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與中美關係

——在紐約出席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午餐會上的講演

（2005年6月13日）

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 鄭必堅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兩年前，我曾在貴國作過一次關於論中美關係的機遇的講演。很高興今天又有機會再就這個問題談些看法。各位知道，現在，國際輿論的熱點之一，是關於中國的和平崛起問題；美國朝野和各大智庫關注的焦點則是中國和平崛起會不會威脅美國的全球利益問題。對此，我想在《中國和平崛起新道路與中美關係》的總題目下，談四點看法。

一、嚴峻挑戰與戰略抉擇

上個世紀70年代末，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在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時，就選擇了一條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來維護世界和平的道路，這就是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其實質，就是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繫而不是相脫離，獨立自主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在這條道路上已經走了25年，還要再走45年，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達到世界中等發達國家水準，就可以算是崛起了。

我們清醒地認識到，一個13億至15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和平崛起，決非易事。特別是在21世紀上半葉，我們既面臨“黃金髮展期”，又面對“矛盾凸顯期”。説矛盾凸顯，就經濟和社會發展領域而言，帶根本性的就是三大挑戰：

第一個是資源特別是能源的挑戰。中國每人平均資源佔有量，在全世界排在後列，但是，由於發展速度快而科技和工藝總體水準低，中國製造業的單位和總量的資源消耗包括能耗，卻排在世界前列。再加上隨著世界製造業向中國大規模轉移，也帶來一定程度的“能耗轉移”，就使得資源特別是能源的短缺，成為困擾中國和平崛起的一大難題。

第二個是發展環境特別是生態環境的挑戰。中國在快速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所出現的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狀況惡化、資源耗費巨大而回收率低等問題，已成為中國經濟保持可持續發展的瓶頸，同時，這也是中國領導層提出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背景。

第三個是在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過程中一系列兩難問題的挑戰。比如，既要使GDP持續快速增長，又要加快社會建設步伐；既要加快技術進步和産業升級，又要擴大社會就業；既要保持東部地區的強勁發展勢頭，又要促使東中西部共同發展；既要推進城市化，又要從各方面反哺農村；既要注重公平、縮小差距，又要保持活力、提高效率；既要擴大吸引外資，又要優化引資結構；既要以市場換技術，又要增強科技自主創新；既要深化各項改革，又要保持社會穩定；既要推進市場競爭，又要關心困難群眾的生産生活問題，等等。解決這一系列兩難問題，都不能只顧一頭，不顧另一頭，而是要求有一系列的統籌兼顧，實現又快又好的發展。

面對21世紀上半葉的三大挑戰，我認為，中國政府的應對之策可以歸結為三個超越，也就是三大戰略：

第一個大的戰略，是超越舊式工業化道路，繼續推進新型工業化。近代産業革命以來，全世界用了250年時間，才使15億人口進入工業化社會。而中國卻要從新中國成立到本世紀中葉的100年間，把15億人帶入工業化。顯然，不讓這麼個人口大國跟上人類文明前進的步伐而發展起來是不可能的，而發展再要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舊式工業化道路也是不可能的。所以，中國下決心要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第二個大的戰略，是超越世界近代以來後興大國傳統的崛起之路和以意識形態劃線的冷戰思維，繼續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中國不走一戰時的德國、二戰時的德國和日本那種以暴力手段去掠奪資源和謀求世界霸權的道路；也不走二戰後那種冷戰對峙、稱霸爭霸的老路，這就既超越了舊式工業化道路所必然帶來的爭奪資源大拼殺的舊路，又超越了由於意識形態差異而拒絕和平、發展、合作的冷戰思維。我們勇敢地實行改革開放，即在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繫而不是相脫離的進程中，通過學習、借鑒乃至引進人類文明的各種有益成果，獨立自主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走向崛起。

第三個大的戰略，是超越不合時宜的社會治理模式，繼續致力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面對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出現的活力與失范並存、效率與失衡同在的新情況新問題，中國領導層著眼于構建政府調控機制同社會協調機制互聯、政府行政功能同社會自治功能互補、政府管理力量同社會調節力量互動的社會網路，來提高執政水準、改進社會治理。目前，中國政府的職能在逐步轉變，順暢的社會流動機制、合理的利益協調機制、安全的社會保障機制、有效的矛盾疏導機制在積極建立，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準在不斷提高，和諧社會在進一步發展。

中國在21世紀上半葉的這三大戰略，其著眼點就是要引導13億至15億中國人，在應對風險和挑戰中，全民奮起、艱苦創業，在同世界的互利共贏中使自己的日子過得好一些，對人類的貢獻大一些。歸結起來，堅持這三大戰略，就是要堅持和平與和諧，對外是和平，對內是和諧。這就是我們所理解的中國和平崛起，這也就是我們所説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二、立足當前與放眼長遠

中國要成功地應對“三大挑戰”，有效地實施“三大戰略”，真正實現和平崛起，決不是五年、十年、二十年就可以完成的，而是要一直奮鬥到本世紀中葉才可以大體幹出個眉目來。中國政府已科學地規劃了在21世紀上半葉分三個階段的奮鬥目標，這就是：到2010年，使國內生産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到2020年，再翻一番，每人平均國內生産總值達到3000美元，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在此基礎上，再繼續奮鬥幾十年，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在這個大的規劃框架之下，中國有關政府部門和研究機構，正圍繞應對三大挑戰，著眼于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和節約優先來解決資源和環境約束，著眼于推進和諧社會發展，在分門別類地積極研究和制定近期、中期和遠期的能源發展戰略，環境發展戰略，人口及應對老齡化戰略。比如，就以能源來説，過去20年中國以能源消耗翻一番支撐了GDP翻兩番，資源平衡大體立足於國內。未來20年要實現GDP再翻兩番，能源如何平衡，如何開源，如何節流，如何走節約型發展道路，都已提上議事日程。

這些奮鬥目標的制定，遠景規劃的研究，一個重要的依據就是中國所具備的優勢和基礎。在談到這些優勢和基礎的時候，我想提請各位注意，中國在21世紀上半葉實現更廣大地開源的幾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生長點：

比如，中國東部沿海具有蓬勃生機和發展活力的城市群，也包括中西部地區正在興起的一批中心城市。它們是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主要動力源，是中國參與全球分工和競爭的主要製造業和物流中心，是中國最大的農村富餘勞動力的吸納地，是先進生産力、先進文化和國際經驗的集聚地。未來中國中等收入階層的進一步擴大，以及對國內外市場日益增長的需求，將主要來自這些地區。

比如，具有改變自身相對貧困狀況強烈願望的廣大農村勞動力。他們既是中國産業工人的後備軍，也是用工業文明改造貧困鄉村的生力軍。在注意培訓的條件下，今後他們將以每年近千萬的數量愈益有序地進入城市，這一方面將為城市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新的生産力，並不斷創造新的市場需求，另一方面又將極大地改變中國農村的落後面貌。

比如，由改革開放而迸發出來的勞動、知識、技術、管理和資本等各種要素的巨大活力。中國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這不但可以充分釋放國有資本的發展活力，不斷推進新型的集體和合作經濟，而且可以持續吸引海內外各類投資者，包括中國大陸的民間資本，香港、澳門、台灣地區的資本，以及國外資本在我國的創業活動，有利於形成促進生産力極大發展的創業機制，有利於容納龐大的就業人口。而且，中國高素質的企業家隊伍和各類高科技和高技能人才隊伍也從中不斷發展壯大起來。

此外，還要強調一點，實踐已經證明，中國興旺發達並在21世紀實現和平崛起的帶根本性的不竭動力，是創新。包括理論創新、科技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其他各方面的創新。

三、國際經驗與中國特色

中國作為後發現代化國家，極其需要學習借鑒國際經驗，這是中國和平崛起內在的、長期的、客觀的需要。同時，中國在和平崛起進程中，在讓13億至15億中國人過上現代化生活的過程中，又要著眼於以自己為主，來解決自己的問題和消化自己的難題，包括消化中國在走向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始終面臨的超大規模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問題，以及資源、環境問題等等。這就是説，中國的現代化一定要有中國特色。

比如，在能源問題上，中國人將努力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節約型道路。現在美國每人平均年消費石油25桶，而中國每人平均消費不到1桶半。如果中國人不顧自己的條件，異想天開地做起了“美國夢”，那我們的能源需求對於世界來説，就好比“獅子大開口”，那就會首先給自己，同時也給人類帶來沉重的負擔和麻煩。

又比如，在農村富餘勞動力的轉移上，我們將逐步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中國農村勞動力有5億多人，其中富餘勞動力除已進城務工的以外，今後20年大約還有兩億多人需要轉移出來。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人不能做“歐洲夢”。歐洲在近代歷史上，總共有6000多萬人走到世界各地，到處建立殖民地，改變了世界版圖。中國如果也這樣幹，那豈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黃禍”嗎？！21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人，只能在自己的國土上，通過城市、農村的協調發展，通過引導相當多的農村富餘勞動力在不喪失土地的條件下，在城鄉之間有序流動，來解決這個世界級的大難題。

再比如，在勞動力培訓問題上，我們要逐步探索建成以廣大農村人口就業培訓為最大特徵的中國特色的學習型社會，保證數以億計的農村人口，首先是農村青年，受到品質不斷提高的職業培訓，提高就業和創業本領。在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問題上，我們將探索中國特色的地區協調發展型社會，就是在繼續發揮東部沿海三大城市群發展活力的同時，實行振興東北、中部崛起和西部大開發。

歸結起來，中國作為後發現代化國家，學習國際經驗要從中國國情出發，發揮中國特色要從時代條件出發，要始終堅持走自己的路，堅持“四個不能學”，這就是：第一，那種通過發動大戰去掠奪別國資源的野蠻行徑不能學；第二，那種熱衷於輸出意識形態、輸出自己價值觀念的冷戰思維不能學；第三，那種在工業化過程中，大量消耗人類不可再生資源的掠奪式經營不能學；第四，那種向外大量移民、到處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擴張行為不能學。我們這個民族在近代以來的100多年中吃過許多苦頭，我們的體會是：一切損人利己或損人不利己的事情，我們都不做，這就叫做“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朋友們從以上的介紹中可以看到，中國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決不只是對外方針，而是對內對外方針的統一；決不只是經濟的增長，而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統一；決不只是科學技術的創新和經濟體制的變革，而是市場經濟、民主政治、科學文化包括人口素質變革的統一。或者再説得徹底一點，就是中國社會在21世紀上半葉的又一次偉大變革和偉大改造！這樣重大的歷史任務，實在夠我們中國領導層和最廣大人民，在今後幾十年內，很忙很忙的了。我們只能集中力量幹好這一件事，根本沒有精力也從來沒有想過要去威脅任何人。

四、中美關係的四個戰略機遇

兩年前，我就在這裡説過，不要把中美關係看成“外力推動型”，似乎冷戰時期爭霸世界的“北極熊”和策動“9·11”的本·拉登，才是中美關係的“粘合劑”。一旦那個“北極熊”消失了，恐怖主義威脅基本擺平了，中美關係就又要出問題了。這種把中美兩國關係的發展完全寄託在“外力推動”上，豈不是太可悲了？！有人説，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搞鷹派外交、持久冷戰和損人利己。這是在用老眼光和舊理論看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很欣賞我的老朋友布熱津斯基先生不久前在卡內基基金會談論中國和平崛起時的一個説法，“當理論被證明不符合現實的時候，理論就應該修正。”同樣，我也很欣賞曾在布魯金斯學會工作過的理查德·哈斯的話, 他説“中國只向世界輸出電腦，而沒有輸出革命，也沒有輸出意識形態。”這些清醒的聲音值得歡迎，值得肯定。因為，這是從事實出發，而不是從概念出發。我認為，無論從當前還是從長遠的觀點來看，中美關係都具有相當廣闊的“同步發展空間”和發展機遇。

中美關係的第一個機遇，來自全球化時代兩國利益的深度捆綁和互有所求。正因為這樣，中美貿易額才從上世紀70年代末的5億美元發展到今天1,700多億美元規模，同時，中國又將自己6,600多億外匯儲備的70％以上購買了美國國債，這就使中美雙方形成了輕易拆解不開的利益共同體和利害共同體。也正因為如此，才確保了兩國之間的貿易摩擦不至於動不動就情緒化和政治化。如果美方能夠本著“非政治化”的原則來處理兩國經貿問題，中美經貿關係必然會贏來又一次大發展，而絕不會是又一次大倒退。

中美關係的第二個機遇來自隨著非傳統安全威脅上升所帶來的“大國合作”的新安全觀。我同意布希總統、賴斯國務卿一再強調的一個觀點，“當今世界，大國之間發生戰爭是不可想像的”。今天，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成為我們共同的主要威脅和兇惡敵人。我們完全有條件在戰略安全領域進一步展開深度合作。關鍵是建立戰略互信。在這裡，我想特別強調的是，中國對於美國在亞太地區各種形式的存在，包括軍事存在，採取的是尊重歷史和兼顧現實的務實態度，對東亞共同體所啟動的亞太一體化進程也秉持“開放的多邊主義”立場。那種認為中國要把美國擠出亞太的説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主觀臆造、惡意挑撥。

中美關係的第三個機遇來自兩國重視處理地區熱點問題和維護國際秩序的共同努力。亞太地區是中美共同發展的舞臺。但這個地區冷戰加熱戰，很不安定。因此，中美既面臨清除冷戰遺産的歷史任務，又面對避免熱戰發生的現實挑戰。中美兩個大國如果能從這樣的大視野看問題，就有可能排除“中國在搞亞洲版門羅主義排擠美國利益”這樣的思想干擾，務實地攜手解決現實衝突、思考未來佈局，在兼顧各自利益的基礎上謀求共生、共處、共同發展與共同和平。至於在維護國際秩序的穩定和共同推動國際秩序的改革方面，中美兩國更加義不容辭和責無旁貸。我們應當以開放的胸襟共同探索新的國際經濟、金融、政治、安全機制。

中美關係的第四大機遇來自中美兩大文明的共存與交匯。我們認為，全球化時代不是“文明衝突”的時代，而是文化交流的時代、文明和諧的時代。現在，中美在文化資源和文化産業方面的交流與合作，已成為中國文化市場興起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美國來説，深入了解中國文化也日益成為兩國和諧相處的重要基礎。我聽説，猶他州一位州長候選人在競選時承諾，一旦當選他保證在每個公立學校開設漢語教學。美國最近興起的“漢語熱”、“中國文化熱”，以及我們剛才提到的美國參議院兩位議員最近關於加強兩國文化交流的提案，都預示著21世紀上半葉中美兩國的文化交流將出現一個前所未有的嶄新局面。目前，中美教育、文化、科技交流方興未艾，奧運合作、防治艾滋病合作也有聲有色。雙方還在抓緊落實美國開放中國公民旅遊的協議。中美文化合作的前景非常光明！

我還想強調，機遇不是等來的，而是共同創造出來的。前不久，一位美國前政要對我説，中美兩國如果加強合作，21世紀將是非常美好的世紀，反之，中美關係如果發生倒退，21世紀對兩國和世界來説將是非常糟糕的世紀。我很贊同這一觀點。中美兩國關係在21世紀的新發展，需要兩國政府的共同努力，正所謂“一個巴掌拍不響”。因此，在這裡，我想對美國朋友們説，希望你們在如何看待中國崛起和如何發展中美關係上，也要實現“三個超越”：一是超越以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劃線的冷戰思維，因為用這種思維看問題，很容易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中國共産黨發生戰略誤判；二是要超越以價值觀劃線的“文化優越論”，因為當代世界已是多種文明長期共存、不同文化相互激蕩的新時代；三是要超越後起大國必然挑戰現存霸權的傳統理論，因為它解釋不了中國和平崛起的新道路和中國的崛起是維護世界和平堅定力量的新現實。

最後，我想用中國兩位偉人的話結束今天的講演。一位是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他在上個世紀50年代説過：“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一位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他在上世紀80年代説過：“中美關係終歸要好起來才行”。我想把這兩段睿智的哲人語言敬獻給今天到會的美國朋友，希望你們能夠認知它、傳播它，也希望你們對中國和平崛起所抱的態度是接受它、歡迎它！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