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務院新聞辦副主任王國慶談新聞發言人制度

“小平同志打電話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對勃列日涅夫的講話做出反應。那時，外交部還沒有正式的新聞發佈會制度。我仍在新聞司司長的任上，正在考慮設立新聞發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發言人制度的契機。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聞發佈會是一次沒有座位的新聞發佈會。那是（1982年）3月26日，地點在當時外交部主樓門廳處。當時沒有專門進行新聞發佈的場地，七八十位中外記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圍。當時擔任翻譯的是現任外長李肇星。”

——摘自錢其琛《外交十記》

從老外交部長錢其琛第一次出任中國新聞發言人的那天起，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設已走過了20多年的歷程。關於中國的新聞發言人，早在陳毅、喬冠華、錢其琛等老一代外交家的事跡中就有所耳聞，但這些發言人的身影真正走進公眾視線還是這幾年的事情。

從2003年9月22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組織的第一期新聞發言人培訓班開始到今天，新聞發言人難以分清哪是課堂，哪是現場。因為新聞事件每天都在周圍發生，無論怎樣，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取得的長足進步是國際社會有目共睹的。

瑞士國家廣播電臺駐華首席記者阿鶴騰針對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曾説：“這項制度的建立表明瞭中國政府不斷增強透明度的決心。它符合國際標準，對我們這些外國記者來説意義重大。”

2005年７月中旬，法新社記者撰文説：“今年中國湖南芷江出現了疫情，中國政府採取了很透明的方式，這是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方式。”

日前，在2005年全國外宣工作會議上，國務院新聞辦副主任王國慶作了關於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的發言，在他清晰、生動的介紹下，大家了解到這項工作正在各條戰線上顯現出良好進展的局面。

外宣會議結束後，王國慶很快接受了《對外大傳播》記者的採訪。可以説，作為國務院新聞辦的領導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安排我們的採訪，這本身就體現了作為一個主抓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的領導者願意與記者對話的一個明顯的特徵。在三個多小時的訪談時間裏，我們更是深切體會到了他對這項工作胼胝推進的願望和熱忱。訪談是從他發言中所提到的中國媒體曾有的權威輿論“失語”狀況開始的……

●“處理得好就變成了政府能力的顯示”

《對外大傳播》 ：您在這次全國外宣工作會議上的發言中談到，過去由於“權威資訊缺位”和“我外宣媒體失語”，造成境外媒體肆意炒作和歪曲，而現在這種現象已有所改善。本刊一直關注中國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設情況，請您談談新聞發言人制度的進展與這個問題的改善之間具體的聯繫。

王國慶 ：《對外大傳播》是專門研究對外傳播的刊物，對於從事對外宣傳工作的同志來説，這是一本很好的刊物。我特別注意到你們一直在關注我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所以接受你們的採訪應該是理所當然的。借這個機會，我還要感謝你們對政府新聞發佈工作的支援。

從某種意義上講，政府的新聞發佈工作實質是我們一直強調的在第一時間搶佔輿論制高點，把握輿論控制權。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往往只強調“保持正確導向”，而忽略在第一時間用權威資訊搶佔輿論制高點。這個問題在有的時候、有些地方還是很突出的。在地方新聞發言人的培訓班上，我經常強調，在消息閉塞、通訊手段落後的情況下，一個地方發生什麼事情，你可以採取“不説”，或等事情處置妥當之後“再説”。現在情況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種習以為常的“不説”和“再説”不行了！資訊傳播方式和速度的變化，一個地方有什麼事情可以在瞬間傳遍全世界。1992年我在美國當記者的時候，寫完稿子，要打個電話，告訴家裏“我要發傳真”，這邊給個信號，稿子才傳回來。即便這樣也已經是比較先進了。在80年代，我的前任們還沒有傳真機呢！他們傳新聞靠國際長途，一邊對著話筒一句一句念，另一邊一句一句寫。專稿和錄音報道就只能請民航班機捎帶了。現在，手機幾乎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話。網際網路四通八達，網上傳遞資訊是以秒來計算的，西半球發生的事情，我們東半球幾秒鐘後就知道了。

更重要的是公眾意識的變化，公眾要求對事情有“知情權”，會對政府處置事情提出一連串的“為什麼”，而且要求“互動”，不是你説什麼，他們就聽什麼。前些時候圓明園整修湖底滲漏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圓明園管理部門為了解決湖水滲漏採取了一些措施，工程剛開始，有遊客就提出疑義：這麼做對圓明園是保護還是破壞？隨即引起了一場公眾參與的大討論，還專門開了聽證會。這説明在許多情況下，特別是在一些涉及公眾利益的事情上，公眾對不尊重他們的“知情權”是不滿意的，同時也不會滿足於被動地“告知”，他們會要求互動。

還有一點應該認識到，我們的新聞媒體也在發生變化。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可以説所有的新聞媒體都是我們的“喉舌”，大腦指揮嘴巴，大腦想什麼，嘴巴就出什麼聲。現在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大量的報刊走上了市場，為了發行量，為了更多的廣告，有時你有“令”，他們偏不行，你有“禁”，他們就是不止。面對這種新情況，我們應該怎麼做，是應該認真研究的。前些日子，我問一位在澳大利亞地方政府當新聞官的朋友，他們是怎麼管理新聞媒體的。當時在表述“管理”的時候，我用的英文詞是“控制”。他隨即糾正我説：“媒體是‘控制’不了的，它像一條大船，你可以採取方式使它稍微調整一下航向，但很難讓它調頭。”他説，在澳大利亞，政府應對新聞媒體可以説已經經歷了三個階段，最初是“媒體控制（Media control）”，後來叫“媒體管理(Media management)”，現在叫“媒體合作(Media cooperation)”。“控制”和“管理”都是居高臨下的，而“合作”是把新聞媒體當作你的“客戶”，是主動向他們提供服務。我們現在比較習慣的做法是“管”，特別針對一些敏感事件，新聞媒體接到的指令往往是“不採訪”、“不報道”、“不炒作”。作為主流媒體的大報大刊是聽招呼的，權威部門不説話，他們就“失語”了，輿論的主導權就讓給了非主流的小報小刊。比如，2001年7月發生在廣西南丹的礦井透水事故，當地政府為了隱瞞事故，對聞訊採訪的新聞記者進行圍追堵截，結果事故本身在主流媒體上得不到準確客觀地披露，一些不負責任和缺乏職業道德的小報小刊和境外媒體卻道聽途説、捕風捉影，把礦難炒得沸沸颺颺。最後人們關心的不是礦難本身，而把矛頭指向了政府，特別是境外別有用心的媒體就借事故和對事故的處置對我們黨和政府進行惡毒攻擊。

就像趙啟正同志所説的，突發事件的新聞處置做得不好，“往往是對我們傷害最重的，”它可以輕而易舉地把我們政府的形象毀到極點，把我們平時做的大量正面宣傳一筆勾銷。這經常讓我們這些搞外宣的同志痛心疾首啊！

讓人感到鼓舞的是，這兩年空難、礦難事故和自然災害的權威資訊披露得非常快了，一般都能在出事後就馬上報道，發生在2002年的大連“5·7空難”，就是我們國內媒體記者第一個報道出去的。（記者插話：這樣的報道能搶在外國媒體之前了嗎？）據我們的觀測，目前絕大部分都是我們“搶先”。當然，發生在我們中國的事情，我們自己的媒體先報出去也是理所應當的。我們還注意到一個現象，國外和境外媒體對我們不報道的事件或在報道中沒提到的東西往往特別感興趣，我們搶先説了，他們的報道積極性反而不高了。

但在事故和災難的對外宣傳方面我認為有一個技巧問題，簡單地説，就是不要算總賬。事故和災難發生了，權威部門要主動發佈資訊，新聞媒體要及時報道，事情要客觀介紹，損失，特別是傷亡人數要如實公佈，同時要把我們政府和有關部門如何妥善處置並防止類似事故和災難再次發生採取的措施很有説服力地宣傳出去。把一個階段的事故和災難羅列在一起算總賬，經常就會聳人聽聞了。比如，我曾看到一篇報道引用權威人士的統計説，中國交通事故死亡人數居世界第一，一年超過十萬。這個“第一”和這個“十萬”，對國人來説可以起到警示的作用，喚起公眾的交通安全意識，但對外，我認為負面作用太大。這個“第一”我們不必去爭，十萬人口對於一個小國家來説，可能是半壁江山，也可能是整個國家就沒有了。各種災害和災難古來有之，也並非中國特色。歐洲那麼發達，水災照樣要光顧；美國那麼先進，颶風比我們這裡的颱風還具毀壞性。“9·11”事件是發生在美國紐約 ；“7·7”地鐵爆炸是發生在英國倫敦。所以説發生災害和災難並不説明政府無能，關鍵在於怎麼處置，包括對災害和災難的新聞處置，處理得好就能展示政府的能力。當然，這裡面也有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我們出點事，有人就幸災樂禍，借機指責和攻擊我們。即使我們把事情處理得很好，西方一些有成見的人也會千方百計地挑我們的刺。

當然，我們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人家還是會認賬的。前兩天，我就看到法新社的一篇報道説：“今年中國湖南芷江出現了疫情，中國政府採取了很透明的方式，這是與以往完全不同的方式。”

●“預案制定以後千萬不要把它們放在保險箱裏”

《對外大傳播》：前不久，國務院正式下發了《國家突發公共事件新聞發佈應急預案》。請您就預案中的某項內容談談其對現實工作的指導作用。

王國慶 ：2003年初的全國外宣工作會議提出了對外宣傳要建立健全三個“機制”，即對外宣傳的統籌協調機制、對外新聞發佈機制和應對突發事件高效的新聞宣傳協調機制。三個“機制”的核心，實質上是要建立健全一個包括政府新聞發佈在內的、完整的國家權威資訊發佈體系。

《國家突發公共事件新聞發佈應急預案》是國務院制定的一百多個處置方方面面突發事件工作預案中的一個。我辦應國辦要求起草了這個《預案》。《預案》幾經修改，還徵求了各方面專家的意見，可以説這個《預案》是比較權威、專業和具有較強可操作性的。《預案》確定了突發公共事件新聞處置的指導思想、工作原則、機構、程式、責任等等。《預案》特別強調的一點，就是突發公共事件發生後，權威部門或主管部門要及時主動地發佈資訊，主導輿論，創造有利於事件妥善處置、有利於宣傳組織群眾、有利於儘快恢復正常的生活生産秩序的輿論氛圍。（記者插話：預案適用到哪一級？）這一百多個預案，包括《國家突發公共事件新聞發佈應急預案》都是中央一級的，但各個預案裏提出的指導原則、工作方式，地方上制定預案時都可以套用。

我參與了好幾個預案的討論，對國務院已正式下發的預案，我也認真作了研讀。這些預案應該説都非常好，比較專業，儘管還會有不到位的地方，但事物是動態的、發展的，我們可以隨情況的變化不斷地去修改、完善。新聞發佈應急預案就是根據我們實踐過程中積累的經驗提煉出來的，如果能照這麼做了，就會有很好的效果，特別是對我們做新聞宣傳工作的同志來説，這些預案如果真正得到實施，那麼我們在突發公共事件的新聞處置方面就會發生質的變化。預案制定後千萬不要把它們放在保險箱裏，束之高閣。坦率地説，我擔心的就是我們在實際工作中，也就是在實際處置突發事件的時候，預案被拋在一邊，該怎麼做還是怎麼做！

《預案》對突發公共事件的新聞發佈提出了“及時準確”、“把握適度”、“突出重點”和“分類處理”的工作要求。這些要求在實際操作中是有很強的指導意義的。譬如，“及時準確”強調要在第一時間發佈已認定的簡要資訊，根據事態發展和處置工作進展情況，再作後續詳細發佈。這就是針對以往比較習慣的、等事情處理完了再四平八穩對外公佈的做法的。事情發生了，有些情況已經搞清楚了，在第一時間説，弄清楚多少説多少，這樣不僅顯示了政府或有關部門的權威性，還保證了我們的主流媒體在主導輿論方面的作用。不少地方上的同志在這點上也有很多成功的經驗，譬如總結出的“快報事實，慎報原因”，就很有道理。

另外，“把握適度”就是對突發公共事件的新聞發佈提出了要講究策劃、講究技巧的要求。突發事件的新聞發佈首先一條是要有利於事件的處置，所以什麼時候發佈、誰來發佈、發佈什麼、怎麼發佈是要策劃的，是有講究的。比如，俄羅斯的別斯蘭人質事件，就是由於資訊源控制得不好，不該披露的資訊漏了出去，給人質救援工作帶來了很大的麻煩。在莫斯科人質事件也發生過類似的情況，由於有人在電視上透露了劇院的秘密通道，恐怖分子就在秘密通道裏布了雷，迫使特種部隊改變了行動計劃。

總之，制定《預案》的目的在於使我們的突發事件新聞發佈制度化、規範化、專業化，核心就是資訊發佈要快、要準、要有序，主動搶佔制高點，有效地去主導輿論，而不是把制高點和主導權拱手讓給別人，事後再被動地去“澄清事實”、“解疑釋惑”。

現在境外媒體在我國派駐常駐機構的有300來家，記者和工作人員有400多人。這些媒體人員來中國不是為了吃烤鴨，也不是為了逛長城，而是要把中國的事情報道出去。那麼，他們報道的素材在哪？權威資訊源在哪？你不給他們提供“大餐”，他們就會到犄角旮旯去找“食”。路透社的一位駐京記者曾給我們提意見説 ：“你們總説我們的報道片面。我們知道一個銅板都有兩面，我們也希望我們的報道是全面的。可是在很多情況下，事情發生了，我們的老闆要求我們馬上發稿，你們官方應該提供的資訊我們總拿不到，那我們只有通過朋友、熟人到處去蒐集非官方的資訊了。”他説的是所謂的“平衡報道”，有些帶意識形態偏見的媒體記者即使你給他提供再多的權威資訊，他也會雞蛋裏挑骨頭，給你做負面文章。但這位記者提的意見還是有道理的，你權威資訊總“缺位”，人家就有理由提意見！

●“非典”之後，新聞發言人制度容易推動了

《對外大傳播》：從2003年SARS事件後，中國又經歷了多次大的突發事件的考驗，如您在發言中提到的礦難、洪災等一系列事件。請您具體談談經過培訓的新聞發言人在處理這些事件時遇到的挑戰和在應戰中的表現。

王國慶：説到這裡，我認為“非典”對我國各級政府建立健全發言人制度和開展新聞發佈工作起到了很重要的推動作用。也有外國記者問過我 ：“是不是SARS促使中國政府開始了新聞發佈工作？”我的回答 ：不是。中國政府的新聞發佈工作早就在做了，只能説“非典”讓人們意識到了這項工作的重要性，所以推動起來容易多了。

我國的政府新聞發佈工作從20世紀90年代初就以文件的形式提出來了，國務院新聞辦公室這十多年來一直在做。前面提到過，2003年初的全國外宣工作會議上還明確提出了要建立健全新聞發佈機制。關於這方面的工作，中央有關領導同志也有不少要求和具體指示。坦率地説，發生“非典”疫情之前，推動這項工作的難度太大了。全新聞辦上下鉚足了勁，在我辦新聞發佈廳舉行的發佈會一年也就30來場。有時為了把一位部長請出來，趙啟正同志也親自打電話。“非典”之後情況就不同了，有很多部門的領導是不請自來，2004年在我辦新聞發佈廳舉行的新聞發佈會場數一下子就增加到了60場。今年到目前(2005年7月)已經達到了44場，全年很可能突破70場。這兩年，國務院各部委局辦和全國各省區市人民政府的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和新聞發佈工作進展情況也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至於你問到的經過培訓的新聞發言人應對挑戰的表現，我想可以用“仗越打越精”來形容。培訓很有必要，但關鍵還在於實戰的磨煉。可以舉的例子很多，像衛生部的毛群安、教育部的王旭明等，都已經在不斷的實戰中磨煉成能夠比較自如地駕馭新聞發佈的新聞發言人了。不少地方政府部門的新聞發言人表現也非常不錯。比如，前年有個精神有病的人拿了一個聲稱裝了炸藥的提包，在路透社駐北京的辦公室劫持了裏面的工作人員。在事件的處置過程中，北京市公安局的新聞發言人很快出現在現場，不斷向聚集在大樓外的中外記者通報情況。我們從網際網路上報道的情況看，資訊發佈工作做得還是很專業的，用權威資訊主導了輿論，但沒有引起任何恐慌。同一年發生在清華、北大校園爆炸案，學校和有關部門的新聞發言人在事件的新聞處置方面做得也是可圈可點的。爆炸發生50分鐘左右，新華社、新華網就把權威消息發出來了，境外媒體大多援引新華社的消息作了報道。還有今年年初，遼寧發生的孫家灣煤礦礦難事件，新聞處置做得也比較專業，在整個過程中我們都能看到新聞發言人這個角色和作用。

●“這是個讓腦袋得不到休息的崗位”

《對外大傳播》：新聞發言人不是“傳聲筒”，要想表達思想就要了解情況，一般而言，貼得越近，掌握的情況才越多，傳達出的資訊才能越接近事實，新聞發言人的發言也才能遊刃有餘。我們想了解一下各地新聞發言人在政府部門中的地位如何。

王國慶：你提的這個問題很重要，我們在談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和開展發佈工作時，反覆強調“提供必要的工作條件”，講的就是這個問題。我們政府或政府部門的新聞發言人在發佈新聞時是代表政府在講話，他們發佈的每一個資訊都是負責任的，都應該具有權威性。怎麼保證發言人能切實負責任、能具有權威性？美國白宮的發言人，他基本不離總統左右。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州政府的新聞官告訴我，他每天至少有八九個小時都圍著他的州長轉。所以説，新聞發言人發佈資訊的權威性來自於他同決策層的零距離。現在我們不少新聞發言人還做不到這一點，決策過程不了解，領導意圖不清楚，所以經常就不敢“發言”，即使被推到了臺上也是“底氣不足”。作為新聞發言人面對記者的提問，你總不能一問三不知，總不能老是閃爍其詞，環顧左右而言東西。

在為新聞發言人提供基本工作條件上做得比較好的是上海市委市政府。據了解，上海市政府的新聞發言人幾乎可以列席市委、市政府所有的重要會議，市長到基層視察、現場辦公，新聞發言人也是隨行人員之一。在回答很多敏感和棘手的問題之前，市領導經常耳提面命，給予具體指導。這樣新聞發言人站在發佈臺上才能底氣十足。

政府新聞發言人的工作條件還應該包括建立一個完整的政府資訊發佈體系，也就是和政府所屬部門之間的資訊是暢通的，新聞發言人隨時能得到回答記者提問的有關資訊和口徑。目前，在這方面還多多少少存在一些問題。2002年8月，為了改變突發事件對外報道上被動局面，我們在江西召開了對外新聞單位和部分省區市外宣辦負責人專題工作會議。參加會議的同志對加強和改進突發事件的對外報道提出了許多很好的意見建議，但我發現要根本解決這個問題，難度太大。主要的問題除了思想認識和觀念以外，還有就是資訊渠道不暢通。你想快一點把情況通報出去，可是你並不掌握相關資訊。有時，我們以國務院新聞辦或中央外宣辦的名義打電話、發電報催要有關情況，人家還把我們都當成了防備的對象。推了一段，效果不理想，我們就調整了工作重點，先推新聞發佈和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設。各地各部門都有了新聞發言人，有了隨時要面對媒體、面對記者的新聞發佈制度，他們對蒐集和掌握資訊的需求比我們要緊迫。這樣我們再要索取有關資訊和對外表態口徑就容易了！（記者插話：您剛才説到發言人在任何時候都要面對記者，去年在國家奧體中心聽到新聞發言人談到過這個觀點，原來出處在這裡。）

對新聞發言人我們一直有這樣的要求，你所在的地區或部門隨時都在發生事情，記者們在作報道前隨時都希望得到權威部門、權威人士的資訊，所以新聞發言人應該隨時準備面對記者。美國白宮的一位發言人曾説過，發言人“這個崗位是讓腦袋得不到休息的崗位”。現在我們有的新聞發言人只把“新聞發言人”這個頭銜印在名片上，可從來不“發言”。這種現象也是應該在下工夫改變之列的。

（記者插話：剛才您介紹了您曾在美國做過記者，所以您在談話中知道我們記者想要什麼。希望您談一談，怎麼能夠做到把想給的和想要的較為完美地結合？）我在新聞單位整整工作了25年，作為記者在國內外也參加過不少新聞發佈會，作過無數次採訪。那段工作實踐對現在做推進新聞發言人和新聞發佈制度建設工作是很有意義的。毫不謙虛地説，在準備一場發佈會時，我對記者的要求是多少了解一些的。所以無論是新聞發言人，還是做新聞發佈工作的同志，有點新聞從業的背景對做好工作很有幫助。上海的新聞發佈工作做得比較專業，上次我去上海發現他們的新聞發佈處就從新聞單位借調了兩位非常有媒體工作經驗的同志。在西方一些政府新聞發佈工作做得比較規範的國家，他們的發言人很多原來就是記者，媒體的從業經驗使他們具有職業的敏感，他們很清楚今天發佈的資訊有哪些是具有新聞價值的、是記者會感興趣的。

如何評價一個新聞發佈會成功與否，簡單地説，就看三個“點”是否結合得好，即新聞發言人説的，媒體關注的、公眾關心的。這三個“點” 結合得好自然是個成功的發佈會。我從記者報道的角度説，我們的新聞發佈會還要不斷地在專業化上下工夫，不能把新聞發佈會開成了“新聞通氣會”、“佈置工作會”。不考慮公眾需要什麼、媒體關注什麼，我説你聽，也不讓提問互動，這種缺乏溝通的所謂新聞發佈會，記者們是不會好好給你報道的，你發佈的資訊不被媒體放大，那就失去了新聞發佈會的意義。目前，我們正在下大力氣和全國各省區市合作舉辦新聞發言人培訓班，不斷總結，不斷提高。現在辦的是“初級班”，以後還會辦“中級班”、“高級班”，使我們新聞發佈工作的制度化、規範化、專業化水準不斷提高。

●“封堵記者的辦法是最愚蠢的”

《對外大傳播》：關於對外資訊發佈，中央已經有了制度出臺，也形成了文件，可是地方的外宣工作者面對這種資訊發佈時，仍然有很多問題存在，這是他們的苦惱，甚至是一種無奈，例如，面對突發事件，中央強調應該“先發制人”，可是上級的批示還不能立即到達，對於地方工作的這種“兩難”境況，您作為中央外宣辦的領導，是如何思考的？

王國慶：我坦率地説，這種苦惱不僅地方外宣工作的同志有，我們在中央外宣部門工作的同志也一樣有。儘管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有明確的工作要求，中央領導同志也有批示、講話，要求“先發制人”、“引導輿論”、“搶佔輿論制高點”，但碰到具體問題時卻很難付諸實踐。突發事件或敏感案件發生後，對外新聞輿論引導經常出現滯後、被動的原因，我想至少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有決策層或決策者一時不掌握準確資訊，難以決斷的問題。情況不明，當然提供不了“權威資訊”了，我們的對外媒體得不到權威資訊，當然也不能不作不負責任的報道；另一方面，有一些部門和地方出了問題後，不是考慮如何利用新聞輿論來組織群眾、宣傳群眾，動員群眾和政府一起妥善處置事件，儘量減少損失和對公眾生活生産的影響，而是把工夫下在捂真相、封消息、堵記者上，致使我們經常在輿論引導上産生滯後和被動。

其實，我們認真想一想，封堵記者的辦法是最愚蠢的。影響比較大的例子，江西有過，最近河北也發生過。權威部門不發佈任何消息，還不讓記者採訪別人，所以採取宣傳幹部加警察“設卡”、“封堵”，沒收相機、膠捲、寫“檢討”，有的甚至還把人扣了。結果消息沒被封鎖住，記者們還寫出了採訪“曆險記”，給部門和地方的形象又抹了一層黑。我把這種不聰明的做法稱之為 ：本來是一個錯，變成了兩個錯。所以，在當今資訊傳播技術這麼發達的情況下，轉變觀念非常重要。

●“自主新聞發佈好處很多”

《對外大傳播》：今年，國務院新聞辦計劃推動條件成熟的省市和國務院有關部門開展自主新聞發佈工作，這也是提高新聞發佈專業化程度的重要舉措，我們很想了解有關自主新聞發佈的情況。

王國慶：目前，我們政府部門的新聞發佈會大致是三種形式：一是“搭臺唱戲”，我辦舉行的發佈會多數屬於這一類，我們搭臺，不定期地請別人來“唱戲”；二是“自主發佈”，外交部、上海市政府等地舉行的發佈會屬於這一類，定時定點由自己的新聞發言人發佈資訊，回答記者提問；三是“臨時發佈”，發生突發事件後在事故現場臨時組織的新聞發佈會。從專業角度講，我們希望多一些“自主發佈”。為什麼？定時定點了，就逼著你主動去考慮、去做。各地政府、中央各部門的新聞發佈都能定時定點，那麼就形成了一個有序的政府新聞發佈機制，譬如，在北京每天都有幾場高品質的新聞發佈會，就可以讓記者們忙得到處跑！（記者插話：這樣做的好處是什麼？）

除了上面説到的，形成一個有序的政府新聞發佈機制外，好處還可以羅列很多，其一，定時定點的“自主發佈”很容易成為媒體的權威資訊源，為媒體，包括境外媒體報道中國提供最權威的資訊，做好了可能每天都能在國外的媒體上看到、讀到我們官方的消息。其二，為政府官員搭建一個展示能力和風采的舞臺，涌現一大批“明星”，外交部的新聞發佈會和上海市政府的新聞發佈會已經造就了好幾位這樣的“明星”。其三，“自主發佈”給新聞發言人提供不斷實踐的機會，即使一個月發佈一次，久而久之，他也會熟能生巧。這也是提高新聞發佈水準和品質的一個措施吧。

《對外大傳播》：前不久，中組部領導第一次出席國務院新聞辦的發佈會，標誌著黨務公開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去年12月28日舉辦的年度最後一次新聞發佈會上，您也曾表示今年將多邀請一些黨中央部門的負責同志出席發佈會，這樣的發佈會的反響如何？請介紹一些相關的情況。

王國慶 ：請中組部的領導同志來辦舉行新聞發佈會是我們醞釀很久的事情。請黨的工作部門來新聞辦開發佈會，是一位駐京的外國記者提出來的。當時正值黨的“十六大”召開前夕，人們都在關注我們黨的人事變動情況，外國記者提出這個建議，其實是想通過發佈會摸摸底。那時要舉行發佈會難度太大，所以等了等。今年全黨開展保持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我們選了“先進性教育”這個話題，從記者出席發佈會和隨後的中外媒體報道情況看，這個發佈會的效果非常好。國外和境外的一些媒體把中組部領導來舉行發佈會看成是中國共産黨黨務公開的重要舉措。英國《泰晤士報》的駐京記者罕見地給我們記者聯絡室發來傳真件，稱“這是一次成功的發佈會，提供了與中共高層領導見面的機會”。（國務院新聞辦新聞處華清處長插話：《聯合早報》對此撰文説：“最近有趣的例子是，西方國家對中國共産黨的先進性教育産生了興趣。”）在中組部的新聞發佈會之前，中央對外聯絡部、中央統戰部、中央黨史研究室等黨的工作部門領導同志也到我們的新聞發佈廳開過發佈會。今年還準備多做一些。通過這些新聞發佈會，我還有一點特別深的感觸：我們方方面面的新聞資源都很豐富，不乏新聞發佈的各種人才，更不要低估我們的領導同志面對記者的水準，關鍵是如何邁出第一步。中組部領導的發佈會結束後，我對李景田副部長説，你不出來面對記者，是寶貴資源的極大浪費！

●“我們希望這樣的培訓班一層一層地辦下去”

《對外大傳播》：據悉，從全國範圍而言，從中央到地方有數千名官員接受了國務院新聞辦的新聞發言人培訓。很多中央部委和省市的培訓申請還在等著安排，許多地級市的培訓申請根本沒法考慮。那麼國務院新聞辦將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以更好地滿足一些地方培養新聞發言人的迫切需要？

王國慶：前面我們提到過，目前我辦主辦的和省區市外宣辦聯合辦的新聞發言人培訓班只是“初級班”，進行“普及教育”和“掃盲”，這很有必要。我們不少新聞發言人是政府或部門的負責人，因為分工，擔負了新聞發佈工作，他們有很強的政治責任意識，熟悉和掌握本部門本地區的情況，但缺乏對新聞專業、對媒體、對新聞發佈工作的了解。請專家、學者和有經驗的同志給他們講講課、補補缺，很有用。參加過培訓的同志普遍反映都很好。你提到的問題，也是我們在考慮的課題。一是要繼續“普及”，二是要進一步“深化”。地方和部門領導對新聞發言人培訓是很重視，地方上辦班的積極性也很高，我辦主要和省區市黨委外宣辦一起辦班培訓省直屬單位和地州市政府的新聞發言人。這種普及性質的培訓我們還會繼續做，同時也希望有條件的省區市可以辦班培訓下一層次的新聞發言人，一層一層辦，培訓出一大批懂政治、懂新聞、懂媒體，能很專業地開展新聞發佈的官員。對那些接受過“普及”培訓、已經在新聞發言人崗位上的同志，我們打算在適當的時候還要進行“深化”培訓，進一步提高專業化水準和能力。開展培訓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譬如，專家講課的內容要不斷充實、更新；應該編寫相應的教材等等。總之，培訓也要制度化、規範化、專業化。

另外，現在我們下大力氣開展新聞發言人培訓還“另有所圖”。2008年，奧運會將在北京舉行，來中國採訪奧運的國外境外記者人數將可能是以萬來計算的。可以斷定，有不少記者並不是為北京運動場裏的比賽來的，而是借機採訪中國。很可能他在北京報個到，就去外地挖他所要的新聞了。所以我們要有所準備，用三年時間，培訓出一大批知道如何與外國記者打交道的同志。到時候，無論那些外國記者走到哪，都會受到很專業的接待！

●“這個標題對我來説，是一種莫大的壓力”

《對外大傳播》：作為國務院新聞辦副主任，您在跟境外媒體的接觸中一定發生了很多難忘的事，能否説一兩件讓您記憶深刻的事情？

王國慶：講這麼一個經歷吧！2002年，我帶了我們辦代表團去沙烏地阿拉伯訪問，在吉達市，應沙特很有影響的《歐卡茲報》總編的邀請，和這家報紙的十多位高級編輯、記者談了一下午，回答了他們提出的許多問題。第二天《歐卡茲報》用了整整一個版面刊登了我的“答記者問”，內容無可挑剔，用的幾乎都是我的原話，可是標題對我刺激特別大：《聲音微弱的大國——中國》。作為一個從事對外宣傳工作30年的人，對中國在世界上“聲音太微弱”怎麼能無動於衷？我工作過20多年的中國國際廣播電臺辦了60多年了，新華社的對外宣傳比它還早，《中國日報》也辦了20多年，幾代人辛辛苦苦奮鬥，可是我們的聲音還是很弱，中國還是一個“聲音微弱的大國”，這個標題對我來説，是一種莫大的壓力！

把中國的聲音做大，除了我們自己的努力外，還要千方百計地借助外力。也就是説，我們自己的外宣要加大力度，要提高水準，要講求實效，把我們的聲音實實在在地送到宣傳對象的耳朵裏去，讓他們經常聽到中國的聲音。同時我們要學會利用境外國外的媒體把我們的聲音傳出去，做好對外新聞發佈就是一種非常有效的借助外力。在不少情況下，他們的報道比我們的宣傳有滲透力。

在給國外客人介紹我辦的職能時，我總以“我們國家的形象推介部門”來概括。所以把中國的聲音做強做大，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責任重大。

《對外大傳播》：今天對您談的問題我們非常有滿足感，因為，以前只以為新聞發佈開始於“非典”，現在才了解這之前我們國務院新聞辦就已著力推動這個工作。另外，通過您講述的這些，我們了解到在推動中國新聞發佈的工作中充滿了艱辛，也看到了希望。

文：本刊記者 宏 磊

供稿：《對外大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