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中國古代繁榮、強盛的歷史時期之一,政治、經濟、軍事、文藝、科技在當時世界上都居前列,和四鄰的交往也很頻繁。對西面的中亞、南亞、中東諸國以商貿關係為主,使遠方珍物的商品大量互相交流,以滿足雙方的獵奇愛好。在器物類型、裝飾紋樣乃至音樂、舞蹈諸方面,均對隋唐有某些影響,但在建築方面,卻基本上沒有表現出來。對東面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則有著廣泛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對其建築發展有很大而深遠的影響。
隋和唐初對高麗雖曾有過短暫戰爭,但更長期的是和平交往。西元676年,新羅統一朝鮮半島後,與唐長期保持友好關係,在文化上受唐很大影響。新羅的都城慶州受唐長安影響,也採取方格網狀街道佈局。現存佛國寺等古建築仍儼然唐風,其建築為木構架,用鬥拱,採取封閉式院落佈局等,也屬中國木構建築體系。
日本在南北朝時主要以朝鮮半島為仲介與中國進行文化交流。西元588年日本建法興寺,佛教通過朝鮮半島東傳日本,以後,隨著日本佛寺的大量興建,中國建築體系也不斷傳入日本。日本于西元593年建的四天王寺,西元607年建的法隆寺,都是經朝鮮傳入的中國南北朝末年式樣。隋統一中國後,日本遣使至隋。唐建立後,自西元630年日本第一次派遣唐使與唐建立正式聯繫後,先後十八次派遣唐使赴唐,幾乎和唐朝相始終。在這二百餘年間,日本大量吸收借鑒中國文化,在政治、經濟、文化、技術諸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都城宮室建設和建築方面表現尤為明顯,其中更以建都奈良時期(西元710~784年)最突出。這時的都城平城京和宮殿、寺廟等都直接受中國盛唐影響。西元794年,日本遷都平安京後,唐文化雖仍繼續傳入,但日本文化(包括建築)在融合唐文化後,已逐漸走上自已發展的道路,創出自己的風格。
由於中國唐代建築只余四座孤例,現在大量日本奈良時期受唐影響最大的建築遺物,以及平城京、平安京的規劃與一些大寺院的佈局,遂成為研究中國盛唐時期的城市規劃、建築群佈局和建築藝術、建築構造的珍貴參考。
奈良時代的都城平城京受唐長安、洛陽影響最明顯。它位於奈良盆地北部,東西4.2公里,南北4.8公里,面積20.2平方公里,約為唐長安的四分之一。自西元710年建都起,作為都城歷時七十五年,是日本吸收唐長安、洛陽規劃並結合自己實際情況所建的都城。
平城京佈置採用長安的模式,把宮城建在城區中軸線上的北端,宮南建主街朱雀大路,寬72公尺,南抵南面的城門羅城門。朱雀大路兩側對稱地各辟三條南北小街,八條東西小街,各劃分為三十六個小格,全城共七十二格。除北端的宮城佔四格外,其餘佈置坊市。在大路以東的稱左京,大路以西的稱右京。建成以後,又在東側北半部向東拓建十二格和三個半格,稱為外京。這些由小街劃分成的格都是正方形,邊寬530公尺,格間小街寬約24公尺。每一格內由三橫、三縱共六條寬約4公尺的小巷劃分為十六小塊,每塊稱“坪”。一般住宅只佔十六分之一坪,而貴族巨邸有佔至4坪的。平城京和唐長安相似,在左右京南部設東市、西市,但面積很小,只各佔4坪。城內也建有大量寺院,如藥師寺、元興寺、大安寺,都是佔地12~15坪的大寺。平城京只南面中間築有一小段城墻,正中北對朱雀大路建城門,名羅城門。其餘東、西、北三面均無城墻,只以方格外側之街道為界。
綜觀平城京的規劃,從在中軸線上辟主街,主街北端倚北城建宮城,全城用方格網街道劃分為小格,每小格內用巷分為十六小塊來看,明顯是吸收了唐長安的特點的,它的小格作正方形而非橫長矩形又和隋唐洛陽相似,因此可以説它是兼取唐長安、洛陽兩京之長。但平城京為適應具體情況,又非全部倣唐長安、洛陽。如:因左右有山而輪廓作縱長矩形,不似唐長安之橫長矩形,外面不築城墻、不開墻濠等。
西元794年,日本又建平安京,輪廓與平城京相似,城內街道及方格和宮城在北的情況也與平城京近似。從日本古文獻《延喜式》中可知,平安京的一些城市管理條例也是參考了唐長安制定的。可知隋唐都城對日本都城規劃的影響。
現存日本古代佛寺中,凡屬飛鳥時代建築的,反映的是中國南北朝後期特點;凡屬奈良時代建築的,反映的是中國初唐、盛唐特點。各寺都有中院,由中門和回廊圍成矩形院落。飛鳥時代佛寺中,大阪四天王寺中院內中軸線上,前為塔、後為金堂(佛殿)和講堂,屬塔為佛寺主體的早期佈局。奈良法隆寺中院內金堂和五重塔東西並列,只中門在中軸線上。奈良時代佛寺中,中院內正中為佛殿(金堂),塔不再佈置在中軸線上。如藥師寺,中院內金堂在中軸線上,其前方左右分別建東塔和西塔,塔明顯退居次要地位;奈良東大寺則把塔遷出中院,佈置在其前方兩側,各建東、西塔院,中院只建佛殿。這種以殿為主體的佈局應是唐代佛塔佈局的通式。
日本奈良東大寺約創建於西元745年,當在唐玄宗天寶四年前後,寺東西寬0.8公里,南北長1公里,中院闊大,正殿大佛殿始建時面闊十一間,寬88米,竟和隋唐洛陽宮乾元殿體量相近。通過此寺,可以想像唐代長安、洛陽由國家所建巨剎的規模氣勢。
中國網 200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