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

2003年下半年至2004年上半年，中央採取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到目前，已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效。這次宏觀調控，是在學術界空前激烈的爭論過程中進行的。為了更好地把握這次宏觀調控的來龍去脈，本文先從2003年我國經濟增長的特點出發進行研討。

一 2003年我國經濟增長的特點

2003年，我國經濟增長有兩個標誌性的特點：一個是從經濟總量和每人平均量看；另一個是從經濟增長率看。

1.從經濟總量和每人平均量看

我國國內生産總值（GDP），從1978年的3600億元，經過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七年的努力，到1985年達到1萬億元的水準；又經過五年努力，到1990年達到2萬億元；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每年不斷提高，達到3萬億元、4萬億元、5萬億元、……直到10萬億元的水準；2003年，又達到了11萬億元的規模。

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數據，2003年我國經濟總量（GDP）居世界第七位。居前十位的國家分別是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義大利、中國、加拿大、西班牙和墨西哥。

從我國每人平均GDP看，20世紀80年代初一直到1987年，始終停留在300美元以下。1984年，我國每人平均GDP是297美元（按當年匯率計算）。在這一年，鄧小平同志兩次講話提出：“現在中國還很窮，國民生産總值每人平均只有300美元。我們的目標是，到本世紀末每人平均達到800美元。800美元對經濟發達國家來説不算什麼，但對中國來説，這是雄心壯志”。“我們提出四個現代化的最低目標，是到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準。這是1979年12月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來訪時我同他首次談到的。所謂小康，從國民生産總值來説，就是年每人平均達到800美元”。經過改革開放二十餘年的努力，到2000年，我國每人平均GDP達到了856美元（按當年匯率計算），實現了小平同志改革開放之初的偉大戰略構想。到2003年，我國每人平均GDP又突破了1000美元，達到1100美元（按當年匯率計算），跨上了一個重要臺階。

每人平均GDP超過1000美元標誌著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主要從兩方面看：一方面，這可能是一個發展的黃金時期。消費結構升級，産業結構隨之升級，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快，有可能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使國民經濟繼續快速增長。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一個經濟、社會矛盾凸顯的時期。隨著經濟總量的不斷擴大，消耗的資源也隨之增加，資源約束的矛盾將更加突出；社會結構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特別是隨著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各種利益集團之間的摩擦就可能加劇。因此，在一個國家每人平均GDP達到1000美元這個臺階之後，可能會出現兩種發展前景：一種是，抓住機遇，使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並逐步走向現代化；另一種是，如果處理不好上述矛盾，經濟就可能在一段時間內停滯不前，甚至導致社會的動蕩。如很多拉美國家就是這樣。

綜合上述，2003年我國經濟增長的第一個特點，就是每人平均GDP超過1000美元。它顯示出兩個含義：一是表明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長期趨勢，即我國經濟仍可保持一個較長時期的快速增長。二是要特別注重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發展，防止出現經濟越發展反而社會矛盾越加突出的局面。由此，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適時提出了科學發展觀。

2.從經濟增長率看

2003年中國經濟增長的第二個特點，就是GDP增長率達到9.3％。從而結束了自1992年經濟過熱以來，1993～1999年經濟增長率連續下滑的局面，結束了亞洲金融危機之後1998～2002年連續幾年徘徊在7%～8%（“七上八下”）的局面，確定了中國經濟已處於新一輪經濟週期的上升階段。我國經濟的增長是在波動中進行的。下面，簡要回顧一下我國經濟的波動歷程及其相應的經驗教訓。

二 經濟增長中的週期波動與宏觀調控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從1953年起開始大規模的工業化建設，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國經濟增長率的波動共經歷了5個週期。從1977年到現在，又經歷了5個週期。在前5個週期中，曾有三次“大起大落”。每次“大起”，GDP增長率的高峰都在20％左右（1958年為21.3％，1964年為18.3％，1970年為19.4％）。1977年後，曾有四次大起，GDP增長率的高峰明顯下降，但仍然較高，均超過了10％。歷史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為了保持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在經濟週期的上升階段必須十分注意控制峰位，防止“大起”，熨平波動。現著重分析這後面5個週期。

第一個週期（1977～1981年）。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後期的一個波谷，經濟增長率為-1.6%。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1977年，經濟增長率上升為7.6%。1978年達到高峰，經濟增長率超出11%，達到11.7%，出現經濟過熱。這次經濟過熱，起初表現為投資過熱和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係嚴重失調，隨後財政用於消費的支出大幅增加，形成大量財政赤字，導致國民收入超分配。針對經濟過熱，進行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緊縮型宏觀調控。

在1978年12月召開的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並提出，國民經濟中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調狀況還沒有完全改變過來，基本建設必須積極地而又量力地循序進行，不可一擁而上。轉年，1979年3月，李先念、陳雲同志就財經工作寫信給黨中央，明確提出，現在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情況相當嚴重，要有兩三年的調整時期。同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用三年時間進行國民經濟調整。1979年4月，召開專門討論經濟問題的中央工作會議，正式提出用三年時間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實行新八字方針，即調整、改革、整頓、提高（1961年時提出的八字方針是：調整、鞏固、充實、提高）。

然而，在1979年、1980年兩年中，從中央到地方對調整的認識並不統一，貫徹執行不力。基建總規模沒有退下來，地方和企業財權擴大後盲目上項目，財政大量赤字，貨幣發行過多。為此，1980年12月，黨中央再次召開工作會議，鄧小平同志尖銳指出：“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陳雲同志負責財經工作，提出了調整方針，去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對此做出了決定。但因全黨認識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執行得很不得力。直到現在，這種情況才有了變化”（鄧小平：《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354頁）。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在經過1979年和1980年兩年調整之後，1981年對國民經濟進行進一步的大調整。至此，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次國民經濟調整才得以有效地進行。經過調整，經濟增長率從1978年的高峰11.7%，降為1979年的7.6%、1980年的7.8%、1981年的5.2%。在這個週期內，從1978年的高峰到1981年的低谷，經濟增長率波動的落差為6.5個百分點；上升階段2年，下降階段3年，共5年。

第二個週期（1982～1986年）。1982年、1983年，經濟回升，經濟增長率分別回升到9.1%和10.9%。1984年，經濟增長率遠遠超出11%，達到15.2%的高峰，經濟再次出現過熱。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雙膨脹，社會總需求超過總供給。針對經濟過熱，進行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次緊縮型宏觀調控。

1984年11月，國務院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門嚴格控制財政支出，控制信貸投放。轉年，1985年3月，《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加強和完善宏觀經濟的有效控制和管理，堅決防止盲目追求和攀比增長速度的現象。但這一年過熱局面沒有控制住，許多地方和單位仍在盲目上項目、鋪攤子。1985年，經濟增長率為13.5%。為此，1986年3月通過的“七五”計劃，分為前兩年和後三年兩個階段。前兩年進行調整，著重解決固定資産投資規模過大、消費基金增長過猛的問題。然而，在1986年第一季度工業生産增長速度回落之後，許多人認為經濟增長出現滑坡，強烈要求放鬆銀根，刺激經濟增長；加之1986年是“七五”計劃的第一年，各地加快發展的積極性很高。在各種壓力下，1986年所進行的宏觀調控沒有到位，潛伏著進一步引發新的過熱的可能性。1986年，經濟增長率為8.8%。在這個週期內，從1984年的高峰到1986年的低谷，經濟增長率波動的落差為6.4個百分點；上升階段3年，下降階段2年，共5年。

第三個週期（1987～1990年）。1987年，經濟增長率又超出11%，達到11.6%的高峰，經濟再次過熱。1988年，經濟增長率僅略有下落，為11.3%。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雙膨脹。針對經濟過熱，進行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三次緊縮型宏觀調控。

當時，國家預算內的基本建設投資得到一定控制，但預算外投資規模的膨脹遠遠沒有控制住，而且愈演愈烈。1988年9月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把明後兩年改革和建設的重點突出地放到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上來。但1989年不少地方和部門對治理整頓的必要性缺乏認識，使宏觀調控的很多措施沒有得到有效貫徹。

1989年11月黨的十三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進一步提出用三年或者更長一些時間基本完成治理整頓任務。至此，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三次國民經濟調整才得以有效地進行。1989年、1990年，經濟增長率分別降至4.1%和3.8%。在這個週期內，從1987年的高峰到1990年的低谷，經濟增長率波動的落差為7.8個百分點；上升階段1年，下降階段3年，共4年。

第四個週期（1991～2001年）。1991年，經濟增長率回升到9.2%，進入了新一輪經濟週期的上升階段。在這種態勢下，1992年初，鄧小平同志南巡視察，發表了重要講話，為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打開了一個新的局面。但由於當時我國改革開放才十來年，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還沒有根本轉型，原有體制下的投資饑渴、急於求成、層層片面追求高速度等弊端還沒有被克服。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增長很快衝出10%，達到14.2%的高峰。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雙膨脹。煤電油運和重要原材料的供給全線緊張，金融秩序混亂，明顯出現了經濟過熱。1993年上半年，過熱態勢繼續延續。針對經濟過熱，進行了改革開放以來的第四次緊縮型宏觀調控。

1993年6月，發佈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採取16條措施，正式開始了以整頓金融秩序為重點、治理通貨膨脹為首要任務的宏觀調控。在調控過程中，學術界圍繞宏觀調控是以治理通貨膨脹為首要任務，還是以繼續加快增長、擴大就業為先，曾一度展開爭論。有同志也曾提出這樣的觀點：兩位數以上的通貨膨脹不可怕，兩位數以上的經濟增長才過癮。同時，一些地方和企業要求放鬆銀根的呼聲也不斷。但宏觀調控排除了種種干擾，經過三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為抵禦隨後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1993～1996年，經濟增長率平均每年回落1個百分點。到1996年，經濟增長率回落到10%以內，為9.6%。與此同時，物價上漲率（商品零售價格）也從1994年的21.7%回落到10%以內，降至1996年的6.1%。從而，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

一般來説，“軟著陸”的調整成功之後，經濟就應該穩定在一定的水準上，或者再逐步回升。但是，1997年、1998年、1999年連續三年又繼續下滑，經濟增長率分別為8.8%、7.8%、7.1%。這樣，共連續下滑了7年。7年當中，前4年是“軟著陸”的主動調整，後3年是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和國內有效需求的不足。

自1929～1933年世界大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國際上還沒有遇到過像亞洲金融危機這麼嚴重的金融危機。國際金融投機商首先以泰國為突破口，一夜之間就把泰國十幾年來高速增長的成果毀壞了。從亞洲“四小虎”，到“四小龍”，到日本，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陸續進入高速增長的東亞地區“群雁”全都被打下來了。對付這樣嚴重金融危機的辦法，就是暫時緊縮信貸、緊縮銀根。我國已經進行了四年的“軟著陸”經濟調整，加上人民幣不可完全兌換這道防火牆，我國所受的衝擊相對小一些，但畢竟周邊國家均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再加上香港剛剛回歸祖國，要保持住香港的繁榮，頂住金融危機的衝擊，形勢十分嚴峻。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可能用放鬆信貸的方法來使已成功實現“軟著陸”的經濟重新起飛。

與此同時，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在居民消費和支出中，原先屬於福利化的部分，正在市場化。教育要高收費了，住房也要花錢去買，下崗失業的要為自己準備一些失業金，養老也都逐步市場化了，因此，大家要去儲蓄，為子女教育，為下崗後的生活，為買房子，為養老而去儲蓄。這就使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和國內有效需求的不足，1998年中央開始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

經過幾年的努力，到2000年，經濟從7.1%的低谷開始回升至8%。但2001年又受美國經濟調整（包括“9·11”的衝擊）和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同步陷入低增長或衰退的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率又降到7.3%。從1997年到2001年，我國經濟增長率保持在一個“七上八下”的相對平穩的位勢上。這是來之不易的。與同期世界主要國家及周邊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經濟增長的態勢顯示出“一枝獨秀”的情景。在這裡，“一枝獨秀”僅用於説明經濟波動態勢的比較。

在1991～2001年的這個週期內，從高峰（1992年）到最低谷（1999年），經濟增長率波動的落差為7.1個百分點；上升階段2年，下降階段9年，共11年。

第五個週期（2002年至今）。2002年，經濟增長率回升到8.3%。2003年，上升到9.3%。2003年11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目前，我國經濟發展正處於經濟週期的上升階段”。

2003年第一、二、三、四季度經濟增長率分別為9.9%、6.7%、9.6%、9.9%。2004年第一季度，又高達9.8%，這是在2003年第三、四季度經濟增長率分別達到9.6%和9.9%的基礎上，宏觀經濟繼續保持在高位運作。一方面看，我國經濟增長的位勢由前幾年的7％～8%上升到9%，這是來之不易的良好態勢，表明我國經濟運作已處於新一輪經濟週期的上升階段，國民經濟形勢總體上看好。但另一方面，百分之九點幾的經濟增長率，已經貼近10%的上限警戒線。從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經驗看，特別是從我國目前煤電油運和重要原材料的資源供給看，潛在經濟增長率約為9％左右，適度經濟增長區間為8％～10％。低於8%，經濟生活比較緊張，失業問題不好解決；高於10%，“瓶頸”制約嚴重，宏觀調控難度大。也就是説，經濟增長率的上限警戒線大體可以把握在10％。如果經濟增長率衝出10%，就有可能從局部過熱走向總體過熱，並導致大起大落。從2003年第三季度到2004年第一季度，我國經濟運作已處於由局部過熱到總體過熱的邊緣上，特別是部分行業過熱，投資需求過旺，信貸投放過快。對此，黨中央、國務院及時果斷地採取了一系列宏觀調控措施，並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效。

2004年第二季度，經濟增長率為9.6%，這與去年第二季度抗擊“非典”時經濟增長率基數較低（6.7％）有關。2004年第三、四季度，經濟增長率會有所降溫。全年看，經濟增長率預計為9.4%，但不會衝出10%的上限警戒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2004年4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中，預測2004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為8.5%；在9月發佈的最新《世界經濟展望》中，調高為9%。經過宏觀調控，我國國民經濟繼續保持了良好發展勢頭，努力延長了經濟週期的上升階段。

三 五次緊縮型宏觀調控的比較

綜合上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共進行了五次緊縮型宏觀調控：①1979～1981年；②1985～1986年；③1989～1990年；④1993年下半年～1996年；⑤2003年下半年～2004年（此前，1998～2002年為擴張型的宏觀調控）。與前四次宏觀調控相比，第五次宏觀調控具有什麼不同的特點？

1.調控時所針對的經濟運作態勢不同

在前四次宏觀調控中，首先，當時針對的都是經濟波動中已經出現的超過11％的“大起”高峰。1978年經濟增長率達11.7％，1984年達15.2％，1987年、1988年分別達11.6％和11.3％，1992年達14.2％。其次，當時針對的都是經濟的全面過熱或總量過熱。第一次的經濟過熱，起初表現為投資過熱和國民經濟重大比例關係嚴重失調，隨後財政用於消費的支出大幅增加，形成大量財政赤字，導致國民收入超分配。第二次至第四次經濟過熱，都是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的雙膨脹，社會總需求超過總供給。再次，前四次宏觀調控都要治理嚴重的通貨膨脹。總之，前四次的經濟“大起”，每次都是到難以為繼時，才不得不進行被動的調整。

第五次宏觀調控針對的不是經濟增長率已經超過11％的大起，而是為了防止經濟出現“大起”，防止“大起”導致“大落”；針對的不是已經出現的全面過熱或總量過熱，不是投資和消費需求雙膨脹，而是部分行業投資的局部過熱；針對的不是已經出現的嚴重通貨膨脹，而是物價上升的壓力開始顯現。總之，第五次宏觀調控對於過熱的部分行業來説，是及時的調控；而對於整個經濟運作的全局來説，則是見勢快、動手早、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的主動調整。

2.調控時的經濟體制基礎不同

前四次宏觀調控都發生在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逐步轉型、但尚未“基本轉型”的過程中，而第五次宏觀調控則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初步建立之後的第一次緊縮型宏觀調控。在這次宏觀調控中，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充分表現出來。中央政府與各級地方政府、宏觀調控部門與其他部門、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及證券公司、過熱行業與非過熱行業、上游産業與下游産業、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大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沿海與內地以及高中低收入者之間，形成了複雜的利益格局，各有不同的利益和聲音。因此，折射到學術界和新聞媒體，形成各種聲音的多元化。在經濟形勢的判斷上和怎樣進行宏觀調控上，經濟界展開了一場二十多年來最為激烈的爭論。有人稱“這是一場規模空前的博弈”。這無疑給宏觀調控增加了很大的難度。事實上，在改革開放以來的五次宏觀調控中，每次調控都需要統一認識，而每次統一認識都很不容易。特別是第五次宏觀調控，統一認識的難度更大。看來，在市場經濟下進行宏觀調控特別是見勢快、動手早的調控，出現激烈的爭論，今後也難以避免。

3.調控時所採取的主要方式和手段不同

關於調控的實施方式。在第一次到第三次宏觀調控時，在最初做出調整國民經濟決定的頭一兩年內，在實施上存在著猶豫不決、貫徹不力的問題；隨後，才進行堅決的大規模的調整。在第四次宏觀調控時，汲取了前三次的教訓，在做出治理整頓的決定後，在實施上表現出雷厲風行的特點。第五次宏觀調控因是見勢快、動手早的調控，所以採取的方式是漸進式的，由冷靜觀察、溫和預警、到逐步加大力度，注意準確地把握調控的時機、節奏和力度，對看準了的問題採取果斷有力的措施。

關於調控的緊縮面。在第一次宏觀調控中的最後一年（1981年），以及第三次宏觀調控中的最後一年（1990年），都是對投資和消費實行力度較大的全面緊縮，使經濟增長率較大幅度地迅速回落（1981年經濟增長率回落到5.2％，1990年回落到3.8％）。1993年6月開始的第四次宏觀調控，亦是對投資和消費實行全面緊縮，但為“適度從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均為“適度從緊”，使經濟增長率從兩位數的高峰平穩地、逐步地回落到10％以內的適度增長區間。第五次宏觀調控不是全面緊縮，而是適時適度，區別對待，不“急剎車”，不“一刀切”。貨幣政策由前幾年的“穩健”逐步轉向“適度從緊”，財政政策由前幾年的“積極”逐步轉向“中性”。注重做到“四個既要、又要”：既要嚴格控制部分行業過度投資盲目發展，又要切實加強和支援經濟發展中薄弱環節；既要堅決控制投資需求膨脹，又要努力擴大消費需求；既要著力解決當前的突出問題，又要著眼長遠發展；既要從宏觀上把該管的管住管好，又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總之，這次宏觀調控不是使經濟增長率從兩位數的高峰大幅度地回落和“著陸”，總體上看，經濟還在適度增長區間內（8％～10％）運作，既不是“硬著陸”，也不是“軟著陸”，而是通過適當的控速降溫，使經濟在適度增長區間內既平穩又較快地可持續發展，努力延長經濟週期的上升階段。

關於調控的手段。一般講，經濟調節有三大類型：完全市場調節型、完全政府調節型、市場調節加政府調節型。就政府調節即政府的宏觀調控來講，一般有三大手段：經濟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經濟手段，是指政府運用各种經濟杠桿（如價格、利率、稅率、匯率等），通過市場機制，間接地對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進行調控。法律手段，是指政府運用各種有關的法律法規和國家有關的政策規定，通過法制力量，對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進行調控。行政手段，是指政府運用行政機構的權力，通過強制性指令，直接對企業或個人的經濟活動進行調控。第一次至第三次宏觀調控，主要採用的是行政手段。如行政性財政政策，強制控制財政支出（削減投資支出和控制消費支出）；行政性貨幣政策，強制控制信貸投放；對經營不善、長期虧損的國有企業，停止財政補貼，停止銀行貸款；對落後的小企業進行整頓和關停並轉等。第四次宏觀調控時，已改變過去單純依靠行政手段的做法，開始注重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如開始運用利率、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業務等市場性貨幣政策進行調控。第五次宏觀調控，從一開始就注重了採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同時也輔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剛剛初步建立，經濟運作中既帶有轉型之前原有計劃經濟體制下的一些特點（如一些地方政府的盲目擴張衝動、一些企業投資實際上只負盈不負虧的軟預算約束等），又帶有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一些特點（如企業所有制的多元化、企業行為的市場化等），還帶有不成熟市場經濟的一些特點（如企業行為的非法制化、非理性化等）。在這種情況下，在宏觀調控中綜合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對症施策，確保宏觀調控取得預期效果，是必然的選擇。無疑，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隨著市場經濟本身的不斷成熟，以及隨著法制建設的推進，宏觀調控將會更多地採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

4.調控時對外經濟聯繫程度不同

在前四次宏觀調控時，國際上均不太關注。而第五次宏觀調控，引起國際上的廣泛關注。這是因為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我國的對外經濟聯繫已日益擴大。2003年與1992年相比，我國進口規模由不到1000億美元（806億美元），擴大到4000多億美元（4128億美元），增加了3倍；外商在我國的實際直接投資額由100億美元左右（110億美元），擴大到500多億美元（535億美元），增加了4倍；我國的國家外匯儲備由不到200億美元（194億美元），擴大到4000億美元（4033億美元），增加了19倍。2003年，我國成為世界第三大進口國。海外有關機構、投資者和新聞媒體，對中國經濟是否過熱，怎樣進行宏觀調控，特別是這次宏觀調控的效果將會如何，也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就這次宏觀調控的效果將會如何來説，海外的爭論可分為兩大派：樂觀派和悲觀派。樂觀派認為，這次採取降溫措施要比十年前經濟過熱時早得多，結果會使當前的經濟增長持續更長的時間，為延長經濟週期提供了重要基礎。悲觀派則主要是擔心，如果宏觀調控造成經濟的急劇減速，形成“硬著陸”，將會對世界經濟特別是周邊國家和地區産生衝擊。《亞洲華爾街日報》指出，“樂觀者還是多於悲觀者。”

四 2005年及今後若干年的趨勢預測

我國新一輪經濟週期的上升階段可從2002年（經濟增長率8.3%）算起。到2004年，已三年。2005年及今後若干年，有三種前景：第一種，如果放鬆宏觀調控，經濟增長率超出10%，形成大起，必然導致隨後的大落。第二種，如果宏觀調控力度過緊，經濟增長將出現滑坡。第三種，宏觀調控得當，經濟增長率繼續在適度區間（8％～10％）微波運作，將會延長經濟週期的上升階段。我們應該通過繼續深化改革，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完善宏觀調控，努力爭取上述第三種前景。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中國網 2005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