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結構在南北朝基礎上，經隋及唐前期發展，已進入定型化和標準化的成熟時期。在宋人撰於西元1103年的《營造法式》中，記載有宋代木構架標準化、定型化的情況，木構架主要有殿堂、廳堂、余屋、鬥尖亭榭四種，而其長、寬、高和構件尺寸均以材高為模數。以此來檢驗現存唐代建築，發現這些技術不是宋代首創的，是繼承唐代的。唐代木構建築只存四座，其中山西五台佛光寺大殿為殿堂型，由柱網、鋪作層、屋架三個水準層疊加而成。山西五台南禪寺大殿、平順天臺庵大殿和芮城五龍廟大殿為廳堂型，用若干道檁數相同的垂直屋架並列拼成。此外，在洛陽唐宮舊址內還發現有八角亭基址，週邊用八柱，中心用四柱。參考日本建於八世紀下半葉的榮山寺八角堂，其構造應是在四內柱上架欄額形成方井，在其上放八個與檐柱相應的大鬥，承來自八根檐柱的角梁，再從此向中心架斜梁，攢聚于短柱上，形成八角攢尖屋頂，即鬥尖亭榭。這就證明殿堂、廳堂、鬥尖亭榭三種唐代已有。余屋比這三種構架更簡單，當也已有了。近年發掘出的唐建築遺址中，殿堂多而廳堂少。殿堂基址柱網有“日”字型(大明宮玄武門內重門)、“目”字形(大明宮含元殿)、“回”字形(大明宮麟德殿、青龍寺大殿)，説明《營造法式》中記載的各種殿堂柱網佈置唐已有了。把建築中常用構架類型歸納成四型，便於在設計中選擇，表明構架在向定型化發展。

對現存唐代建築的側量數據進行研究，發現自南北朝以來以材高為模數的設計方法又有發展。這時都以材高的十五分之一為分模數，稱為“份”。大至面闊、進深、柱高、脊高，小至柱、欄額、梁、鬥拱的尺寸都可折成整數份數。佛光寺屬最高等級的殿堂構架，構件較粗壯，故面闊和柱高都為二百五十份，進深為照顧椽跨，為二百二十份，椽跨為一百一十份，鬥拱間距為一百二十五或一百一十份。南禪寺大殿為低一級的廳堂構架，構件可稍細，故明間面闊增至三百份，椽跨增至一百五十份。這説明此時對不同類型構架規定的份值也有所不同，區分頗為細緻。木構架設計中運用模數有幾個優點。其一，由於造木構房屋視其類型和大小選用不同的材等(宋式有八等，可知唐代也還是分為幾等的)，只要構件的跨度、斷面的份值不變，在相同的單位面積荷重下，不論大材、中材，産生的應力相等，不需另做驗算，即以份值來表達適用於各個材等。其二，如把份值折成真實尺寸，必有很多零星小數，不易準確，直接用份值表達則無此弊。其三，匠師按所用材等真長繪製以份值表示的丈桿交給工匠，因為工匠一般能背誦以口訣形式表達的各構件份值，即可直接據以進行預製，無需繪製圖紙。以材份為模數的設計方法既簡化設計，也便於施工，是古代中國獨創的一種木構架設計方法，它和把建築物簡化成四種基本構架類型相結合，標誌著中國木構建築發展到成熟階段。

隋唐磚石結構主要是地上的佛塔、橋梁和地下的墓室。橋梁和墓室前已述及。

佛塔以材料而言，有石塔、磚塔；以形式而言，有單層多層之別，多層中又分樓閣型和密檐型。

隋唐石塔有石塊砌成和石板拼疊而成兩種。石塊砌成者最著名的是濟南神通寺四門塔，建於隋大業七年(611年)，為用矩形塊石、條石砌成的單層攢尖頂方塔，面闊7.38米，高15.04米，外壁和塔心用塊石砌成，中留寬7.7米的回廊。外檐用石塊疊澀挑出，再用反疊澀上收形成攢尖頂，回廊上部用石板斜搭，下加三角形石梁構成雙坡廊頂的形式。用石板拼疊成的塔多用石板平疊成塔下須彌座和塔檐、塔頂，中間用四塊豎立石板拼成塔身，如房山雲居寺石塔。另外，還有一類石塔，由多層塊石疊合而成，表面雕成塔基、塔身、塔頂、塔剎，更近於石雕，如南京棲霞寺南唐所建的舍利塔。隋唐時期沒有修建北朝時那種雕出柱梁鬥拱的全倣木構石塔，其主要成就在於塔之造型比例和精美的裝飾雕刻上。

山東濟南歷城四門塔

北京房山縣雲居寺石塔

江蘇南京棲霞寺舍利塔

隋唐多層磚塔有兩種：一種是砌出各層柱、額、門窗、鬥拱、屋檐的樓閣形塔，如西安慈恩寺大雁塔和興教寺玄奘塔；另一種是只有一層塔身，其上重疊多層塔檐的密檐塔，如西安薦福寺小雁塔和雲南大理崇聖寺千尋塔。這兩種都是方形、只有外壁的空腔型塔，內部架設木樓層，差別主要在外形。樓閣塔倣多層木塔的形式，體型端莊；密檐塔可能是對印度傳來的形式經改造後形成的，呈梭形上收，曲線秀美流暢。到五代時，才在江南吳越國境內出現一種八角樓閣型塔。與上述二種不同之處，除平面八角形外，內部還砌有塔心柱，與外壁間形成回廊。它的外壁砌出逐層柱、欄額、鬥拱、門窗、屋檐、平坐，內部在回廊兩側上部從塔壁和塔心柱相對砌出疊砌，相接之後，在上砌厚1米左右的磚形成上層樓面。各層塔心部份在四個正面相向開甬道，十字交叉處略為擴大，形成小的塔心室。始建於西元959年的蘇州虎丘雲岩寺塔是這類塔的代表作。

雲南大理崇聖寺三塔

江蘇蘇州虎丘雲岩寺塔

虎丘雲岩寺塔塔心結構圖

虎丘雲岩寺塔平面圖

隋唐單層磚塔主要用為墓塔，有方、圓、八角等形式，一般下有較高基座，塔身或下面開一門通入塔心室，或無塔心室而只在下面開一龕。這類塔外觀用預製型磚或磨磚砌出柱子、欄額、鬥拱、門窗，塔檐、塔剎等，比例秀美，磚工精緻，表現出較高的磚飾面技術，河南登封會善寺凈藏禪師墓塔、山西運城報國寺泛舟禪師墓塔可為代表作。隋唐磚石塔的成就主要在藝術方面，技術上創新不很突出。

河南登封凈藏禪師塔

山西運城泛舟禪師塔

隋唐時期在建築藝術上也有重要發展，表現在：不僅單體建築的藝術處理手法更為細膩而有特色，在建築組合體、群組佈局乃至城市規劃上都更為成熟，形成具有高度藝術水準的唐代風格。

在單體建築方面，自南北朝中後期出現的使用側腳、生起、翼角、凹曲屋面的手法更為成熟，做法開始規範化。風格由漢式直線形的端嚴雄強，變為由曲線和斜度微有變化的直線形的流麗遒勁與更富於韻律。這時的藝術處理多在結構構件上進行。如柱身做成梭形、八角形，梁做成中間微拱起、底背均是弧線的虹梁，挑檐和承室內頂棚的鬥拱都做出內凹或外凸的弧面，使其組合協調而富韻律。屋頂做成凹曲屋面和起翹翼角後，成為最有特色的部份，廡殿、歇山、懸山、攢尖、圓錐等屋頂形式均已出現，宮殿屋頂使用經滲炭處理的黑瓦，用黃、綠色琉璃做屋脊和檐口，色彩鮮明，和屋身的朱柱、綠窗、白墻形成唐代建築最典型的色調。為了使所用的曲線規格化，這時還出現了“卷殺”的手法，把曲線的兩軸分別劃分為三至五段，相應之點間連線，形成近似於所需曲線的折線。

隋唐時期在建築組合上也有較大的發展，在主建築的四面都可接建，在左右側的稱“挾屋”，在前後的稱“對壘”，局部向前後突出的稱“龜頭屋”。不僅單層建築，樓閣也可建成組合體。唐代建築中最著名的組合體是大明宮麟德殿，在敦煌唐代壁畫中也可以看到組合體的形象。組合體由若干輔翼的次要建築簇擁主體，屋檐或曲折連延，或上下疊壓，翼角錯落，屋身有大有小，虛實結合，比單體建築更富於藝術表現力。

院落式佈局是形成中國古代建築特色的最重要手段。在主體建築前方建門，左右建附屬建築，用廊廡環繞形成封閉院落。大型建築群由多個院落組成，且有一個主院落為主體。院落佈局的優點是主建築面向庭院，不直接對外；可按需要設計院落的形狀、尺度，造成開敞、幽邃、嚴肅、活潑等不同環境效果，可通過門和道路組織最佳觀賞路線，可通過重重廊廡增強縱深感。院落式佈局的特點和優點在隋唐時期已完全形成，並沿用到明清，成為古建築最具特色的部分。

隋唐時期在城市規劃中已全面考慮城市的藝術風貌問題。這時城市都辟方格形街道網，網間之格建成裏坊。在佈局上的共同手法是以“丁”字街為縱橫主軸，縱向的南北街為城市的最主要幹道，若為都城，在主街北端佈置皇城、宮城，若為州府城，則北端為子城，內建官衙，又稱衙城。皇城、子城的正門和其後的殿宇、樓閣遂成為主街的對景。另在皇城、宮城、子城前多有條東西橫街，與南北主街“丁”字相交。長安裏坊長500米至1000米不等，每面只開一門，街景過於單調，故多把貴族、高官和大的寺觀佈置在坊內臨街一面，並允許在坊墻上向街開門。這些巨剎貴邸佔地甚廣，故門的間距甚稀，而本身卻高大壯麗，起到豐富街景作用。在長安主要街道上，坊門和貴邸巨剎的朱門相間，墻內樓閣玲瓏，塔殿起伏相望，形成寬闊、整潔、高貴、豪華的特色。在主街兩側縱深處是整齊一律的裏坊，恰可作為壯麗街景的反襯，這種規整有序的佈局也是形成中國古代城市風貌和美感的重要因素之一。城市規劃中特別注意利用地形，唐長安主街朱雀街中段有高地，在此特建大興善寺和玄都觀兩所全城最大的寺觀；城西南角地勢低，特建高三百餘尺的木塔，起了城南的界標作用。這些高大建築對城市主體輪廓的形成有重要作用。隋唐時江南水鄉城市如蘇州、越州(紹興)等已出現河街，建有臨河的第宅樓閣和碼頭，與高低錯落、紅欄映水的橋梁，形成水鄉城市的特殊風貌。

隋唐時期的建築藝術已發展到對城市規劃、群組佈局、建築組合體、單體建築統一考慮的水準，甚至當時通行的用模數控制設計的方法，也由單體建築擴大到群組佈局和整個城市的規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