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出：其一，“不能為”的制度創新。就是進一步完善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創造公開、公正、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使腐敗行為無機可乘。具體講，就是簡政、放權、公開化，即縮小政府對經濟的管制範圍，確定合理的管制邊界，讓政府從一些不必要的經濟活動中退出來，把更多的事情交給“看不見的手”即市場來調節。同時在此基礎上，改革政府的經濟管理方式，反對壟斷，確保各種資源自由流動和貿易自由。公開辦事規則、辦事程式、辦事人員和辦事期限。

    其二，“不敢為”的制度創新。就是通過制度創新建立具有強大約束力的事前監督與事後懲罰機制，使腐敗行為公開曝光，使腐敗行為的成本大大提高，從而使想腐敗的人望而生畏，不敢腐敗。要加快建立這種懲罰機制。

    其三，“不必為”的制度創新。就是通過制度創新創建適合國情的以俸養廉、以俸養能的從政制度，確保公權執行者能按其貢獻大小獲得相應的收益，從而不必去冒險利用公權牟取私利。進行“不必為”的制度創新的前提是裁減冗員，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從而提高政府官員的每人平均社會貢獻率和與之相對應的報酬率。

    其四，“不願為”的制度創新。就是建立思想教育和道德約束體系，提高人們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準，使之對腐敗産生一種內在的厭惡感，主動抵制腐敗。文章認為，在這四個方面的制度創新中，“不能為”是硬約束，是治本，“不敢為”、“不必為”和“不願為”是軟約束，是治標。上述四個方面的制度創新只有相互配合，綜合運用，才會産生有效的治理作用。

    中新社 2003年0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