百年一遇水災，但生命和財産損失小于1994年和1998年，即有堤防之功。

但另一方面，堤防也減少了河道兩岸的滯蓄容積，迫使洪水歸槽下泄，增加了下游的抗洪壓力。

“大堤修建後，河道被牢牢固定，洪水無處泄洪，水位自然升高”，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防洪減災所副所長譚徐明説，“汛期內洪水每升高一公分，都將對堤防和下游加倍疊加壓力，所謂‘頭頂一盆水’，指的就是大堤和水庫的潛在危險”。

這一後果在本次洪水中得到體現。王秋生説，這次梧州以上的大湟江水量僅30年一遇，而梧州以下卻達到超百年一遇，堤防建設致洪水歸槽是原因之一。

王秋生分析，其弊一是堤防加劇了洪水歸槽；二是堤防越高風險越大；三是從經濟角度來看，全線築堤也未必是最合算的。

水利史專家譚徐明説，戰國時期，黃河上游秦朝之堤防就令其下游國家韓、魏深受其害，為防韓魏襲擊堤防，秦朝甚至派重兵守衛。

2000多年前的往事，不同程度地在兩廣之間重新上演。珠委官員向本刊證實，廣西加高堤防之後，下游廣東的一些地方也被迫提高了堤防標準。這被珠委水文局副總工程師姚章民稱為“築堤競賽”。珠委擔心，“受洪水歸槽影響，部分下游河段可能陷入‘加高提防 洪水位上升——再加高提防的惡性迴圈。”

中國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防洪減災所副所長丁留謙批評説：現在哪個地方有錢，就自顧自地修了堤防，卻不肯考慮流域的整體利益。

“作為防洪一線的堤防，中國的規模已是世界之最，今後再加高培厚已無太多餘地”，中國水利史研究會會長周魁一教授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水利工程應該通盤、綜合考慮，否則，再堅固的工程也不是完全無害的”。

上下游如何唇齒相依

按照珠委的總體規劃，珠江流域應採取“上蓄、中防、下泄”的治水方略。三者缺其一不可。

地處下游的廣東，能做的只能是築堤保安全，以及疏通入海口，保證洪水安全下泄。而另兩項措施，中防(築堤)和上蓄(興建調控水庫)，在西江則需仰仗于上游的廣西的配合。

在珠委看來，在上游修建控制性水利工程，堤庫結合，方可確保廣州市和珠江三角洲重點地區的防洪安全。

目前，富裕的廣東已將其境內的北江、東江上的水庫全部建成，但規劃在廣西境內修建的水庫卻進展緩慢。目前，雖然位於西江上游紅水河的龍灘水利樞紐，因其有發電效益而較早開工，不久後即蓄水，但沒有下游水庫的配合，其調蓄作用難以發揮。

這樣一來，處於下游的廣東境內140多公里的西江防線，只能靠高築堤防禦。

按照規劃，需待西江幹流另一座關鍵性控制工程——大藤峽水利樞紐建成後，與龍灘聯合調度，可將西江梧州站100年一遇的洪水削減為50年一遇；遇梧州100年一遇洪水，結合下游西江滯洪區和北江上水庫的調度運用，可西北江珠三角重點城市和重點堤圍的防洪標準由50年一遇提高到100-200年一遇。

但這個提議于50年代，規劃于80年代的水利樞紐，至今仍停留在編制項目建議書的階段。王秋生説，除了財力不逮的因素外，兩廣的意見之爭是焦點問題。

廣東方面認為，應在現有規劃基礎上加大壩高和庫容，這樣可以減輕下游的壓力。

而在廣西看來，這個總投資200個億的項目，淹沒影響6個縣的14個鄉，總人口54000多人，其中移民搬遷近5萬之眾。

上游淹地，下游受益。廣西方面要求在現有規劃基礎上減少壩高和庫容，以減少淹沒損失和移民數量。

上下游之爭，使得本可雙方受益的項目延擱至今，雙方只能以築堤競賽來免於洪患。

珠委人士認為，西江上下游的協調問題應該引起重視了。這不僅體現在抗洪上，也體現在抗旱上。王秋生舉例説，過去的三年珠江流域連續大旱，上游來水減少，致海水鹹潮內侵。國家下達了“壓鹹補淡”的命令，需要上游諸省向下游放水。但上游省份提出，將如此珍貴的水放給廣東，廣東是否該給點補償？而廣東代表則反唇相譏：汛期你們將洪水下泄，是否也該給廣東補償？

這段插曲當然沒有影響“壓鹹補淡”的成功實施。但上下游、左右岸的關係，已並非僅用行政命令就能定論，而需要建立規範的協調機制與合理的利益補償機制。但王秋生説，這在珠江諸省區間，仍然是一個空白。

珠委的水利官員們則寄望，2005這年這場洪水，能促進大藤峽的開工，也能促進流域協調機制的形成，以改變歷來沿江省區“鐵路警察，各管一段”的狀況。

一個信號是，珠江流域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的成立已獲水利部的首肯，進入籌備階段。

“珠江洪水之後，政府的治水思路想必會有新的變化”。6月26日，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辦公室(以下稱國家防總)王姓處長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他説這番話的根據是國家治水思路的兩次變化，它們分別發生在1998年長江流域大洪水和2003年淮河流域洪水之後。

(王剛 唐建光 楊中旭)(黃衛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