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如注，一片汪洋。水位猛漲，抗洪緊急。于廣東來説，西江流域苦逢40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封開、德慶、高要全線告急，兩岸部分村莊已成澤國；東江一線河源、新豐已有多人遇難於水禍，山體滑坡、路基坍塌、危機四伏，京九鐵路受阻；而西江北江洪水可能匯合而至，珠江水則已經因為水位高居開始出現回流倒灌，廣州城內大水浸街，交通癱瘓……遭逢此情此景，廣東相關河段軍民正奮力抗爭，力求把損失減到最小。

這樣的危機，這樣的場景，這樣的災難，這樣的損失，在量級上被醒目地標識為“百年不遇”、“千年一逢”，然則我們其實並不陌生，因為就在這短短的一二十年內，1991年，1996年，1998年，2002年，2004年，這百年千年之災已經多次光臨中國，不是此江便是彼河，不是南澇便是北澇，甚至南北同發大水，舉國共憂汛情。而在3000年的歷史裏，幾大水系流域的中國人，更是與這水禍糾纏不止，搏鬥不休。在這個不斷治水的國度裏，在這個一脈相承的線索裏，今天的洪水猛獸也許會來勢更兇，但斷斷不可任之為禍也更烈，因為強大的社會動員機制與先進的科學技術，理當為緩減天災提供了工具，而現代政府的職責與“人命關天”的價值觀，更應當可以杜絕掩在天災之下的人禍。

但我們未必可以如此樂觀。遠者如黑龍江沙蘭鎮上百小學生命喪洪水，天災之下的人禍因素愈挖愈多；近者如西江上游的廣西梧州，防洪大堤終究未能攔住江水，河東城區已遭沒頂，該市水利局長則因執行“抗洪救災指令不堅決，貽誤戰機”被停職。而在一次次滔天洪水過後，理當痛定思痛而修建穩妥的防洪設備，總是一次一次地在“超越歷史紀錄的汛情”面前頻頻告急呼救——甚至出現河流兩岸對壘臨時子堤、相互盼望對岸先潰以泄水勢的場景，令人惶恐之下更該痛心疾首。

美國已故總統肯尼迪曾經説過:“誰能解決水的問題，誰就應該得諾貝爾和平獎和科學獎。”中國水患深重久遠，未必要為什麼和平獎與科學獎而發奮努力，但“歷百劫未盡功”的憂患意識自是應當不遑多讓的——只有憂患意識須臾不離，才能有未雨綢繆的投入，才能有人定勝天的方法，才能有謹履職責的官員，才能有同心協力的成績，最終才能有盛世治水的氣象。

在這一點上，曾經屢屢遭遇水災的荷蘭人可為我師。居住在低地之國的荷蘭人，對水患始終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每次洪災之後，都有專門的調查分析與治理方案爭鳴，其後及至風調雨順之年，相關準備亦不停頓，最終為了長遠和整體的國計民生，荷蘭人知難而上，對所有的水利工程都確定了相當高的標準，十年一遇，百年一遇，統統不被採納，內河堤壩的防洪能力乃是1250年一遇，而防海大壩更是驚世駭俗，防洪標準高及萬年一遇。滅世洪水沒有再現，但荷蘭人的“諾亞方舟”卻已建成。他們的辦法當然未必適合其他國家的情形，但他們的努力與成績告訴世人，對於天災不去努力想辦法降服，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人禍。

而我們的憂患意識是否足夠？我們對於防洪治水的智與力的投入是否足夠？在這場已經到來而且必將持續一段時日的洪澇之災面前，廣東省上下動員、積極調度、緊張應戰，自然會有值得稱許的成績涌現。不過居安思危，而危時思安，待得這短兵相接的搏鬥之後，但願主流聲音不是急著去慶功評獎，我們懸起的心也不要急著先放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