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就在與發達的現代化大都市京津相距不到100公里的河北省若干地區，生活著上百萬貧困人口。這種貧困，與人們生活的那個地區的自然環境、資源稟賦有很大關係。不過，對決策者來説，需要反思的是，制度因素究竟是強化了城市與鄉村在環境與資源方面的差距，還是縮小了這種差距？

首先可以説，這樣的差距，不止存在於北京、天津與河北張家口、承德地區之間，而是國內普遍存在的城鄉差距的一種樣式。也許除了東南沿海省份，在幾乎所有省會城市，或者較大的城市，不出數十公里，就必然存在著大片貧困的農村地區。

在法國的歷史中出現過類似現象，就是巴黎曾吞噬了外省。巴黎從外省抽走了具有才能的一切人，巴黎也成為法國的工業中心、金融中心、藝術中心、時尚中心等。托克維爾解釋説，出現這種局面的根本原因，與資源由國家自上而下分配的體制有密切關係。

在中國，省會城市“吞噬”其他市縣的能力很強，幾個大都市的“吞噬能力”則超強。這同樣與資源的分配體制有關。最重要的資源，是由政府掌控的，而政府基於現代化趕超戰略，在分配資源時，通常會片面地遵循效率原則。城市由於人員、知識、資訊高度集中，其效率遠遠高於鄉村，因而，政府自然將大多數資源投入城市。

政府甚至會讓鄉村補貼城市。明的補貼就是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將農村的剩餘轉移到城市。今天，這種補貼則是隱性的，即為了確保城市擁有較好的自然環境，限制大城市周圍鄉村的發展。

環京津貧困帶就為兩大都市提供了大量隱性補貼。

因為這些地區是京津冀平原地區的生態屏障、城市供水水源地、風沙源重點治理區。

為了確保大都市的水源和環境，國家和地方政府不斷加大對這一地區資源開發的限制，並越來越嚴厲地限制這些地區的工業化進程。這些地區的政府及民眾每年蒙受數以十億元計的稅收和收入損失。

很多政府官員及學者覺得，這是合理的安排。從整體利益的角度看，讓張承地區百萬人為京津數千萬人的幸福生活做一些犧牲，似乎合乎大多數的最大利益。以較低的成本增進整體的利益，正是政府部門要求張承地區民眾作出犧牲的理由。

然而，以處理人類事務的“黃金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來衡量，這樣的要求不夠正當。每個人的權利和利益都具有獨立的價值，每個地區發展的權利，同樣不應當被無端犧牲，即使這種犧牲似乎能較大程度地增進整體的利益。一個人、一個地區，為另一個人、另一個地區作出了犧牲，就理應獲得補償。

問題在於，在目前的架構下，周邊市縣缺乏與京津等大城市談判的能力和制度框架。在自上而下的行政體系下，下級政府與上級政府之間，少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因此，對於自己蒙受的損失，張承地區的地方政府及民眾無法獲得足夠補償。

因此，假如不進行制度改革，改變資源的分配模式，大都市就將繼續吸收鄉村的智慧、財富和資源，大都市在富裕之後，透過“滴漏效應”帶動周邊地區的設想也會落空。假如不改變政府間的關係模式，則“大樹底下不長草”的現象無法改觀。上級政府可能會安排某些財政轉移支付，以彌補大都市周邊地位為大城市提供的隱性補貼。但假如下級政府沒有公平談判能力、政府之間沒有公平地進行談判的制度框架，則這種補償就不可能足額到位。

《新京報》2005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