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有１．８萬公里的海岸線，３００多萬平方公里的管轄海域。然而藍色的海洋，與歷來固守“大陸性格”的中國之關係，可謂亦悲亦喜。６００年前，鄭和的龐大船隊揚帆遠航，在藍色波濤間寫下中華民族的夢想；１００多年前泛波而來的列強炮艦，又曾使華夏曆史蒙受恥辱。藍色國門，開了又關，關了又開，２０多年前終於徹底向世界各國敞開胸懷。

如今，發展“海洋經濟”的呼聲迫使我們再一次直面這熟悉而陌生的藍色疆土。進入“海洋世紀”，許多國家都在制定全新的海洋發展戰略，我國對海洋的開發利用也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從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實施海洋開發”到沿海各地快馬加鞭建設“海洋經濟強省”，中國正在掀起一場海洋開發的熱潮。與改革開放之初漁業、海運業的發展熱潮不同，這一輪開發熱潮正掀起一場“藍色革命”，對中國經濟的格局、對中國海洋的可持續發展，都將産生深遠的影響。然而，在滿懷豪情向海洋進軍之際，我們是否已經做好準備？

海洋時代

──中國離海洋強國有多遠（上）

■ 半月談記者 王新亞 梁思奇 賀大為 周正平

兩會呼聲：中國要建“海洋強國”

“今年兩會有關海洋經濟的建議好像很多哦！”一位海南的朋友聽到記者來採訪海洋經濟，立即脫口而出。的確，今年全國兩會的“海味兒”特別濃。

隨手翻開幾份全國政協委員大會發言：《確定我國的海洋國策迫在眉睫》、《創新海洋科技，建設海洋強國》、《紀念鄭和，經略海洋》……從題目就能看出委員們的急迫心情。而眾多人大代表有關海洋經濟的議案、建議更具地方特色：從大連到北海的漫長海岸線上，幾乎每個沿海地區都希望儘快發展本地海洋經濟。

全國政協委員汪品先院士的發言道出了兩會“海洋熱”的來由。他説，《國際海洋法公約》生效後，全球海洋的１／３已成為各國的專屬經濟區，深海大洋的競爭更加激烈。隨著新世紀來臨，一些國家正在調整自己的海洋政策，日本斥鉅資投入海洋科技，明文提出要在海洋科學裏“起領導作用”；南韓提出了“２１世紀海洋南韓”發展目標；美國于２００１年成立海洋政策委員會，２００４年又提出“２１世紀海洋藍圖”的報告，接著成立了部長級的海洋政策委員會。世界各國對海洋的投入和開發都在全面升級，形勢已不允許我們掉以輕心！

我們必須立即回答：在新世紀大洋的國際競爭中，我們的定位在哪？是甘心以陸地國家自居，還是也要進入世界大洋？汪品先院士一連用了兩個“急切需要”來呼籲：我國急切需要確定海洋國策，急切需要在國家一級統籌海洋政策和海洋發展。

“中國要建海洋強國”的呼聲從未像今天這麼強烈。今年恰逢鄭和下西洋６００週年，人們回顧歷史，“重陸輕海”的中國因失卻良機而蒙受恥辱的痛切教訓猶在昨天；而今天的中國海域也不平靜，釣魚島之爭愈演愈烈，南海油氣資源遭周邊國家瘋狂盜採，正在流失的藍色疆域使人們心急如焚。全國政協委員、解放軍總裝備部高級工程師巫致中的發言道出了人們的心聲：我國在海洋事業上也應該實現跨越式發展，由一個海洋大國儘快發展為一個海洋強國，如同西部開發、東北振興一樣，將海洋開發列入我國重大發展戰略，並提升海洋軍事實力。

建海洋強國，經濟要先行。目前我國海洋經濟發展已經取得了一些成就。據國家海洋局公佈的《２００４年中國海洋經濟統計公報》，２００４年我國主要海洋産業總産值為１２８４１億元，海洋産業增加值為５２６８億元，相當於同期國內生産總值的３．９％，涉海就業人數已達２０００多萬人。但是，與我國現有的海洋資源擁有量、與發達國家開發海洋經濟的強度相比，我國海洋經濟的發展還剛剛起步。我國有海洋生物２萬多種，海洋石油資源量約２４０億噸，天然氣資源量１４萬億立方米……這些資源大多都未得到充分的利用。而我國海洋經濟的發展水準也處於初級階段，與日本比較：我國遠洋運輸量僅是日本的１／６；港口密度是日本的１／１７；近海每平方公里捕魚量是日本的１／４；我國遠洋捕撈僅佔世界遠洋捕撈總量的０．５％，而日本已達２０％。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海洋經濟的發展，“實施海洋開發”已寫入了黨的十六大報告，國務院《全國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綱要》則第一次明確提出了“逐步把我國建設成為海洋強國”的目標，將海洋經濟視為中國經濟佈局的重要組成部分。海洋立法、海洋功能區劃、海域管理等措施相繼出臺，今年又啟動了旨在摸清我國近海“家底”的“我國近海海洋綜合調查與評價”工作。中國，從陸地邁向海洋，可以説已經走出了堅實的一步。

沿海回應：２０２０年前建成“海洋經濟強省”

位於海南省西部的洋浦開發區曾經是一個著名的“失敗故事”的主角。這個總面積約３０平方公里，１９９３年由國務院批准設立的全國首個外商投資成片開發區，當年在全國引起了“愛國還是賣國”的軒然大波。得風氣之先的洋浦開發區並沒有腳踏實地搞開發，而是陷入了炒賣土地的狂潮。待席捲海南的房地産泡沫破滅後，洋浦也一蹶不振。

３月１０日，記者來到洋浦，進入開發區腹地很長一段路邊都冷冷清清。開發區內，兩座宏偉的大樓矗立在有些荒涼的平原之上，顯得鶴立雞群。我們進入其中一座高達３４層、裝潢豪華的“洋浦國際商業大廈”，發現樓內竟然空無一人。站在樓頂俯瞰洋浦全景，除了少數幾片廠房外，大片閒置的土地觸目驚心。

然而，當談到未來洋浦的發展時，一位大廈物業負責人卻肯定地説：“信心十足！”他的信心來自洋浦新提出的口號：建設中國南海最大的石油化工基地，亞洲最大的漿紙加工基地，亞太地區重要的石油、天然氣儲備轉運中心。而能夠支援這些口號變為現實的，則是海南省近年來提出的建設“海洋經濟強省”的宏大計劃。

記者了解到，《海南省海洋經濟發展規劃》已于３月１３日通過專家評審。規劃提出，確立“以海帶陸，依海興瓊，建設海洋經濟強省”的發展戰略，形成以主導産業為骨幹的海洋經濟體系，使海南海洋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２０２０年實現海洋經濟總量翻三番的目標，在全省ＧＤＰ的比重超過３０％。而海洋石油天然氣綜合加工業則是其中最重要的“主導産業”，洋浦又無疑是一枚重要的棋子。記者看到一份當地研究機構的報告已經提出，“隨著大規模開發的開始……把洋浦開發區從３０平方公里擴大到２００平方公里已是客觀要求”。

規劃驚人，但是卻並非絕無僅有。與擁有雄厚海洋資源卻發展相對落後的海南省相比，其他沿海省區市的底氣更足。早在去年８月，浙江省就已制定完成《浙江海洋經濟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到２０１０年海洋經濟增加值佔全省ＧＤＰ的比重達到１０％，“基本建成海洋經濟強省”，２０２０年則“全面建成海洋經濟強省”。廣東省在２００２年就提出建設“海洋經濟強省”，要在全國率先建立“藍色産業帶”。擁有多所海洋科研院所的海洋經濟大省山東則早在１９９１年就提出建設“海上山東”，要讓山東的海洋經濟與陸上經濟平分秋色。據國家海洋局局長王曙光介紹，廣東、上海、浙江、山東、福建等向“海洋經濟強省”邁進的省市，其主要海洋産業總産值在２００４年都已突破１０００億元。

海洋生態系統適宜發展迴圈經濟

中國海洋經濟的發展前景極為誘人。然而，這一切都不應超出海洋環境承受能力。海洋是什麼？是一座可以隨意開採的寶庫嗎？作為覆蓋地球上７１％面積的水體，海洋的環境容量是否無窮大？遺憾的是，在很多人的潛意識裏，對這兩個問題都給出了肯定的回答。

記者在採訪中發現，一些沿海省市政府的涉海部門工作人員對“海洋經濟”的整體認識仍然不明晰，談本部門所管轄的行業的多，談海洋經濟整體如何發展的少；談資源開發的多，談環境保護的少。然而，海洋經濟不僅僅是資源型經濟，更不等同於單純的工業經濟。

山東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鄭貴斌指出，海洋經濟作為海洋資源經濟、海洋産業經濟、海洋區域經濟三位一體的綜合性經濟，其發展具有技術要求高、風險性大、區域性強、綜合性濃的特點，它對政府的管理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國家海洋局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劉容子研究員指出，當前一些地方政府在海洋開發中，過度開發與犧牲環境品質的做法，導致海洋資源配置的低效率以及對海洋資源的過度索取。這，已經對海洋造成了極大危害。新一輪的海洋開發熱如不加以引導，將給目前的海洋環境造成巨大壓力。

“與人們想像的相反，海洋的生態系統非常脆弱。”長期研究海洋經濟的海南大學海洋學院名譽院長張本教授指出，海岸線、海底珊瑚礁等海洋生態系統是經過複雜漫長的過程形成的，一經破壞很難恢復。海洋經濟建立在海洋這個生態系統之上，就決定了它必須是一個生態經濟、迴圈經濟的概念。由於海洋資源環境是共用資源，各行為主體都應有提高環境品質的責任，從而使海洋經濟的各個門類構成一個迴圈經濟的和諧系統。

海南省擁有約２００萬平方公里管轄海域，佔我國海域面積的２／３，可謂我國最大的海洋省，然而由於“重陸輕海”等歷史原因，這個省海洋經濟發展反而在沿海各省中最為落後。張本教授指出，這是海南的劣勢，但也是海南的優勢：由於沒有高強度的經濟開發，海南的生態環境非常優越，擁有“生態島”的美譽。今後海南的海洋經濟發展同樣不能破壞生態，要走産業現代化與生態環境相協調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藍色憂思

——中國離海洋強國有多遠（中）

■ 半月談記者 王新亞 梁思奇 賀大為 周正平

新一輪的海洋開發熱，又一次吹響了“向海洋進軍”的號角。但是，中國開發利用海洋並非自今日始，中國的藍色海疆早已不是白紙一張。記者踏訪沿海各地，發現許多地方的海洋經濟仍然停留在低水準、粗放型的開發階段，無償、無序、無度開發海洋的現象比較普遍。這一切提醒我們，發展海洋經濟絕非造大船、下深海那麼簡單，我們要解決的問題還很多。

近海漁業資源，一個“快扒光的飯碗”

２００５年３月２日，正在南沙海域捕魚的廣西北海海洋漁業總公司一艘漁船遭到越南軍艦的射擊，船長及船員隨後被抓到軍艦上毒打，經中國方面交涉才獲得釋放。記者從北海市水産局獲悉，在中越北部灣劃界後，越來越多的漁船從傳統的北部灣漁場轉移到南沙捕魚。

路途遙遠、海況不熟，要花大筆的錢改裝導航、冷凍設備和更新網具，還要面對隨時可能被周邊國家抓扣的危險，但漁民們仍然希望拿到南沙捕魚的指標，原因只有一個：北部灣漁場資源日趨枯竭。北部灣劃界後，獲准進入共同漁區和過渡性安排水域作業的漁船數量受限制，大量的漁船擠在中心線中方一側捕魚，下網越來越頻，收穫越來越少，一個航次由從前的１個星期延長到１０天、１５天。作業時間長，柴油價格節節攀升，不少漁民偷偷使用走私油，他們嘆息：捕魚所得剛夠柴油和人工錢，“賺的就是私油與公家油那點差價！”

北部灣漁業資源枯竭與過度捕撈成了互為因果的惡性迴圈：漁産品越捕越少，捕得越少作業方式越野蠻。２００１年以後，北部灣沿海一種採用高壓水槍潛海捕螺的方法悄然興起：潛水工手持連接船上高壓泵的噴槍，潛到約１０米左右的海底，用高壓水龍頭衝起藏身泥沙中的各種海貝。每名潛水工作業之處，方圓數百米成了“一鍋煮沸的開水”。靠海吃海的漁民憂心忡忡：魚貝産卵孵化的棲息地被破壞無遺，等於砸了漁民的飯碗！

漁産品加工落後也在加速資源的消耗。據上海水産大學教授汪之和調查，儘管中國漁業産量從１９９０年以來一直居世界首位，但加工比例不到總産量的４０％。在北海市各碼頭，幾乎每天都有堆成小山似的小雜魚被運到魚粉廠，加工成廉價的魚粉。中國是全球最大的魚粉生産國，每年生産魚粉達７０萬噸。俗話説“大魚吃小魚”，大量捕撈這些小雜魚將導致海洋食物鏈的斷裂。

為保護漁業資源，國家除了實施休漁制度，同時要求減少漁船數量，實現漁船功率負增長。北海市海洋捕撈漁船約佔廣西的七成，計劃到２００６年調減漁船１１２５艘，有近兩萬漁民直接離船上岸。然而，記者在北部灣沿岸看到，春節後不少挂著紅綢的新船陸續下海。一些漁民透露，由於轉産困難，不少漁民到異地購買船號，繼續從事捕撈。

隨著近海漁業資源逐漸減少，在山東膠州灣和鰲山灣等歷史悠久的海産品産區，許多世世代代以打魚為生的漁民家庭生活方式正在變化。即墨市山東頭村的王欣生今年已經５０出頭了，依然是家裏出海的主要勞動力。“打魚很辛苦，效益也不行。出去一趟能有一兩百塊的收成就算不錯。”王有一個女兒一個兒子，但漁村的傳統是女子不能出海，他的兒子也沒有子承父業，選擇了到內陸打工。山東頭村的王支書介紹，目前這個村只有一半左右的人家還在堅持出海捕撈。

多種污染源威脅海洋環境

２００４年６月，中國海監飛機和船舶在渤海海域發現總面積超過５０００平方公里的赤潮。國家海洋環境監測中心主任馬得毅説，此次渤海海域赤潮的發生，與陸源污染的排放有著直接的關係。近年來，渤海海域的污染沒有緩解的趨勢，赤潮發生的頻率越來越多，規模越來越大，強度越來越強。

赤潮的破壞性無疑是巨大的，最為直接的影響就是強烈衝擊了捕撈和養殖業。“赤潮每年都會有，規模或大或小。”山東即墨市田橫鎮黨委書記宋宗軍告訴記者，“沿海群眾養殖的扇貝必須在７月之前出手，再晚的話就有可能因遭遇赤潮而全軍覆沒。事實上，集中出售對漁民收入有很大影響。”青島市開發區海洋與水産局工作人員楊同玉告訴記者，附近的養殖戶最擔心的就是赤潮，一些人因此虧了本。

儘管近海養殖業深受污染之害，但實際上它也是製造海洋污染的“大戶”。在北部灣，車螺是除對蝦外最大宗的海水養殖品種。由於超密度養殖導致營養不足、海水喪失自凈功能。２００４年車螺養殖遭遇了一場橫禍：從海裏耙收的車螺，能撿出的活螺不到２０％。而在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初北海市車螺養殖初興時，在退潮後約１平方米見方的灘塗，可以耙到數十隻肥大的車螺。一些養殖場主認為，車螺大面積暴死還與對蝦養殖有關。近年來沿海不少鄉鎮將低産鹽酸田改造成對蝦養殖場，把大量含有農藥的清塘水、污水排到淺海，污染驚人，據測算，僅２８０多平方公里的湛江東海島對蝦養殖場每天排放的污水達２０萬噸，超過整個湛江市區的污水排放量。

２００５年３月，湛江市環保局局長李丕學在湛江市《政府工作報告》徵求稿中“大力發展重化工業”的字樣畫上了黑線，把“大力”改成了“適度”。當了多年環保局長的李丕學對記者説，對環境有重大影響的重化能源工業，政府不宜使用“大力”這類字眼。

李丕學不知道自己的建議是否會得到採納。記者３月７日至１２日對北部灣沿海湛江、北海、欽州等市的採訪中，所到之處，一種重化能源工業大幹快上的勢頭撲面而來：大型企業爭先恐後搶灘北部灣沿海，地方政府為爭項目開工不遺餘力。由於許多項目都是“邊開工，邊審批，邊論證”，一股對海洋岸線資源造成永久性毀壞的填海造地風已經颳起。採訪中，環保部門均對記者表示將對各自的工業項目把關，但對沿海城市集中開工工業項目對北部灣海域造成的影響“沒有把握”。一位不願披露姓名的環保官員説，“沒有把握”的原因是目前只有各個入海河口的容量測算，沒有整個北部灣海域環境容量的測算，在不少官員眼裏，大海是個無底洞、垃圾場和污水池。

走向遠洋，海洋安全須確保

３月１３日，記者來到海南省瓊海市譚門鎮譚門村，這裡的漁民們有著到中國管轄海域最南端的南沙群島漁場打魚的傳統。時值南海漁季，漁民們大多都出海去了，一座座新蓋的小院掩映在椰林之中。村主任麥興利告訴我們，譚門村有３００多戶，８０％都是漁民家庭，漁業年産值１８００萬元，漁民每人平均年收入在３３００元左右。在他的記憶中，村裏２０世紀４０年代就有帆船下南沙打魚，近年來，譚門村的大船幾乎全部轉往遠洋漁場──南沙。

在譚門村三組孟子園村，因臨時有事在家的船老大王書茂自豪地講起了這些年闖南沙打魚的經歷。他從１９８５年就開始下南沙，熟悉南沙每一塊礁盤的位置，如今和他人合夥經營一條９０噸級的漁船。每次到南沙，一個航次來回大約需要２個月左右，每年可去４次。南沙的漁業資源非常豐富，一般來講，到了漁場，每天的産值就是１萬元。

但是談到安全問題時，王書茂的話語有些低沉。南沙雖然是我國的管轄海域，但我國漁民稍有不慎就可能被他國軍隊無理抓捕。每次到南沙打魚，漁民們都提心吊膽，在遠離我國守礁部隊的漁場更是２４小時不敢合眼。當作業結束、拔錨歸航，望見了我守礁部隊熟悉的燈光，全體船員就像癱倒了一樣，那時才敢美美地睡上一覺。

不僅是漁業，在國際能源緊張的大背景下，我國管轄海域豐富的油氣資源被周邊國家覬覦，搶先開發。記者從有關研究機構了解到，２００４年的最新地質調查表明，我國南海的石油地質儲量約在２３０億噸至３００億噸之間，這是我國發展海洋經濟的巨大寶庫。但是，自１９７０年起，南海周邊各國就開始在南沙諸島開採油氣資源，而且周邊國家在南海開採油氣資源的步子快、數量大。據２００２年美國的統計，南海地區每天産出石油２００萬桶，每年産出天然氣２．５億立方英尺，照此速度南海油氣不到２０年就採掘殆盡。令人痛心的是，由於技術、經濟等原因，我國至今尚未在南海打下一口油井、産出一滴石油。

南海是如此，東海、黃海同樣不容樂觀。繼日本在東海釣魚島持續製造領海紛爭後，南韓也于２００４年７月在黃海大陸架下鑽探。嚴峻的海疆安全形勢，對我國海洋經濟發展的未來空間造成了巨大隱患，也對我國“主權在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外交主張提出了考驗。３月１４日，中國、菲律賓和越南的石油公司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簽署了《在南中國海協議區三方聯合海洋地震工作協議》，希望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海洋科技亟待發展，海洋産業結構仍然落後

５０多年來，我國的海洋科技取得了長足的進展。記者在我國海洋科技的重鎮──山東青島市了解到，該市擁有國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中國海洋大學、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等多所海洋科研教育機構，現有海洋專業技術人員５０００多人，佔全國同類人員一半左右。在青島，海洋科技的發達促進了一大批新興海洋科技産業的發展，如海洋保健品和海洋活性物質提取、海洋腐蝕和環保、海水綜合利用等。這對提高我國海洋經濟的産業水準、促進産業結構調整十分有利。

但是我國的海洋科技發展總體水準仍然偏低。有專家指出，總體來看，我國海洋科技投入偏少，成果産業化水準低，自主創新能力較差，科技貢獻率不足２０％。以新興的、利潤空間巨大的海洋藥物研究為例，由於科技水準跟不上，我國的海洋醫藥産業發展受到巨大制約：已發現的藥用海洋生物品種十分有限，大部分來自沿海或近海，與中國龐大的海洋資源總量相比很不相稱，特別是微生物、浮游生物的開發偏少；海洋新藥十分罕見，創新有待加強；海洋藥物在重大疾病治療方面的潛力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發揮；産、學、研結合不緊密；海洋生物醫藥的智慧財産權保護嚴重滯後，等等。

受海洋科技水準的制約，海洋經濟的産業結構比較落後。海南大學張本教授告訴記者，海南省發展海洋經濟目前面臨的問題是海洋産業結構不夠合理，傳統海洋産業仍處於粗放型發展階段，一些新興海洋産業尚未形成規模，産值過低。按２００３年海洋産業的産值計算，海洋漁業佔到海洋總産值的４５．２％，濱海旅遊業佔３７．６％，其餘産業所佔份額很小。同時，在各海洋産業內部結構也存在粗放型産品多、高附加值産品少的現象。在一些海洋經濟已有長期發展的沿海地區，調整産業結構的任務也同樣艱巨。

群龍鬧海

——中國離海洋強國有多遠（下）

■ 半月談記者 王新亞 梁思奇 賀大為 周正平

我們目前的海洋管理體制自身還存在多頭管理、效率不高的弊端，人們的海洋觀念還有待加強。這一切，都是我們在制定海洋經濟發展戰略之前必須考慮的問題。

“龍多不治海”

廣西北海市合浦縣沙田鎮是中國惟一的儒艮自然保護區所在地。鎮上有兩個機構讓許多人滿頭霧水：一個名為“廣西合浦儒艮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站”，另一個為“廣西合浦儒艮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籌建處”。前者為廣西環保局下設機構，後者則是４年前由北海市水産局設立。紅樹林管理情況與之相似。北海市合浦山口紅樹林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隸屬海洋局，林業部門有意把它“攫”為己有，但海洋局不肯撒手。

爭奪自然保護區管轄權，是利益驅動的結果。一是自然保護區可以開發為景點，能“坐地收銀”；二是可以通過它爭取專項經費。

《海洋環境保護法》規定，涉及海洋環境保護除了軍事船舶污染，還有４個部門：環保、海事、海洋、漁業水産部門。在籠統的“監督管理”職責下，海洋環保工作出現了“資訊不通，機構重疊，職責不明、盲點眾多”的狀況。

北海市有不少名稱類似的機構：“廣西北海海洋環境監督中心站”、“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北海海洋環境監測中心站”、“廣西海洋監測預報中心”、“廣西海洋環境監測預報中心”，分屬不同部門；北海市潿洲島的珊瑚礁，海洋局、水産局、環保局也各有擔負管理保護職能的機構。北海市環保局副局長盧學軍説到這樣一件“軼事”：國家每年５月～９月對海濱浴場進行水質監測，做這件事的有“國家海洋局南海分局北海海洋環境監測中心站”和環保局屬下的“廣西北海海洋環境監測中心站”，前者通過中央電視臺發佈，後者在《中國環境報》公佈；而對河流入海口採樣除了這兩個機構外，還加上水利部門的監測機構。“這些機構名稱都差不多，連郵遞員也經常錯投信件。”

疊床架屋的機構，不僅不能有效處理海洋環保問題，還因為互不通氣、“趨利避難”，導致管理空白。按照法規，新建、改建、擴建海水養殖場，應當進行環境影響評價，但由於沒有明確負責部門，這項工作幾屬空白。北海市２００４年因“花蛤螺”養殖引發規模性群體事件，直接原因就是海洋部門和漁業部門“各自為政”，環保部門缺位：海洋局按《海域使用管理法》，發放海域使用證，將沿海灘塗有償出讓給投資者，水産局發放養殖證，拿到這些證的養殖場卻未經環評。投資者在養殖過程中大量使用氰化鈉，導致海域生物大量死亡，引發世代趕海的農民強烈抗議。

涉海部門的“本位主義”使得對同一事實看法大相徑庭。２００２年６月，中央領導對新華社一篇關於北部灣海域養殖導致赤潮的報道作出重要批示，廣西４個部門的調查結論頗有“意味”：區海洋局認為文中提到的“潿洲島赤潮”並非赤潮，只是海水異常現象；區水産畜牧局引述轄下漁業環境監測中心的説法，認為也不屬於赤潮；區環保局則明確認為“赤潮確已在潿洲海域出現”；關於紅樹林保護，區林業局認為“必須進一步明確我區紅樹林的培育、保護和管理統一歸口林業主管部門管理”；區海洋局則稱“保護區內紅樹林破壞現象近幾年已杜絕”，“保護區以外的紅樹林，遭受的破壞比較大”。

一位接受採訪的官員一針見血指出：海洋環境問題是“龍”多不治海，治海必先治“龍”！

設立統管機構，還須變革觀念

海洋開發的問題涉及經濟、能源、外交、軍事和國家安全，是一個全局性的戰略問題，需要統一協調。然而目前的情況是，國家海洋局、農業部漁業局、交通部海事局、中石油、中海油都在做著某些具體工作。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資深研究員陳光琪曾在接受記者採訪時稱之為“群龍鬧海”。曾長期從事海洋研究的另一位專家説：當前海洋研究的項目完全是按國家各個部門的需要進行專項設置，這邊有事堵一下，那邊有事堵一下，執行效率不高。

一些專家指出，必須建立統一的海洋統籌協調機構，以理順當前各涉海部門在海上“各自為政”的局面。全國政協委員、汪品先院士建議，應成立國務院領導親自挂帥的海洋委員會，從海洋權益、海上安全到海洋科技，全面負責我國海洋目標與政策的確定和我國海洋事業的統籌協調，下設專家委員會，使全國海洋工作的“棋”下在同一“盤”上。張本教授則提出，在省市一級也應建立相應的海洋協調辦公室。

其實，對海洋資源的管理，不僅是部門之間權力的制衡，也存在中央與地方之間利益的博弈。以海南省為例，近年來一直呼籲中央下放南海礦産資源的勘探開發權。約２００萬平方公里的南海海域，全國人大賦予了海南省以管轄權，但海上礦産資源的開發卻由國家直接掌控，這無疑讓以海洋油氣加工業為産業發展龍頭的海南省感到極大不便。

但是，面對海洋經濟的統籌協調問題，當務之急還是轉變人們的海洋觀念。有關人士指出，在過去，從百姓到地方政府官員，“祖宗海”的傳統觀念根深蒂固，認為大海可以隨便使用。近年來，各地通過貫徹《海域使用管理法》，借鑒國有土地的做法，對經濟用海進行掛牌、招標、拍賣，有償用海的觀念開始深入人心。當前，沿海各省區市正在做海洋功能區劃和海上區域劃界工作，將為各地的海洋經濟開發建立初步的秩序。

福建省政協副主席王耀華指出，面對海洋經濟開發熱，必須樹立新的海洋價值觀，要實現“五個轉變”：從狹隘的陸域國土空間轉變為海陸一體的國土空間思想；從傳統的海洋産業思想轉變為開放的多元化的大海洋産業思想；從單純的追求陸地經濟效益的大陸經濟思想轉變為多層次、大空間、海陸資源綜合開發的現代海洋經濟思想；從海洋開發無序、無度、無償的舊觀念轉變為有序、有度、有償使用的新觀念；從片面追求經濟效益轉變為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並重，推動海洋高起點、寬領域、深層次的開發。

面對海洋，當懷敬畏；開發海洋，先求自新。當中國經濟開始全面接受來自海洋的洗禮時，我們需要謹慎前行，最終能夠無愧於海的豐富贈予，同時留給後代一片潔凈之海。

半月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