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制定者、發展工作人員和研究人員普遍對環境和貧困的聯繫越來越感興趣。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的農村，貧困社區的資源基礎經常遭到環境的不穩定性和脆弱性的破壞，這一現象在中國尤其顯著。中國的很多貧困人口居住在資源缺乏的西部高原地區，那裏的兒童、老人和少數民族人口的貧困率更高。

2001年，英國國際發展部做了一個研究，研究世界銀行最近在中國的項目中環境改善和減貧之間的聯繫，調查選擇了世行和另外一些援助機構在20世紀90年代已執行的或正在執行的項目。

這些項目被分成四類：

•  第一類項目提出一套完整的環境干預方案，通過項目實施為扶貧措施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比如我們研究的長江流域水資源項目（1995～2000）。該項目的目的是改善灌溉和排水系統，並伴有造林、牲畜和土壤改良的政策，而且建立了用水協會。
•  第二類項目以環境干預為主，輔以減貧目標。我們選擇了黃土高原二期項目（1999～2004），此項目通過流域恢復來改善耕地和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扶貧措施包括修建梯田和小水壩、灌溉和造林，從而實現農業多樣化和生産力提高。
•  第三類採用多部門的綜合途徑進行扶貧。我們選擇了西南扶貧項目（1995～2000）。此項目制訂了一套綜合的干預方案，農村用水供應和衛生設施等環境條件的改善是其中的一個子項目。
•  第四類項目明確地建立了環境干預方案與扶貧措施之間的聯繫。我們選擇了山西扶貧項目（1996～2001），該項目針對貧困縣，將修復灌溉系統和梯田以及植樹造林等措施與農業和基礎設施的發展相結合。
• 在對山西、黃土高原和長江等項目的評估中，對文件、數據、評價和監測報告都進行了查閱，並在當地農村進行了實地調查。西南扶貧項目的分析材料來自於雲南項目區的參與式評估。調查主要關注項目範圍和監測水準、目標定位、利益相關方的參與程度、對貧困的影響，並詳細評價了環境與貧困的制約因素。我們對相對的項目成功和失敗進行了詳細調查，主要是看項目的設計和執行是否既改善了環境狀況又減少了貧困。

研究發現

我們的研究得出結論，環境干預的項目對減貧有重要影響——即使項目的最初設計並未考慮貧困問題。其主要原因是：這些項目為了幫助受益者家庭解決環境問題建立了合適的項目框架，通過這些框架和受益人參與程度的提高，充分地解決了貧困和與貧困相關的問題。

以環境干預為主、輔以減貧的項目，帶來了生態環境的改善、作物産量的提高及家庭收入的多樣化和收入的增加。這些變化也給一些特殊的地區帶來了更大程度的發展，例如在儲水和種植方面，而且提高了生活品質，尤其表現在教育支出等方面。項目在貧困地區的實施降低了當地的貧困水準。但項目人員並不十分了解如何把減輕貧困與環境改善相結合，這主要是由於貧困瞄準和監測系統的不完善造成的。

多部門途徑是為解決環境對生計的制約，並同時改變貧困狀況而設計的。我們的調查了解到，這類項目在提高福利方面取得的成效有限，並且，沒能充分涉及項目受益人所重視的貧困領域。另外，如果項目所設計的福利方面的內容能更充分地與環境干預相結合，將對減輕貧困産生更大的影響。

環境干預與扶貧方法相聯繫的項目相對成功地達到了目標。但是，我們調查發現，如果項目一直採取參與式的方法,具有敏感度，並建立相關和直接的目標瞄準和監測系統，那麼針對環境改善和提高生活水準的子項目將更有成效。

在我們對每種類型的項目進行評估時，很多問題重復出現：監測、瞄準、參與、性別影響、可重復性和可持續性。我們在實地調查中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詳細的研究，因為相應政策的改進將提高環境項目的扶貧效率。

監測

環境—貧困項目的監測試圖將水質和土壤品質等方面的調查與增加糧食産量、退耕還林和農業多樣化的調查結合起來。於是這些調查將與家庭生産、耕作和收入的調查一起進行。如果後者在項目執行和結束時有所增加，人們就會認為生活水準得到了提高。在這樣一個系統中，我們不能充分理解貧困及貧困給家庭造成的影響，因為這個系統沒有反映貧困“沉默”的一面,比如脆弱性和在家庭獲得資源和消費方面的不平等。因此，我們的研究建議了從數量和品質兩方面對脆弱性進行測量的方法。這種方法也強調了環境—貧困項目中衡量參與的程度的重要性。最重要的是，這種方法強調設定指標，監測環境干預、生活水準的提高和減輕貧困之間的具體的聯繫。雖然這種必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但是在最近的解決土壤侵蝕和水缺乏等問題的環境項目中，建立這樣的指標是相當困難的。我們對在這些地區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建議：如果要有效地評估和衡量環境—貧困項目的影響，迫切需要建立這樣的指標。

瞄準

環境改善與減輕貧困相聯繫的項目存在資訊分享不充分和利益分配不平等的特點。要解決這些問題，項目瞄準需要以識別貧困和需求評估為重點，並和貧困社區的村民代表建立夥伴關係。我們的研究對此提出了建議性的方法,即必須確定村民的需求和優先選擇，並特別重視弱勢群體和邊緣群體;不僅要評價家庭在脆弱情況下的生活決策，還要研究貧困對婦女的具體影響。這不僅是瞄準最貧困的人口的有效方式，還使資源分配更加公平，使瞄準過程更加有效和透明。

參與

在所研究的項目中發現，項目受益者的參與對提高項目有效性很重要,所以要建立促進有效參與的框架結構。對此，我們參考一些參與性較好的項目，建議了一些方法：村級發展計劃、參與式土地利用計劃、參與式貧困評價以及參與式管理。參與式的能力建設是提高項目效率的關鍵，在一些項目中這是需要關注的重要問題。但是，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項目如何能激勵鎮或縣政府支援並執行參與式方法。雖然一些現有的項目已為此提供了一些途徑，但一些大的援助機構似乎對學習小型項目在此方面的成就興趣不大。

性別影響

我們在研究中再三發現，項目區的婦女在很多生活方面繼續處於不利地位。特別是在能夠通過環境干預促進發展的地區，她們處於更加不利的地位。儘管如此，性別影響在所調查的項目中沒有得到任何有意義的評估和監測。在調查中，我們指出了在哪些地方需要重視性別問題。另外，我們還列出了一些項目作為這方面的榜樣。

可重復性

我們所研究的許多環境干預項目都提供了把改善環境和減輕貧困進行結合的範例。但是，除了作為“優秀實踐”的例子以外，對於它們的傳播和複製並沒有制定詳細的策略。為此，我們建議：世界銀行的項目可以採取英國國際發展部最近設計的傳播和複製策略，或者是全球環境基金/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雲南的項目英國國際發展部的雲南環境項目（2000～2004）和全球環境基金/聯合國計劃開發署項目：雲南旱地生態系統的多樣性保護。中所採用的策略，即在傳播中加強機構內部和部門間合作，並與項目的“分類”和“培訓培訓者”相結合。

可持續性

對於中國的環境—貧困項目來説，項目的實施能在多大程度上為保持項目成果創造條件是一個關鍵性問題。因此，在項目的設計中，為實現可持續性而進行的能力建設是一個關鍵問題。儘管世界銀行對此有一般性的解決方案，但是缺乏能力建設的具體策略。所以，我們在最近的項目設計中提出了一些創新性的能力建設方法。其中以社區為基礎的管理系統和參與式框架都可以用在中國與環境—扶貧相關的項目設計中。

（[英] 約翰 泰勒    李小雲）

（本文摘自《環境與貧困：中國實踐與國際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