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中國古代繁榮、強盛的歷史時期之一，政治、經濟、軍事、文藝、科技在當時世界上都居前列，和四鄰的交往也很頻繁。對西面的中亞、南亞、中東諸國以商貿關係為主，使遠方珍物的商品大量互相交流，以滿足雙方的獵奇愛好。在器物類型、裝飾紋樣乃至音樂、舞蹈諸方面，均對隋唐有某些影響，但在建築方面，卻基本上沒有表現出來。對東面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則有著廣泛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對其建築發展有很大而深遠的影響。

隋和唐初對高麗雖曾有過短暫戰爭，但更長期的是和平交往。西元676年，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後，與唐長期保持友好關係，在文化上受唐很大影響。新羅的都城慶州受唐長安影響，也採取方格網狀街道佈局。現存佛國寺等古建築仍儼然唐風，其建築為木構架，用鬥拱，採取封閉式院落佈局等，也屬中國木構建築體系。

日本在南北朝時主要以朝鮮半島為仲介與中國進行文化交流。西元588年日本建法興寺，佛教通過朝鮮半島東傳日本，以後，隨著日本佛寺的大量興建，中國建築體系也不斷傳入日本。日本于西元593年建的四天王寺，西元607年建的法隆寺，都是經朝鮮傳入的中國南北朝末年式樣。隋統一中國後，日本遣使至隋。唐建立後，自西元630年日本第一次派遣唐使與唐建立正式聯繫後，先後十八次派遣唐使赴唐，幾乎和唐朝相始終。在這二百餘年間，日本大量吸收借鑒中國文化，在政治、經濟、文化、技術諸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都城宮室建設和建築方面表現尤為明顯，其中更以建都奈良時期(西元710～784年)最突出。這時的都城平城京和宮殿、寺廟等都直接受中國盛唐影響。西元794年，日本遷都平安京後，唐文化雖仍繼續傳入，但日本文化(包括建築)在融合唐文化後，已逐漸走上自已發展的道路，創出自己的風格。

由於中國唐代建築只余四座孤例，現在大量日本奈良時期受唐影響最大的建築遺物，以及平城京、平安京的規劃與一些大寺院的佈局，遂成為研究中國盛唐時期的城市規劃、建築群佈局和建築藝術、建築構造的珍貴參考。

奈良時代的都城平城京受唐長安、洛陽影響最明顯。它位於奈良盆地北部，東西4.2公里，南北4.8公里，面積20.2平方公里，約為唐長安的四分之一。自西元710年建都起，作為都城歷時七十五年，是日本吸收唐長安、洛陽規劃並結合自己實際情況所建的都城。

平城京佈置採用長安的模式，把宮城建在城區中軸線上的北端，宮南建主街朱雀大路，寬72公尺，南抵南面的城門羅城門。朱雀大路兩側對稱地各辟三條南北小街，八條東西小街，各劃分為三十六個小格，全城共七十二格。除北端的宮城佔四格外，其餘佈置坊市。在大路以東的稱左京，大路以西的稱右京。建成以後，又在東側北半部向東拓建十二格和三個半格，稱為外京。這些由小街劃分成的格都是正方形，邊寬530公尺，格間小街寬約24公尺。每一格內由三橫、三縱共六條寬約4公尺的小巷劃分為十六小塊，每塊稱“坪”。一般住宅只佔十六分之一坪，而貴族巨邸有佔至4坪的。平城京和唐長安相似，在左右京南部設東市、西市，但面積很小，只各佔4坪。城內也建有大量寺院，如藥師寺、元興寺、大安寺，都是佔地12～15坪的大寺。平城京只南面中間築有一小段城墻，正中北對朱雀大路建城門，名羅城門。其餘東、西、北三面均無城墻，只以方格外側之街道為界。

綜觀平城京的規劃，從在中軸線上辟主街，主街北端倚北城建宮城，全城用方格網街道劃分為小格，每小格內用巷分為十六小塊來看，明顯是吸收了唐長安的特點的，它的小格作正方形而非橫長矩形又和隋唐洛陽相似，因此可以説它是兼取唐長安、洛陽兩京之長。但平城京為適應具體情況，又非全部倣唐長安、洛陽。如：因左右有山而輪廓作縱長矩形，不似唐長安之橫長矩形，外面不築城墻、不開墻濠等。

西元794年，日本又建平安京，輪廓與平城京相似，城內街道及方格和宮城在北的情況也與平城京近似。從日本古文獻《延喜式》中可知，平安京的一些城市管理條例也是參考了唐長安制定的。可知隋唐都城對日本都城規劃的影響。

現存日本古代佛寺中，凡屬飛鳥時代建築的，反映的是中國南北朝後期特點；凡屬奈良時代建築的，反映的是中國初唐、盛唐特點。各寺都有中院，由中門和回廊圍成矩形院落。飛鳥時代佛寺中，大阪四天王寺中院內中軸線上，前為塔、後為金堂(佛殿)和講堂，屬塔為佛寺主體的早期佈局。奈良法隆寺中院內金堂和五重塔東西並列，只中門在中軸線上。奈良時代佛寺中，中院內正中為佛殿(金堂)，塔不再佈置在中軸線上。如藥師寺，中院內金堂在中軸線上，其前方左右分別建東塔和西塔，塔明顯退居次要地位；奈良東大寺則把塔遷出中院，佈置在其前方兩側，各建東、西塔院，中院只建佛殿。這種以殿為主體的佈局應是唐代佛塔佈局的通式。

日本奈良東大寺約創建於西元745年，當在唐玄宗天寶四年前後，寺東西寬0.8公里，南北長1公里，中院闊大，正殿大佛殿始建時面闊十一間，寬88米，竟和隋唐洛陽宮乾元殿體量相近。通過此寺，可以想像唐代長安、洛陽由國家所建巨剎的規模氣勢。

中國網 200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