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正處於經濟社會迅速變化的關鍵發展階段，面臨著一些新趨勢、新局面和新問題。由於改革開放所採取的先易後難的漸進方式，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不可避免地觸及利益格局的剛性部分，引起一些深層利益矛盾的顯現。在這種情況下，應特別注重加強對社會心態的研究。社會心態實際上就是群眾心理，反映的是民意人心，是指在某一歷史時期內社會上廣泛形成和存在的社會心理狀態。

當前的社會心態存在著一些積極的態勢和特點：一是人們對維護社會穩定和社會秩序形成普遍共識，國際上一些國家政治內亂和宗教紛爭(包括所謂“顏色革命”的國家)所造成的經濟倒退、社會動蕩、生活窘困的後果，使人們清醒地認識到，在中國關鍵的發展階段，一定要維護社會安定和社會秩序，避免突發事件打斷增長的過程；二是隨著國際競爭的日益激烈，人們更加具有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和加快發展的緊迫感，效率和競爭意識顯著增強，形成積極向上、充滿活力的社會心態；三是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形成了廣泛的社會認同。

一、當前社會心態方面存在的問題

在社會心態總體上産生積極變化的同時，價值取向出現的多樣化趨勢也使社會心態出現複雜化的趨勢，特別是面對發展中出現的一些利益矛盾，也産生了一些不同的看法和各種不滿情緒。這方面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

1.對腐敗現象的不滿影響到對幹群關係的看法

在20世紀90年代的一些全國範圍的調查中，當被問到“誰是改革開放以來受益最多的群體”時，大多數人認為排在第一位的是私有企業主或演藝人員。但中國社會科學院最近的調查結果顯示，被調查者在判斷“誰是改革開放以來受益最多的群體”時，大多數人認為排在第一位的是黨政幹部。處於最高層和高層的社會成員，約有一半左右認為黨政幹部是改革開放以來受益最多的群體；而處於最低層和低層的社會成員中，約有70％左右的認為黨政幹部是改革開放以來受益最多的群體。

群眾在近年會産生這種看法，大概主要是由於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近年來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市場風險越來越大，很多企業經營困難，企業一般管理人員和工人工資增長緩慢。相比之下，公務員成為收入比較穩定、收入可以不斷提高、生活的社會保障（養老、醫療、就業）比較完備的職業；二是某些地方官員的群體性腐敗以及一些腐敗大案要案犯罪金額的曝光，在民眾中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影響了幹部在公眾中的形象。

2.貧富差距的擴大影響到人們對社會公正的看法

改革開放以來，無論是按照基尼系數的方法測量，還是按照五等份收入分層倍數辦法測量，收入差距都是在快速擴大的。現在中國的收入差距，雖然按照國際測量標準，處於差距過大的狀態，但真正的問題還不是客觀差距的大小，而是人們對造成收入差距原因的看法。

人們對貧富差距的不滿，其實主要的還不是在事實上的差距，而是對造成這種差距的一些原因不滿，即普遍認為，這種差距並不完全是生産要素貢獻和人力資本差異的反映，而是受一些既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因素影響。其一，一部分人的腐敗和非法致富，造成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並在人們心理上將現實中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放大。其二，部分群體的比較利益過低、收入提高受阻甚至絕對收入額下降，使部分人群産生相對剝奪感，在某些突發事件的刺激下，會發生失去理性控制的集體行為。比如在一定的收入差距狀態下，如果人們普遍認同收入分配秩序的公正性，那麼這種差距並不可怕，但如果人們對收入分配秩序的公正性産生普遍疑問，即便客觀的差距並沒有到危險的臨界點，也會成為導致一些社會問題的深層原因。所以，重要的是能否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分配製度。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其實和失業率一樣，有一個合理區間，太小會造成競爭效率損失，太大會影響社會穩定。分析收入差距問題，不僅要看初始收入差距多大，還要看通過稅收、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的調節以後，最終收入差距有多大。

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目前的收入差距擴大有一些值得警惕的新特點，那就是過去雖然差距也在擴大，但各個收入階層普遍獲益，只不過一些人收入提高得快一些，另一些人提高得慢一些。但近幾年來，情況出現了一些變化，在平均收入水準、特別是高收入階層的收入不斷提高的情況下，一部分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沒有什麼提高，甚至有一部分人出現了實際收入下降的情況。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人們關於貧富差距的社會心態發生了很大變化，甚至已經影響到人們對社會公正的信念。

3.改革預期前景的不穩定影響到即期消費傾向

隨著改革的深入，改革從經濟領域擴展到社會領域，越來越多地觸及利益格局的剛性部分。住房體制、社會保障體制、就業體制、醫療體制、教育體制、後勤服務體制等方面的改革，使這些方面的體制處於新舊交替、沒有完全穩定下來的狀態。在一些方面，這種不穩定狀態使得遠期的消費預期也變得很不穩定，例如，以後的養老費用有沒有保障？醫療費用需要自己承擔多少？會不會失業？子女教育到底需要多少費用？住房能不能買得起？諸如此類的問題，對相當一部分人來説，現在都變得不太確定。特別是子女教育費用，近幾年城鎮居民儲蓄目的調查都顯示，子女教育被排在包括養老、買房、醫療等各種儲蓄目的的第一位。

改革預期前景的不穩定和遠期消費的不知底，影響到居民的即期消費傾向，這是內需難以支撐快速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影響到人們的生活滿意度的一個重要因素。

4.應防止新民粹主義的傾向

中國的經濟正在快速地增長，中國的國際經濟社會地位也在快速地提高，近幾年來有關中國崛起的話題在國內外媒體上討論的也越來越多。這種情況一方面有利於愛國主義精神的塑造，但另一方面也容易産生排外的新民粹主義傾向。

中國目前還不是一個富裕的國家，應當繼續堅持韜光養晦、埋頭苦幹，扎紮實實地搞好國內的發展，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也要繼續堅持對外開放。所以，對中國的實際經濟地位的提高和實際的發展水準，媒體也不應有不切實際的估計。根據國際經驗，在一個國家迅速改變落後面貌、經濟上崛起時，要警惕和防止出現新民粹主義的傾向，防止這種傾向影響到理性的社會政策和對外政策。

二、社會心態變化出現的新特點

隨著現實的社會結構、利益關係、行為方式發生的一些深刻變化，當前的社會心態變化也出現一些值得注意的特點。

1.社會心態變化與客觀發展形勢的不一致

社會心態的變化發展，受多種因素的影響。經濟發展形勢是社會心態變化的重要影響因素，但並不是決定性的因素。社會心態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有時一些偶然的事件和變故，也會對社會心態産生重要影響。西方社會科學界對選民心理的分析，長期以來都是一個爭議很多的研究領域，但多數分析結果表明，現代選民的心理，越來越超出階級、職業、收入地位、年齡群體的影響，一些圍繞著問題意識和價值認識形成的“新利益群體”和“新社會運動”，成為影響選民心理和實際選擇的主要因素，爭取中間選民成為競選的關鍵。

在中國經濟快速、持續增長的情況下，要特別注意到社會心態變化與經濟發展形勢的不一致的特點。比如，2003年是經濟重新啟動和進入快車道的一年，中國從此進入改革開放後的第三次高速增長週期，按説人們的精神應當更加振奮、心態也應更加積極。但調查結果表明，2003年城鄉居民的總體滿意度卻略有下降。其主要原因是，在目前收入差距過大的情況下，一些發展指標的平均數掩蓋了很多問題。2003年雖然經濟重新快速增長，居民平均收入也有較大增長，但多年不變甚至下降的物價，也重新開始提高，特別是食品價格上升較快，這種增長對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生活影響很小，而對消費的恩格爾系數（食品支出佔消費總支出的比例）較高的家庭，生活影響較大。但這種情況能夠影響城鄉總體滿意度，説明生活因價格變動而受到影響的家庭佔相當大的比例。這個情況告訴我們，在經濟快速增長的情況下，要注意研究和分析不同收入家庭的實際生活變化，要防止隨著經濟增長和其他人群的生活的快速提高，出現一部分人、甚至相當大一部分人絕對生活水準下降的現象。

再比如，2004年社會治安的總體客觀指標是有所好轉的，但當年對黨政幹部的調查和對城鄉居民的調查表明，社會治安在各種社會問題的嚴重性排序中，位次更加靠前。因為影響人們對社會治安看法的因素，影響人們社會安全感的，其實不僅僅是犯罪率，還包括就業的情況，惡性案件發生的情況，等等。

社會心態反映的是民心人氣。在快速變化和轉型時期，由於影響社會心態的因素比較複雜，在很多情況下社會心態變化與平均化的客觀指標情況並不完全一致，民眾滿意度、信心指數、價值觀變化、行為取向也複雜多變，而且人們所處的地域和社會階層不同，心態也會産生差異，這是經濟快速增長時期需要特別注意的問題。

2.社會心態變化的從眾性

在社會心態的變化中，從眾是一個很重要的特點，社會心態雖然來源於每一個社會個體，卻又以一種整體的形態存在著和影響著每一個社會成員。所以，相近人群看法的相互影響、輿論、街談巷議、甚至傳言，都會對社會心態産生很大的影響。而當一種普遍看法形成以後，往往會造成對一些客觀問題認識的偏差。比如，在我們的近期調查中發現，在人們的主觀階層認同中，出現了“普遍偏下”的現象，即根據國際比較，城鎮居民認同中層的人群比例小，而認同下層的人群比例過大。根據分析，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在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下，不僅低收入階層對自身的收入情況不滿意，就是收入在中層甚至中上層的一部分人，也對自身的收入情況不滿意，因為不同的人群，其進行比較的參照體系是不同的。而社會上的普遍情緒，會影響到個人對問題的判斷。

3.利益的變化曲線和心理預期是影響人們社會心態的重要因素

影響人們社會心態的重要因素，還不僅僅是人們在社會利益格局中所處的實際位置，而是其自身利益曲線的變化方向和心理預期。比如，我們把農民工與國有企業失業下崗職工這兩個群體進行比較，就會發現，雖然就實際生活水準和生活條件來説，國有企業失業下崗職工要普遍好于農民工，農民工從事的勞動強度大、工作條件差、待遇低的工作，是一些國有企業下崗職工不願從事的，但失業下崗職工中瀰漫的不滿情緒，要比農民工強烈得多，各地經常發生失業下崗職工的示威、靜坐、請願、甚至堵塞公路和鐵路交通的事件，而農民工除了個體化的、小群體的用極端手段追討拖欠工資的事件，全國很少發生較大規模的農民工群體事件。其主要原因是，對於農民工來説，他們比較的是自身的過去，他們的利益曲線是上升的，他們對未來的心理預期是積極的，而對於國有企業失業下崗職工來説，其利益曲線是下降的，很容易産生相對剝奪感和悲觀失望的不滿情緒。所以，分析社會心態，對不同的人群要進行具體的分析，要特別注意那些利益的變化曲線下降的群體的社會心態。

4.注重研究價值矛盾驅動的新型社會衝突

隨著現實的社會利益結構、組織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變化，人們的觀念和價值意識也在發生變化，特別是出現了價值認同多樣化的趨勢。不同的社會階層、不同的地域人群、不同的年齡段人口，對一些基本價值的看法，産生了較大的差異。這是快速社會變遷過程中和轉型期中出現的新問題。特別是1970-1980年以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他們的價值觀念和社會態度“碎片化”的趨向更加明顯。

在現實生活當中，尤其是在社會生活水準較低的發展階段，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利益性矛盾，物質利益的差別是造成各種社會衝突的根本原因，人們以往對社會衝突的分析，也主要是集中在對物質利益矛盾的分析。但我們的研究發現，在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城市社會中正在産生著一種新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類型，即由社會價值觀念的差異導致的社會衝突。

根據統計分析的推論，利益格局變動本身尚不足以導致衝突行為的發生，由利益變動導致的不公正感和生活滿意度下降才是導致衝突行為産生的直接根源。由“不公正感”導致的收入差距原因的價值認識，使得人們對收入差距的感受在心理上被“放大”了。那些認為自己目前生活水準較低的人、那些認為自己未來生活水準得不到有效提高的人、那些認為當前收入分配不公的人、那些認為當前人們的財産佔有不公的人，都普遍認為現在和將來階級階層之間的社會衝突會趨於嚴重。

由價值認識導致的社會行為趨勢，在國際上被稱為“新社會運動”，即參加這種集體行為的人群，沒有明顯的利益群體標誌，而是由一些共同的價值認識驅動，這是我們需要關注的一種新的社會矛盾類型。

三、探索新的心理調適和價值整合的辦法

針對以上所分析的當前社會心態存在的問題和特點，我們提出如下相關建議：

1.加強反腐敗、反賄賂，規範公務員的工資制度

應當繼續加大反腐敗、反賄賂的力度，遏制腐敗蔓延的趨勢，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效，但需要常抓不懈。當前應注意規範公務員的工資制度，最近各地在實行陽光工資制度的過程中，也有借機普遍漲工資的現象，有的公務用車改革，變相補貼太高，中央及時發文叫停，是完全正確的。公務員工資的地區差異，在目前財政體制下很難改變，調整要有一個過程。要防止借公務員工資改革，大幅度提高公務員工資，這樣在群眾中會産生太大的負面影響。從長遠來看，要規範公務員的工資制度，使工資水準和標準與發展水準、物價水準相適應，而不僅僅是與地方財政和創收能力掛鉤。

2.注意社會發展中利益曲線下降群體的社會心態

對於社會心態的變化，不僅要注意整體的社會心態變化，更要注意那些利益曲線下降群體的社會心態變化。當前，這些群體包括失業下崗職工、失地農民、部分離退休幹部、部分轉業復員軍人，等等。要在妥善解決一些具體利益問題的同時，加強對這些群體的社會心態調適工作。要注意解決人民群眾普遍不滿的一些問題，但很多問題不是一下子都能解決的，舊的問題解決了，新的問題又産生了，所以新時期的思想和價值整合工作，不但不能丟掉，而且要研究和探索新的思路。

3.加強對青少年和大學生社會心態變化的引導工作

現在的青少年一代，在很多問題的看法上，與他們的父輩産生了較大的差異。但他們在20年以後，畢竟要擔負起建設我們國家、帶領我們國家走向未來的重任。在我們進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的同時，也要適應新的變化，更加注意利用符合新一代特點的方法，來塑造社會主流價值觀、道德觀和意識形態。比如，志願者的做法，很受年輕人的歡迎，對於我們塑造主流價值觀很有成效。在這方面，應當研究一些新的辦法。否則這方面的工作往往成本很高，收效不大。

4.注重社情民意和群眾輿論的調查

在快速變化和轉型時期，要注意社情民意和群眾輿論的調查，注意對民眾滿意度、信心指數、價值觀變化、行為取向的監測和研究。應當開展定期的社情民意調查，建立社情民意的反映和跟蹤監測體系。在全球化的新形勢下，要特別注意研究民眾權利意識的成長，通過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法治，提高社會管理的技術水準，保證長期的社會穩定。

（作者李培林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