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去了某省農村基層,在沒有當地幹部陪同的情況下,直接向黨員和群眾做調查。我的調查較為廣泛,既有基層組織建設、基層幹部作風等內容,又有政策落實、農業結構調整和致富奔小康等方面。我接觸的黨員和農民都是勤勞樸實的勞動者,是值得敬佩的人。他們的言談內容更為豐富,多能擊中時弊,具有積極的意義,現摘錄如下。
一、在了解村支部工作情況時,地處兩鄉、居住相距近20余公里的三位黨員是這樣回答的:
一位57歲、1968年入黨的農民同志説:“我多少年都沒有過組織生活了,沒人張羅這件事,黨組織早就癱瘓了。”
一位4l歲、1985年入黨(曾任村支書)的同志説:“現在支部不能給農民幹啥事,當頭的沒那個心思,都在搞自己的事。”
一位69歲、1960年入黨的農民同志説:“村支部工作不行,幹部也不來,一來準是要錢的,沒別的事。”
在場的一些男女群眾都持相似的看法,有的言辭異常激烈。
二、在詢問宣傳和貫徹“三個代表”時,上面提到的三個黨員中,一個説:“‘三個代表’是維護人民利益的,這我知道。”一個説:“‘三個代表’在電視裏看過,村裏沒人組織傳達學習,念都沒念過。”一個説:“‘三個代表’是什麼我不知道,沒人組織學習啊。”
三、在討論調整農業結構、致富奔小康問題時,五位同志作了如下發言:
一位59歲的農民説:“村裏能‘賣胳膊’的都出去了。我兩個兒子,一個19歲,一個16歲,都出去打工了。小的去年正月十六齣去的,幹了一年,掙了3000塊,可年底老闆只給2000塊,説沒錢,孩子也不敢走,只好跟著老闆等活幹,沒辦法。”
一位69歲的農民説:“我們村每人平均不到7分地,多數還是山地,平地也就兩三分,不敢退,退了心就沒底了。我兒子承包了3000畝荒山,想搞開發,可到銀行去貸款,銀行要存摺抵押。退耕還林不知道包括不包括荒山,能不能給點支援。”
一位25歲的農民説:“我們村本來耕地就少,沒有‘耕’怎麼退?現有的耕地只能保住我們的口糧。荒山倒是有人想承包,但屬不屬退耕還林,也沒有人操心這件事。”
一位63歲、曾經開過石渣廠的農民説:“我們村沒有別的資源,只有石頭。我以前幹石渣廠還行,可欠我賬的人太多,在我的賬面上就有100多萬,大多數是要不回來了,廠子也黃了。現在石渣沒銷路,不能搞了,想向銀行貸點款搞別的,銀行要我用支票、存摺抵押,我要是有支票和存摺,還貸啥款?希望國家能制定一個更具體的、切實可行的政策。”
一位59歲的農民説:“我有神經官能症,雖想致富,但我跟不上了,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國家對我這樣的人還管不管?”
四、去村委會向當地幹部了解情況時,群眾將我們指向了一所小學,村委會就在小學內。村于部不在,巧遇一位女老師,她問我是幹什麼的,我説來看一看農村情況,隨即談到了農村教育。這是一所包括一至六年級的小學,目前存在兩大問題:一是教室不夠用,一個班上課,另一個班就要站到屋外邊,小學生有的在屋檐下自學,有的自由玩耍,嚴寒在損害著他們的肌體;一個是師資不足,和我交談的那位女教師要教一至三年級的語文、數學和自然。有的還是請幼兒老師兼課,教學的品質就可想而知了。據我了解,在那個近1000人口的村子,沒有一個高中生,初中生也很少,孩子一般只讀到小學四、五年級,經濟不發達是一個原因,“讀書無用論”也是個重要障礙。
在黨的改革開放政策指引下,我國廣大農村已經和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許許多多的事實再一次證明,黨在農村的政策是正確的,特別是調整農業結構、轉移農業勞力、推廣科學技術和減輕農民負擔等,深受農民的歡迎。既然如此,為什麼農民群眾還會有這樣或那樣的意見呢?應該説,有農民自身的原因,也有基層幹部的問題,主要還是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問題。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主要還是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和提高基層幹部水準,轉變工作作風。在這一方面,上級領導機關也負有重要的責任。上級領導機關的狀況如何,也是值得分析的。我在一個縣農委向委負責人了解情況時,這位負責人連一些基本的數據都説不清楚,實在是太不應該了。建議各級領導機關切實遵照黨的十六大要求,高度重視基層、熱忱關心基層、盡力幫助基層。與此同時,還應加大監督檢查力度,一級監督一級,該表揚的表揚,該批評的批評,賞罰分明,催其奮進。
中國網 2003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