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可持續發展時，人們常常提到，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現在正以某種方式被加以“全球化”，這種方式超越了個人、社區、國家和國際公約的權威。全球貿易實力正被集中在大約500家公司這一少數人手裏，與此同時，貧困和不平等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在加劇，環境在惡化，不可更新的自然資源正在被耗竭。對一些人來説，權力集中在越來越少的公司手裏，這正在改變著人類的歷史，不像以前那樣人類只是通過國家之間的爭鬥破壞我們這個星球。西雅圖和熱那亞的抗議者所表現出的絕望，表明無助的人們多麼渴望扭轉經濟和政治權力被集中在少數人手裏的現狀。

但是，全球化並不是什麼新東西，也不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自從商人們意識到，通過獲取或掠奪自然資源以及“外國人”的勞動，可以建立起個人或政治帝國，從那時我們就可以看到，那些強大的人們將他們生活方式的成本轉移給那些無法做出選擇的弱勢群體或國家。現在，只是這種事情的規模發生了變化。同樣,長期以來，不論是國家或是國際的經濟權力和政治權力總是相互勾結，為了他們這些既得利益集團的共同利益，排斥原住民和貧困群體。國家級的政府積極地把自己的權力轉移給全球化的公司，方式是通過制定一些規章條例、撤銷一些規章條例、投資和補貼。這些政府希望以此來獲得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進而獲得經濟增長及其成果。許多世紀以來，這些成果都到了北方和西方國家，而東方和南方國家很少得益。

自由市場式的資本主義的確是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但是市場的成功並不總是來自於市場自由，並且，造就自由市場成功的人不見得能夠分享市場成功所帶來的成果。資本在全球範圍的自由流動受到積極鼓勵，但是，勞務的自由流動卻受到限制，並且在立法上限制所謂“經濟移民”（economic migration)。現在，發展中國家越來越多地向發達國家開放自己的市場，從發達國家進口煙、酒、飲料和快餐，但是，這些發展中國家卻無法利用對方的市場以出口自己的産品，因為按照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有關“競爭”的政策條款，發展中國家的産品缺乏競爭力。

貧窮國家發展經濟離不開外部投資，但這些國家發現這些外部投資總是和“自由化”(liberalize)的要求分不開，這就破壞了他們傳統的貿易方式、交換方式和交易方式。現有的債務償還規則意味著，發展中國家貸款1美元，就要使它能産生9美元，這樣才能償清債務。當今資訊技術在促進經濟發展上起著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同國家在獲得和使用資訊技術方面很不平等，這就造成發展中國家缺乏與發達國家對等的競爭舞臺，缺乏相同的競爭環境，因此競爭是不公平的。這種“不自由的”(unfree)全球市場資本主義導致的結果是，市場紅利越來越集中于資本操縱者和為其開路的政治家手裏，那些通過自己的勞動和本地的資源創造財富的人們，卻享受不到這種市場的成果。2000千禧年國際債務減免行動雖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富裕國家對這一行動表現出很大的抵觸情緒。這無疑表明，那些富裕強大的國家認為他們控制貧弱國家是理所當然的。

全球資本主義，按其最近的表現，實際上表達著這樣一種觀念，即市場機制鞏固和超越了所有倫理道德考量，市場有自動糾錯機制，它在無形中能關懷到每個人,所以，至少從理論上講——政府——不應該干涉市場的運作。這種觀念無視這樣一些事實，即國家間的差距在拉大，貧富收入差距在加大，這不但發生在發展中國家，而且也發生在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大潮，並沒有抬起所有的船隻，成功者對弱勢群體的反哺也並沒有發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等也越來越承認這一點，也注意到久已忘卻的亞當·斯密的信念，即自由市場的成功運作，需要有由規則、賞罰和價值觀等構成的“社會基礎”(social foundation)。在21世紀和今後，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規則、賞罰和價值觀來作為市場經濟的社會基礎，這個問題對我們討論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全球化本身不見得是個壞東西，如果它能促進在全球範圍內消除貧困和饑餓，促進和關心自然資源公平和可持續地利用，全球化就不是負面的現象。但是，要想使全球化成為一件好事情，它的“社會基礎”應是安全可靠的。這就是世界首腦會議和重要國際公約要做的事。如何構建一個全球發展的社會框架，這也是基層社區、區域和國家要做的事。現在看全球資本主義有多大的負面影響，有一個衡量標準，就是看看對其“社會基礎”的討論已被漠視到什麼程度，以及重視和參與這一政治進程的程度。一種觀念是，政府的經濟職能主要是提供使市場能自由運轉的環境。這種觀念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使大家認為，一個好的政府的標誌，就是提供低稅收和低的公共支出，而不管社會財富分配是如何不平等，也不管社會需要什麼。這樣實際上是領導缺位。一些政治家雖然意識到放任自流的市場資本主義以長期觀點來看所具有的弱點和危險性，但是，他們和這一市場的短期受益者聯繫太密切了，他們是不會去面對和處理這種危險和問題的。政治家們將要面對的挑戰是如何制定一套可持續發展的行動準則，並維護準則的貫徹執行。

（Damian killeen,貧困聯盟[PA]; Shaheen Rafi Khan, 可持續發展政策研究所[SDPI]）

（本文摘自《環境與貧困：中國實踐與國際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