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同志在提出這一重要思想之初就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説：“思考這個問題，要緊密結合國內外形勢的變化，緊密結合我國生産力的最新發展和經濟體制的深刻變革的實際，緊密結合人民群眾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發展要求，緊密結合我們黨員幹部隊伍發生的重大變化。”這四個“緊密結合”，既是我們黨思考這個問題的自我要求，也是我們黨思考這個問題的立足點。2000年6月20日，江澤民同志對此作了更為鮮明的概括：“時代在發展，形勢在變化，我們黨要不斷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必須緊跟世界發展進步的潮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和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堅決解決黨記憶體在的突出問題。提出堅持‘三個代表’的要求，其出發點和著眼點就在這裡。”

    20世紀20年代在時代進步潮流中應運而生的中國共産黨，在21世紀來臨之際再次以“先鋒隊”的光輝形象屹立在時代進步潮流的前列。

    實現中華民族近代以來獨立富強民主文明的夢想，探索一條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始於毛，成于鄧，發展于江。“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進一步結合，堅持並擴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重大理論創新成果

    現代化，是當今世界的進步潮流。在一個落後的東方大國實現現代化，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不懈奮鬥的目標。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以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新的起點，開始了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現中國現代化的艱辛探索。

    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重新認識社會主義、重新認識資本主義、重新認識中國國情，確立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以改革開放的新政策為巨大歷史杠桿，開闢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社會主義在中國展現出蓬勃的生機和活力。由毛澤東等人所開始探索的但沒有成功解決的中國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航道，由鄧小平打通了。始於毛，成于鄧。

    以江澤民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堅決地繼承由鄧小平所開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並著力把這條道路向前推進。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會主義出現嚴重曲折，中國國內面臨嚴峻挑戰的轉折關頭，黨中央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動搖；在黨的十四大上，以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為重要標誌，把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推進到新的階段；黨的十五大把鄧小平理論作為引導21世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旗幟高高舉起，並第一次明確提出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把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

    當人類來到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的歷史轉捩點上，我們看到，當代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正在發生新的重大變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許多情況也在發生重大變化，客觀環境給黨和國家工作提出新的要求。如何繼續把鄧小平開闢的道路向前推進？鍛造什麼樣的思想武器，才能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進一步引領全黨從而引領中國現代化建設，才能在新的重大挑戰面前加強執政黨建設從而繼續高舉鄧小平理論的偉大旗幟？實踐表明：在繼續推進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基本問題認識的同時，我們必須聯繫解決“建設什麼樣的黨、怎樣建設黨”這又一個基本問題。這兩個基本問題相互聯繫、相互制肘，而在新的時代條件下，關於黨的基本問題的解決尤為重要。不把黨的事情辦好，不能在新的環境下進一步統一全黨思想、解放全黨思想、提升全黨思想、推進全黨思想，需要繼續解決的關於社會主義基本問題方面所出現的各種問題便無從解決，如中國共産黨的性質問題，中國共産黨的宗旨問題，中國共産黨的任務問題，中國共産黨的執政基礎問題等等，事關社會主義實踐中的一系列重要問題。而這樣一些問題積少成多，積時成久，一旦遇到重大挑戰，如洪水中的長江大堤，某一個細微環節、某一個突發事件，都可能決堤于千里，釀成大禍。黨的基本問題的解決，對於社會主義基本問題的繼續解決至關重要。“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應運而生。鄧小平開闢的始於毛澤東所探索的中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以“三個代表”為標誌向前大大地推進了。

    從毛澤東思想，到鄧小平理論，再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史進程中三個重大的理論成果，共同圍繞著一個時代主題，共同解決一個時代課題——中國式社會主義現代化，一脈相承，繼往開來，與時俱進。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對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對共産黨執政規律有了更為深切、成熟的認識，有了更加客觀、準確的把握。中國人對解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三個要害的關係問題，更加冷靜、理性，更加遊刃有餘。

    在生産力和生産關係問題上。大力發展社會生産力，是中國共産黨的一貫目標和主張，也是判斷衡量其一切政策優劣好壞的根本標準。在對生産力的認識上，對生産力與生産關係之關係的認識上，幾代領導人之間呈現出一個逐漸深入、逐步發展的思想軌跡。毛澤東曾過多地強調生産關係對生産力的意義，甚至在一定時期過分誇大生産關係的作用，在實踐中導致脫離生産力盲目變更生産關係、以生産關係的變革代替生産力發展的錯誤，最終束縛了生産力發展。鄧小平深刻地總結了歷史經驗教訓，揭示了生産力對於生産關係的前提性、決定性作用，告誡全黨不斷解放和發展生産力依然是我們黨的根本任務，必須依照生産力的根本標準處理生産力與生産關係乃至全部社會上層建築的關係，必須依照生産力的標準改革束縛生産力發展的社會關係，同時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江澤民同志敏銳地洞察到現代生産力發展的新的趨勢和新的特徵，更加注重從生産力的內在動力、內在發展要求方面提出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的問題，把關於生産力的認識，把生産力標準的認識從兩元回歸一元，同時，進一步把代表中國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作為黨是否先進的根本標準。這就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從生産力的高度賦予黨的先進性以明確的時代精神，賦予黨與時俱進、永葆生機和活力的不懈動力。

    在經濟與政治、社會的關係上。剛剛從戰爭硝煙中走來的第一代領導人，極容易受革命的習慣、革命的思維方式的影響，在認識和處理經濟、政治、社會的關係上更偏重於政治的因素，一是革命的槍桿子，一是革命的筆桿子，以為把這兩件事辦好了，社會主義就鞏固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産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幾乎成為社會發展的單一向度。鄧小平審時度勢，果斷地實行全黨工作重心的轉移，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經濟建設統領各項工作。經過20多年全國人民堅持不懈的奮鬥，當我們迎來21世紀第一縷曙光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如春江放舟。黨的十六大進一步規劃了中華民族的美好未來，明確提出，要在21世紀的頭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把發展經濟作為首要任務，同時強調社會的整體進步，強調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中國人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更趨成熟，關於社會發展的觀點更加全面。

    在中國與世界、封閉與開放的關係上。能否正確處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以封閉的心態還是開放的心態對待世界，這在中國歷史上有著太多的教訓，尤其是清朝統治者夜郎自大，閉關自守，不看世界的大變化，拒絕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拒絕開放和交流，其結果烈火烹油，夕陽西下，盛世之後中國社會驟然下跌，把中國與西方之間的距離大大拉開了。近代以來中國社會之一切變化，西方社會之一切變化，共同述説著一個道理：開放才有活力；面向現代化，必須面向世界，面向未來，必須緊跟世界發展進步潮流。孫中山先生睜開眼睛看世界，學習西方，把西方的民主制度引進中國，改造中國。由於各種原因，第一代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敢於直面世界大勢，以特有的方式接受了西方社會的挑戰。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不僅積極地面對世界，而且勇敢地接受世界，接受了現代世界的文明潮流。我們積極地引進西方社會的科學、技術、資金、人才、經驗、體制和先進理念，只要是有利於國家經濟發展的，我們幾乎全都拿過來了。國門洞開，面向世界，現代世界的文明潮流在中國大地奔騰激蕩，中國社會顯示出蓬勃的生機和活力。江澤民同志從世界格局的高度和人類歷史發展的深度進一步思考中國的未來，明確提出“緊跟世界發展進步潮流”；黨的十六大對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準做出新部署，使中國社會在接受、引進世界文明潮流的同時，全面融入、全面走進世界潮流，在更大範圍、更廣領域和更高層次上參與全球經濟、科學技術合作和競爭，參與世界經濟政治新秩序的建構。從面對世界發展進步潮流，到接受世界發展進步潮流，再到走進並全面融入世界發展進步潮流，中國真正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而在世界舞臺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真正成為一個有分量的大國而在世界文明潮流中作出獨特的貢獻。

    我們看到，“三個代表”應時而生，應運而生，它在繼承前人思想理論成就和全部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充分地吸收了現時代的時代精華，是中國共産黨帶領中國人民面向未來的強大的思想武器，深刻地體現了用馬克思主義基本立場觀點指導解決中國現階段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際問題過程中的重大創新。我們必須充分地認識和理解“三個代表”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獨特貢獻。我們必須充分地認識和理解“三個代表”對於指導中國共産黨和中國社會未來發展的深遠意義和重要價值。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先進性”的新的思維框架重新解讀中國社會發展道路和中國共産黨執政邏輯，對新的歷史條件下困擾我們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做出新的回答，掃清了繼續發展的思想的制度的障礙，併為進一步清除障礙提供了廣闊的思維空間和實踐舞臺

    改革開放，當鄧小平舉起這面旗幟的時候，就是要求我們以時代發展的進步潮流為座標係，重新審視我們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重新建構我們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和科技等方面的體制。到上個世紀90年代初，經過之前十幾年乃至更長時間的醞釀、爭論和探索，我們最終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那時，人們已經預見到這個新的經濟體制目標的確立，將會給中國社會及其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帶來深刻的革命性的改造。因為經濟是社會的基礎，經濟基礎變了，社會及其上層建築必然隨之發生變化。

    對於這樣深刻的社會變革，無論人們的想法如何，是積極、是消極，是興奮，是抵觸，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經濟的必然性無情地為自己的前進開闢道路。及至上個世紀末，無情的必然性及其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日益明顯，特別是有些問題纏繞著我們，根本無法繞開。當然，暫時回避一下也無不可，但是如果回避，中國現代化的未來目標就將大打折扣；如果回避，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將付出高昂的代價；如果回避，中國共産黨的執政地位和執政邏輯就將面臨新的考驗。世紀之交，面對新的情況、新的實際、新的矛盾、新的問題，我們需要做出新的回答。

    馬克思主義旺盛的生命力在於她不是偏狹頑固、萬古不變的教條，而是不斷隨實踐發展而發展的科學。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沒有停止實踐的腳步，也沒有停止理論創新的腳步，提出“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先進性”的思維框架重新解讀中國社會發展道路和中國共産黨執政邏輯，對新的歷史條件下困擾我們的妨礙發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做出新的富於創意的回答，為繼續發展掃清了障礙。

    按照“三個代表”的先進性的根本要求，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來自經濟全球化、市場化、社會化三大力量的嚴峻挑戰，站在時代的高度思考執政黨建設的正確方向。進入20世紀末葉，經濟全球化越來越深刻地影響和改變著各個國家的發展範式與發展路徑。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社會文明、不同的政黨政治，無一例外地經受經濟全球化大潮的衝擊和考驗。對於執政的中國共産黨來説，一個重要的衝擊和考驗，就是經濟全球化正在改變傳統的政治生活形態和傳統的政治治理模式。傳統的政治體制中的公民、國家、政黨的力量對比、各自的定位空間以及相互關係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特別是借助於經濟全球化的外在力量推動，中國的市場化程度日益加深，市場作為中國社會新崛起的現代化因素而迅速地積累和膨脹自身的力量，並且以其與生俱來的擴張傾向，向社會的各個領域滲透，趨向於創造一個新的社會格局，改變傳統的力量框架。例如資本在文化市場的不斷發展，不僅有效地改變和左右著文化的産生、傳播及價值取向，而且挑戰黨對文化的某些領導權；市場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家權力的削弱自然是大刀闊斧毫不留情，就是對現代國家權力的限定、制約甚至嘲弄，也讓世人有目共睹。與市場化幾乎同時崛起的又一大力量是社會化。在馬克思看來，現代國家是隨著現代社會的出現而出現的，現代國家與現代社會是在相互作用中確立和發展的。在市場化動力的推動下，愈來愈多的個人、團體逐漸地從傳統的國家體制限制中解放出來，形成一支支自主發展、自我管理、開放性的社會力量，如各種仲介組織、非政府組織、民間團體、同業組織等等。這些社會力量不斷吸納社會領域中原來由政府執行的職能，開闢出一個個具有獨立作用能力的自主空間和自主領域。市場化和社會化兩大新型力量的崛起，正在打破國家萬能的神話，很顯然，這對擔負著全社會的領導力量的執政的中國共産黨來説，是一個新的問題和挑戰。如何正確處理黨與國家、黨與社會、黨與公民、黨與市場的關係而建立一個新型的政治治理體系以進一步整合社會力量擴大黨的執政基礎，如何改變傳統的領導方式而形成新的執政方式、活動方式、組織方式以適應經濟全球化、市場化、社會化的新要求、新挑戰，如何正確對待傳統的價值體系而創新黨的執政理念和執政價值體系以獲得更為廣泛的社會認同基礎等等，許多問題都需要在“三個代表”的思想框架下重新思考，都要按照保持先進性的要求做新的解讀。

    以“三個代表”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和批判性的實踐品格，重新解讀我們置身其中的現實的客觀狀態，才能不斷開創黨的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與時俱進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品質，馬克思主義認為自己的理論是隨著實踐的發展而發展、隨著實踐的更新而更新的開放理論。馬克思主義的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來源於馬克思主義內在的批判的革命的本質。“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説，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保持黨的先進性，始終做到“三個代表”，我們必須保持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善於以批判性革命性的要求，不斷反思現實的存在狀態，重新解讀我們對現狀的認識、對現狀的做法和關於現狀的體制。黨的十六大報告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思想武器，重新解讀我們的現實社會狀況、現實客觀要求和現實的發展任務，成功地做出一系列新的判斷、新的概括、新的總結，有力地清除了前進發展中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論的和實踐的障礙，極大地解放了人們的思想，激發了人民群眾幹社會主義、奔全面小康的昂揚鬥志和奮鬥激情，得到人民的擁護和支援，也獲得海外社會的廣泛讚譽，為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階段、完成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目標，從思想上準備了更加充分的條件。以“三個代表”與時俱進的理論品質和批判的實踐品格做進一步的觀察，我們不能有絲毫的鬆懈，在我們習慣的觀念、做法和體制中，可以説仍有許多方面是不能夠適應“三個代表”的先進性要求的，因而必須改變，必須摒棄，必須更新，必須形成符合“三個代表”先進性要求的新的觀念、新的做法和新的體制。譬如，執政為民是我們黨的一個根本宗旨，根本目標，也是我們黨獲得合法性的重要基礎來源。但是，怎樣才能真正做到執政為民，用什麼樣的機制才能保證做好執政為民呢，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關係即黨群關係的變化，我們必須要有足夠清醒的認識。黨與人民群眾的關係是執政黨建設中的一對基本的關係。革命戰爭年代，黨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黨的存在、黨的發展就意味著人民利益的存在、人民利益的發展，黨與人民群眾在生死與共的共同奮鬥的歷史中培育出一種血融于水、魚與水的親密聯繫。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我們黨已經從領導人民為奪取全國政權而奮鬥的黨，成為領導人民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黨；已經從受到外部封鎖和實行計劃經濟條件下領導國家建設的黨，成為對外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領導國家建設的黨。這兩大轉變的實現，決定了黨和人民群眾的關係也必然發生轉變。黨獲得領導權、獲得人民群眾信任感、支援率的途徑，不再來源於戰場上血與火的見證（黨為人民打天下流血犧牲，人民自然要擁戴你），也不再來源於計劃經濟體制下高度集中的權力體系（高度集權的行政命令體制使黨獲得領導權的途徑高度剛性化），按照現代國家治理形態和政治活動形態的要求，選舉程式、社區空間和議會空間是黨獲得領導權的基本合法性渠道。因此，我們的黨要長期執政，要執政為民，要獲得人民群眾的信任感、支援率，就不能簡單地照搬傳統的觀念、做法和體制，而必須適應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需要，適應執政黨的兩大轉變，按照現代政治生活形態的要求，按照現代政黨的運作要素和運作程式，培養執政意識，規範執政行為，加強執政黨建設。我們不僅要依靠教育的方法、提高思想認識覺悟的方法，來加強黨員特別是黨員領導幹部服務人民、執政為民的自覺性，而且要訴諸於機制，學會用選舉、社區空間、人民代表大會空間等基本手段去培養、強制和規範黨員領導幹部的親民、為民、恤民的執政行為和執政意識。

    “三個代表”所具有的普適價值，順應了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要求，表明我們黨對人類文明的基本規律的認識達到了新的水準。在以往的社會主義實踐中，對於社會主義與人類文明的基本規律、基本潮流的關係，由於種種複雜因素，在我們有些同志頭腦中，往往存在這樣或那樣的片面性。例如，強調一元化，忽視多樣化；強調安全，忽視自由；強調穩定，忽視發展；強調義務，忽視權利；強調整體、一致，忽視個體、獨立；強調社會，忽視家庭；強調經濟發展，忽視生態保護；強調文化的個性，忽視文化的普適性；強調社會主義文明的特殊性，忽視社會主義文明對人類各種文明成果的廣泛吸納和共存等等。經濟全球化具有深刻的社會意義，它既是不同社會文明的對抗和衝突，也是不同社會文明的交匯和融合。經濟全球化雖然沒有改變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以來所形成的基本價值體系，但是卻給傳統價值體系提出一系列新的問題，如全球民主、全球治理、全球合作、全球秩序、網路民主、網路安全、人權與公民權、多元化與一體化、人與自然、單邊與多邊、一體化與分散化、民族主義與全球主義等等。經濟全球化浪潮推動著不同社會制度、不同社會形態、不同價值體系中的人們努力尋求更多的符合人性和人類共同需要的普適價值，推動著不同社會文明在相互交往和深入比較中求同存異、共同發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強調我們對生産力規律及其所決定的社會基本矛盾規律的依存性，強調社會主義文化對人類文明優秀成果、不同社會文明的廣泛吸納性和共存性，強調人民利益包括民情、民意、民權、民生、民主對執政黨建設的先在性和前提性，為中國共産黨緊跟時代發展的進步潮流，登上時代的制高點，負責任地承擔起新的全球治理框架中中國的國家責任，負責任地承擔起新的國家治理結構中黨對社會、對人民的責任，建立了更寬廣的基礎。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社會主義的根本方向，以更多的符合人性、人的發展和人類共同需要的普適價值、共同價值去分析、解讀經濟全球化時代所面臨的一系列新問題，我們將進一步深化對人類文明基本規律的認識，進一步推進社會主義文明的發展，進一步擴大黨的執政合法性基礎。

    如果説，鄧小平理論的思維重心，是“什麼是，什麼不是”，那麼“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思維重心，則是“如何認識，如何應對”，無論是在理論視野、實踐廣度上，還是在理論高度、實踐深度上，都大大向前了一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是我們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建黨方略和治國方略

    未來，是一個充滿希冀、賦予美好遐想和追求的時間概念。

    中國的未來，是一幅凝聚佔世界人口1/5的億萬炎黃子孫美麗夢想的壯麗畫卷，展現著中華民族的燦爛前景：到2010年，實現國民生産總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寬裕，形成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2020年，我們將全面建設一個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的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準的小康社會；到2050年，基本實現現代化，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

    面對激動人心的未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不僅是我們聯繫建黨以來80年豐富歷史經驗而形成的政治智慧，而且是我們面向未來、應對未來、創造未來的強大思想武器，是全黨積極順應和自覺回應時代發展進步潮流的新的思維框架。

    在思想實質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鄧小平理論直接貫通，一脈相承，同時兩者在視角和思維特點方面又有所差異。鄧小平理論以其“什麼是，什麼不是”的判斷風格，為指導全黨的實踐“如何認識、如何應對”，提供正確的規範和導向作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則以其“如何認識，如何應對”的求索風格，在搞清楚“什麼是，什麼不是”的前提下和過程中，為黨的實踐提供一個思維的框架、思想的空間和思維的朝向，提供一個評價問題、認識問題、判斷問題、解決問題的基本方向和方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寬廣的世界眼光，博大的世界胸襟，把全黨的認識、全民族的認識引領到一個新的認識水準上。

    在這個認識的制高點上，在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們能夠更加冷靜、更加客觀、更加辯證地洞察世界風雲變化和天下大勢所趨，能夠更加理智、更加週全、更加現實地把握民族的命運和人民的未來，我們有了更加廣闊的思維創造空間和更加恢宏的實踐迴旋餘地。一個擁有創新思維的政黨和民族，是擁有美好未來的，不可戰勝的。（徐偉新 執筆）

    學習時報 2003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