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鎖定艾滋孤兒

從２００１年１０月起，盧廣走上了一條“不歸路”。用他自己的話説，“２００１年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轉捩點。”那一年，他千辛萬苦深入到河南Ｓ縣，在村民的帶領下，見識了陰影籠罩下的艾滋病村。病人們全身潰爛的皮膚，空氣中因長時間沒有洗浴而産生的惡臭，都在盧廣的鏡頭下以近乎殘酷的影像呈現著。

“我之所以連續三年追蹤拍攝河南等地的艾滋病孤兒，是因為和病人相比，這些孩子還是有希望的。也許生活的苦難讓他們過早地承受了常人難以想像的重擔，但他們是有希望的。”看多了艾滋病病人的悲慘生活，盧廣逐漸將自己的目光聚焦到當地的艾滋病孤兒身上。

如今，日漸增多的艾滋病孤兒已經成為當地的大難題。這些沒有生活依靠、沒有經濟來源，甚至沒有任何謀生能力的孩子正在代替上一代承受著艾滋病魔的折磨。雖然這些孩子都不是病毒攜帶者，但艾滋病的陰影已經將他們的未來遮擋得看不到一絲光彩。對他們來説，吃飯、生存遠遠比讀書重要。

鏡頭下的艾滋孤兒

２００２年，盧廣的鏡頭中出現了兩個艾滋病孤兒的身影——周金勇和張夏依。

１２歲的張夏依在２００１年失學了。叔叔、母親、父親和妹妹相繼去世，讓這個家只剩下８０歲的爺爺、奶奶，還有張夏依和大他兩歲的姐姐。爺爺每天天剛亮就拄著拐杖，走十多裏路到縣城乞討，但風燭殘年的老人家最終沒能支撐起這個家。２００２年，再次和張夏依重逢時，１３歲的張夏依已經成為這個家庭惟一的依靠。每天清晨６點，天還沒亮，張夏依就要到村外十幾裏地的一個磚廠去幹活。和他一起去幹活的，還有很多是因為賣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村民。每天１０到１２元的血汗錢，便是那個殘破的家庭惟一的經濟來源。一年前説到上學，張夏依曾經痛哭流涕，但一年後，他還有淚，卻已不再哭泣。他寫滿了“仇”、“忍”字樣的左手只能讓人感嘆命運的無奈。

父親早逝、哥哥病重，１３歲的周金勇步行十幾裏，從鄉中學領回自己的初一三好學生獎狀後告訴母親，她不想上學了。隨後的日子裏，這個年年不落的三好學生開始了自己的教師生涯。在同村村民辦的學前班裏，周金勇共有十個學生，這些孩子年齡最小的三歲，最大的七歲。目前已知其中有四個孩子的父母是感染者。一個老師和十個學生，準確説是十一個兒童，因為艾滋，他們聚到了一起。

在南方一家頗有影響的媒體發表的這些艾滋病孤兒的組照，讓更多的人開始了解艾滋病孤兒，並設法幫助他們。去年整整十個月，盧廣和妻子一直在為這些孩子奔忙。在他們的穿針引線下，共有６０多個孩子得到了１對１式的幫助。用捐款辦起的關愛學校，不但教孩子們知識，還能為他們解決一頓午飯。“其實幫助一個孩子一年只需要１千元左右，但對他們而言這份幫助的意義實在非同尋常。”

艾滋孤兒的“幸福生活”

在這個村裏，由各種社會力量贊助辦起來的艾滋病孤兒院有不少。今年１１月，當盧廣又一次來到河南時，兩所艾滋病孤兒院的負責人朱進中和任抗洪成為新一輯艾滋病孤兒專題的主角。

盧廣説，在河南等地，有很多孩子成為艾滋病孤兒。很多時候這些孩子確實是父母雙亡，還有些是父亡母嫁或母亡父走，而餘下的孩子生活無靠。凡是鬧過艾滋病的村子，都會出現這樣的家庭和孩子。隨著當地艾滋病進入發病高峰期，類似遭遇的孩子數量在不斷增多。

在Ｇ村朱進中辦起了名叫“關愛之家”的孤兒院裏，５０多個孩子已經住滿了朱家新蓋的小樓。在這裡，孩子雖然吃住仍很艱苦，但總算是感受到了人間的溫情。其實，想進“關愛之家”的孩子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可惜朱進中已經沒有能力再照顧更多的孩子了。

家在Ｘ村的任抗洪也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抗洪的“關愛之家”開在自家的小院。目前收留的１７個孤兒全都擠在西頭兩間空屋裏。裏面是三張加寬的高低鋪，是女生宿舍，外屋兩張，是男生宿舍。抗洪想得很簡單：“解決眼前的問題，讓孩子有人管，有吃有住，不失學，將來在社會上能自食其力。”

現在，類似進中、抗洪的“關愛之家”已經越來越多，但力量仍然顯得很微薄。“畢竟這些都是不固定的社會資助，説不定哪一天就沒有了，”盧廣説起這些感慨很多，“關鍵還是要靠各方努力啊！”（記者 劉墨非）

《北京晨報》      2003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