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平崛起需要有若干長期和基本的“平臺”，它們有些是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性質的，有些則遠不止如此。

可以設想的第一大“平臺”，在於在盡可能長的時間裏建設、維持和發展中美兩國間較為穩定的戰略、外交和經濟協調關係。鋻於當今全球和東亞國際權勢的根本結構，中國在和平崛起的整個歷史時期內全局性對外關係的重中之重必然是與美國的關係，不管這關係的基本狀況如何。要在決不犧牲中國最根本利益（並且只是最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爭取通過盡可能建設、維持和發展中美協調性關係來防止中國崛起的過大阻力甚或過大風險，同時關鍵性地拓展中國安全和發展的多方面空間。

可以設想的第二大“平臺”，在於中國至少參與主導的多個亞洲次區域多邊安全體制，連同同樣是亞洲次區域的多邊經濟合作體制。可以説，中國和平崛起的首要舞臺將始終在亞洲，尤其是東亞，其次是中亞和較小意義上的南亞。在這些地區逐步構建多邊體制是為經久地緩解甚或逐漸消除中國處於其中的多項“安全兩難”所絕對必需，也是為創造、開發和利用增進中國的中長期性經濟、政治和戰略影響的機會所絕對必需的。在這兩方面，中國都必須比現在更進一步地拓展眼界，解放思想和多有作為，其中最關鍵的是在東北亞和東南亞。對於這些方面的關鍵性難點，特別要有全局性和長遠性的戰略思維和實踐決心。

中國和平崛起的第三大“平臺”，是數量日益增多、功能總的來説日益重要的各類國際組織。無論是中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大國特殊地位，還是中國的國家規模、發展速度，或是全球化潮流中全球性問題、非傳統安全問題增多及其重要性增大給作為頭號發展中大國——中國——提供的更多作用和影響機會，都預示著這一和平崛起平臺日益非同小可。除其他價值外，這個平臺是中國得以從自身國家利益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出發參與國際規則制訂的一個最重要場所，在其上所需的遠不止是充分認識參與“規則制訂”的重要性，而且是從上述利益出發盡可能有效參與“規則制訂”的本領。這本領除傳統外交技能外，還包括“互相依賴政治的多方面複雜操作、對於各功能領域的大量專門知識的把握和熟練應用”以及“規則制訂”方面的敏感性和行動效率。這些都是中國需要加緊學習和優化的。

中國和平崛起的第四大“平臺”，應當是對外經濟戰略。它與一項項具體的對外經濟政策有別，而且往往從政治和戰略高度指導或支配這些政策；它作為國家大戰略的一個至關重要的成分，有較高的自覺程度和內在整合程度，並且有它自己的各個分支。經濟實力的空前迅速增長和對外經濟交往的異常蓬勃發展，構成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90年代初期以來最突出的民族成就。多半由於這個原因，在中國作為東亞乃至世界強國和平崛起的漫長過程中，對外經濟戰略應當、也可以成為當前“初期階段”內的首要戰略分支，一定意義上甚至是壓倒性的戰略分支。我們在這方面可以説非常滯後，急需加快建設的步伐。

中國和平崛起所需的第五大“平臺”是傳統國際政治性質的，即中國與某些國家的“特殊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以來，一向與若干國家有地緣政治和地緣戰略意義上的“特殊關係”，它們都對中國安全有過重大的助益，某些當今依然如此。現在的問題是根據國際政治的變化和雙邊關係的現狀（包括其廣義的成本效益）進行某些重新審視，以確定什麼需要予以重大調整，什麼需要予以鞏固或新建。在這方面，拓展眼界、解放思想至少與審慎精細一樣重要。

從中國所處的力量對比格局看，我們特別需要至少鞏固同俄羅斯的“特殊關係”，並且認真考慮在可行的情況下，逐漸同中國周邊個別地緣位置特別關鍵、國家實力實屬可觀的國家建立“特殊關係”。多少與此相關，還有一個長遠問題，那就是未來可能需要國家聯盟，它當然更應當有高度的選擇性。起碼可以説，從國際政治的某些常理和應對未來可能事態的可能需要看，不應當將此絕對排除在任何未來考慮之外。

不言而喻，中國和平崛起的未來軌跡很大程度上將由世界和區域國際政治的大環境決定，如同它在很大程度上將由中國自身的狀況、戰略和政策選擇決定一樣。這一大環境無論從理論還是從現實説，都是“新”“舊”相兼，即新型國際政治與傳統國際政治彼此交織和滲透。關於這兩類國際政治，只可能大致地説在什麼問題領域哪個為主，很難説總體上哪個為主，至少在今後很長一個歷史時期內必定如此。因此，為中國和平崛起服務的戰略、方針和政策也必須從這一交織和滲透出發。就此而言，中國在和平崛起的歷程中一方面必須有、也能夠有巨大創新，另一方面不會、也不可能整個“例外于”現當代世界史。對我們應有的思想和實踐來説，具備這一基本認識至關重要。（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時殷弘 ）

國際先驅導報 2004年0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