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97年7月1日、1999年12月20日，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和澳門行使主權。這不僅洗刷了中華民族的恥辱，開啟了港澳歷史發展的新紀元，更重要的是，它證明了“一國兩制”這一偉大構想在解決祖國統一問題中的巨大作用。從本期起，國門內外版將連續三期系統地為您介紹“一國兩制”在香港和澳門的成功實踐，以及“一國兩制”對解決台灣問題所起的示範作用。敬請廣大讀者關注。

按照“一國兩制”方針，我國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恢復對香港、澳門行使主權。港澳回歸祖國以來，以董建華和何厚鏵為首的特區政府，經受住了亞洲金融風暴等各種考驗，保持了港澳的政治穩定、經濟復蘇和各項社會事業的穩步發展。實踐證明，“一國兩制”是完全行得通、具有強大生命力的科學方針。

“一國兩制”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歷史的産物

“一國兩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某個領導者憑空臆造出來的，它是歷史的産物。中國要結束民族分離狀態、實現完全統一，就必須解決歷史遺留的臺港澳問題。所不同的是，台灣不是由外國人統治的中國領土，解決台灣問題純屬本國內政。解決香港、澳門問題，則需要分別與英國、葡萄牙政府談判，以收回我國的領土主權。儘管台灣問題與港澳問題的性質不同，但都是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人民的歷史遺留問題，都是完成祖國統一大業、實現中華民族團結復興的必要步驟，解決這類問題完全可以採取同一方式。

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是愛國主義的政治基礎，是維繫民族凝聚力和民族感情的精神支柱。從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我國“大一統”的時期遠遠長于分裂時期，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歷史，一定意義上説就是維護團結、反對分裂的歷史。正如鄧小平所説：“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的願望，一百年不統一，一千年也要統一的。怎麼解決這個問題，我看只有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就是説，既要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又要尊重歷史與現實。中國共産黨人找到了將二者結合起來的解決辦法，那就是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臺港澳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由此看來，用“一國兩制”解決當代中國的統一問題，符合中國目前最基本的國情。

第一代領導人的努力為“一國兩制”提供了歷史借鑒

“一國兩制”的核心是和平統一、求同存異。毛澤東、周恩來等我國第一代領導人為和平統一祖國做出的不懈努力，為後來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構想提供了歷史借鑒。在20世紀50年代中後期，毛澤東會見外賓時幾次提到準備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並提出了解決台灣問題的一些具體設想。他表示，如果台灣願意統一，可照他們自己的方式生活。水裏的魚都是有地區性的，毛兒蓋的魚到別的地方就不行。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周恩來將毛澤東的這些主張概括為“一綱四目”，即兩岸統一是“綱”；台灣人事大權自己定、軍政建設經費不足時由中央撥付、社會改革可以從緩、互相不派人搞破壞為“四目”。

1955年5月，周恩來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亞非會議情況時，首次向台灣發出了和談信號。他説：“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即戰爭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採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1956年6月，周恩來在全國人大一屆三次會議上代表中國政府正式錶示：“我們願意同台灣當局協商和平解放台灣的具體步驟和條件，希望台灣當局在他們認為適當的時機，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適當的地點，同我們開始這種商談。”同年7月，周恩來在接見原國民黨中央社記者曹聚仁時又明確表示：“我們對台灣，決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在1956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還提出，應當爭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灣。談到香港問題時，1957年4月周恩來在上海對工商界人士説：“香港要完全按資本主義制度辦事，才能存在和發展，這對我們是有利的”，“香港可以作為我們同國外進行經濟聯繫的基地，可以通過它吸收外資，爭取外匯。”這些表述，雖不是後來意義上的“一國兩制”，但其基本精神與“一國兩制”有著歷史的必然聯繫。

葉劍英的九條方針是“一國兩制”日趨成型的標誌

“一國兩制”産生的時代背景，與我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期內政外交發生的兩件大事有關：一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是中美建交。如何抓住機遇，爭取和平穩定的國際、國內環境來全力進行經濟建設，是當代中國領導人思考和決定重大問題的基本出發點。1978年11月14日，鄧小平會見緬甸總統吳奈溫時指出：“在解決台灣問題時，我們會尊重台灣的現實。比如，台灣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動，美日在台灣的投資可以不動，那邊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動。”這幾個“不動”，與他後來講的“五十年不變”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同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全會認為，隨著中美關係正常化，我國神聖領土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的前景，已經進一步擺在我們面前。”與此同時，全國人大常委會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的同一天發表《告台灣同胞書》，宣佈：“在解決統一問題時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不使台灣人民蒙受損失。”同年1月下旬，鄧小平訪問美國時又表示：“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了。只要台灣回歸祖國，我們將尊重那裏的現實和現行制度”；“尊重台灣人民的意見，實行合情合理的政策。”

1981年9月30日，經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決定，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的名義，發表了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九條方針政策。其中就包括國家實現統一後，台灣可以作為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統一後，台灣當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擔任全國政治機構的領導職務，參與國家管理等。這九條方針是“一國兩制”構想日趨成型的重要標誌。1982年1月10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華人協會主席李耀基時指出：“九條方針是以葉劍英委員長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是鄧小平，也是黨的領導人首次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概念。

成功運用“一國兩制”與英國政府談判

運用“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要從香港條約到期之前、中英必須進行香港問題的談判説起。1979年3月，香港前總督麥理浩訪問北京。他向鄧小平詢問中國政府對香港未來的意向，鄧小平説“請投資者放心”。1982年6月，鄧小平在會見港澳知名人士時提出了“收回主權，保持繁榮”、“制度不變，港人治港”的原則想法。同年9月24日，鄧小平在會見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闡述了我國政府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他説，香港回歸以後，“仍將實行資本主義，現行的許多適合的制度要保持”。1982年12月，全國五屆人大五次會議通過的新憲法規定：“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這樣，“一國兩制”的內涵被正式寫進了國家的根本大法。

1984年6月22日和23日，鄧小平在會見香港工商界訪京團和香港知名人士鐘士元時，全面闡述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他説：“我們的政策是實行‘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具體説，就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十億人口的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同年10月3日，鄧小平在接見港澳同胞國慶觀禮團成員時指出，“澳門問題將會像香港一樣，同一個時間、同一個方式解決。”此後，鄧小平在會見外賓和內部講話中，多次闡述過“一國兩制”的構想，最終成為我國解決臺港澳問題的戰略方針和既定國策。

“一國兩制”的形成與發展，基本上與我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同步。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基本路線，為制定“一國兩制”國策奠定了政治基礎。正如鄧小平指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構想不是今天形成的，而是幾年以前，主要是在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形成的。”如果不是近20年的改革開放確立了我國發展的正確道路，如果不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一國兩制”不可能被內地人民和港澳同胞所接受。“一國兩制”的提出，與改革開放政策是“孿生兄弟”。它的産生，是對我們黨的基本路線、基本理論和基本方針的肯定。（未完待續）

《環球時報》 2004年05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