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活躍在報紙、電視上，他們出現在您最需要了解真實的時候，他們代表著一個開放透明的政府。2003年，站在政務公開的最前沿，北京市首批75名局級新聞發言人走馬上任，一年後，他們幹得怎麼樣？這一特殊群體的出現，又在怎樣影響著普通人的生活，用隨時隨地的資訊發佈營造著市民生存的另一種環境——

北京市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新聞發言人劉維林

人大及其常委會是由人民選舉産生，向人民負責，接受人民監督的國家權力機關，自然應該把大門向人民群眾打開，不斷擴大人民群眾的有序參與，努力實現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

北京市政協秘書長新聞發言人李建華

作為一名剛剛走馬上任的新聞官，今年面臨的第一個重頭戲，就是做好北京市十屆二次政協全會的新聞發佈工作。我一定認真履行好新聞發言人的職責，及時準確地發佈北京市政協的重要新聞，希望與各新聞媒體共同做好市政協的新聞宣傳工作。

一個團隊

劉蔚：爆炸發生一個半小時現場發佈

“馬路那邊兒還有一撥記者呢”，一聽這話，劉蔚轉身就衝了過去。

2003年3月12日上午10時30分，一外地男子持可疑爆炸物闖進盛福大廈路透社北京分社。12時50分，市公安局新聞發言人現場進行第一次發佈，稱所有人員已安全撤離。

“我先到亮馬河北邊，對那裏的記者進行發佈，剛完，交警告訴我，馬路西邊還有一撥記者，我就立馬衝了過去”，公安局新聞發言人辦公室主任劉蔚今天回憶説。

過去一年裏，市公安局大小新聞發佈會的數字，最保守的估計也超過了100次，而在這背後，則是一個11人組成的新聞發言團隊，在全國也屬鳳毛麟角。而這個特殊團隊的形成過程，本身就是警務公開的進程。市公安局新聞發言人張策説，雖然1993年公安局就有了新聞發言人，但意識到這一制度對於保障百姓知情權的重要性，卻是在一次次的突發事件中。“2000年2月15日，天安門廣場發生一起爆炸事件，案發一小時後我們在現場進行了新聞發佈”，張策説，這是一個前所未有的舉措。

而在劉蔚的記事本上，記著這樣一組時間：2003年2月25日上午11時50分，清華校園發生爆炸；13時20分北大校園發生爆炸；15時05分現場發佈案情——距第二聲爆炸只有一個半小時。

一種責任

于秀琴最怕父親聽不懂我的發佈

1月16日上午11時，密密的雲層和煙霧籠罩著京城，一場小雪即將到來。北京國際飯店國際廳，北京市政府新聞辦公室今年第二場新聞發佈會，由市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于秀琴介紹去年的經濟統計數據。

突然，有人提問：“很多人拆遷以後必須在城市很遠的地方買房子，你們將採取什麼措施來解決這一困難？”

這突兀的提問已經超出本次統計局發佈會的內容了，但于秀琴沒有使用“無可奉告”四個字。“我不僅是在與記者，更是在和咱們北京市民溝通，必須實話實説”，事後她説，用“無可奉告”，就像在家裏和自己先生使用外交辭令一樣“彆扭”。

她當時的回答確實像是和家裏人説心裏話：北京市的城市功能現在就是疊加在一起，大大超過了這個城市所能承載的能力，問題的解決，得伴隨著城市功能的調整。

這是一個典型的鏡頭。隨著2003年北京市政府局級以上單位相繼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新聞發言人作為溝通百姓政府的橋梁，正成為高曝光率的特殊人群。

“我們的工作像氣象預報”，今天，接受晚報採訪時，這位已經在7場新聞發佈會上擔任主講的市統計局新聞發言人，把自己一年多來幹的活兒形容為“找位置”：我既是統計局的發言人，更是大眾的一分子，“要客觀真實、中立地把資訊發佈給公眾”。

不過，于秀琴也有點兒心事：如何讓普通人更好地了解政府數據。“我父親就説，你説的那些指標，大部分我聽不懂”，她正琢磨怎麼把這些數據、指標説得更好懂。今年，統計局將向公眾披露數據産生的過程，“通過透明化來接受大家監督，我們有義務向百姓公佈從大眾那裏取得的數據、資訊”。

70多位新聞發言人走上公眾生活舞臺，同樣是一任陽光政府對於市民所履行的一份責任：政務公開、資訊共用。

一種制度

鄧小虹：一年之內三次接受外國專家培訓

“節前這麼冷，還得麻煩大家來參加發佈會，不過，相信這次發佈的資訊，會是衛生局給大家的一份禮物”，鄧小虹的開場白引來一陣鼓掌。

2003年12月26日，廣東再次出現非典疑似病例消息傳來，鄧小虹就動手準備對本市情況進行發佈。第二天，市民得到令人放心的資訊：北京防非典措施到位。

作為北京市衛生局的新聞發言人，鄧小虹一年之內三次接受外國專家培訓。第一回是五一期間，由世界衛生組織專家進行培訓，級別挺高，代市長王岐山同期接受培訓。“印象最深刻的是模擬採訪”，錄影機把你接受採訪的全過程記錄下來重放，看哪些表情不合適。第二回，是市政府新聞辦公室組織的新聞發言人培訓班，法國公關專家杜孟現場點評。第三回是10月份衛生部的全國培訓，“案例教學，學員分成小組互相採訪挑毛病”。

同一時間，上海、青島等地新聞發言人紛紛亮相，去年因此被稱為中國地方政府新聞發言人年。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北京政府新氣象，遍設新聞發言人”。

當新聞發言人成為制度後，“公眾健康資訊發佈比以往及時快速了許多”，鄧小虹説。張策則透露，今年開始，每週發佈的“全市警情提示”將進樓入戶，張貼到社區、公交車站，“比如上面寫著某一地區近期治安不好，管這片兒的民警就會有壓力，因為老百姓都看著呢。”

專家們則從這一制度中探討著社會的走向。“強調知情權的開放，是我們的政府從全能政府向有限責任政府轉移過程中的新事物”，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副院長喻國明説，這種開放的態度，使SARS危機中政府信任度反而提高了。

新聞發言人群體的出現，也在悄然改變著許多傳統的東西。國家衛生部最近發文，正式授權各省市可以對本地區重大衛生突發事件進行及時發佈，過去，甲類傳染病必須由衛生部統一發佈，時間往往滯後。

無論是新聞發言人，還是專家市民，在接受採訪時都提到了同一個詞：公開。

陽光政府的前提

新聞發言人制度意味著什麼？國務院新聞辦副主任王國慶的回答是：最大限度滿足公眾的知情權，讓老百姓來監督政府，實現政務公開、資訊透明。市統計局新聞發言人的話更直接：把從百姓那裏得到的資訊還給百姓。同樣，各項政策出臺前的網上公示、建議諮詢，也是動員每一位市民參與到我們這座城市的建設中。一句話，它們都是北京政務公開的窗戶。

當政府的一言一行都“曝光”在千萬市民眼皮底下時，當網上公示、資訊發佈、意見反饋成為制度時，人們有理由相信，千萬雙眼睛管著的，將是一個“陽光政府”。（記者 王學鋒）

《北京晚報》2004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