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了解村支部工作情況時，地處兩鄉、居住相距近20余公里的三位黨員是這樣回答的：

    一位57歲、1968年入黨的農民同志説：“我多少年都沒有過組織生活了，沒人張羅這件事，黨組織早就癱瘓了。”

    一位4l歲、1985年入黨(曾任村支書)的同志説：“現在支部不能給農民幹啥事，當頭的沒那個心思，都在搞自己的事。”

    一位69歲、1960年入黨的農民同志説：“村支部工作不行，幹部也不來，一來準是要錢的，沒別的事。”

    在場的一些男女群眾都持相似的看法，有的言辭異常激烈。

    二、在詢問宣傳和貫徹“三個代表”時，上面提到的三個黨員中，一個説：“‘三個代表’是維護人民利益的，這我知道。”一個説：“‘三個代表’在電視裏看過，村裏沒人組織傳達學習，念都沒念過。”一個説：“‘三個代表’是什麼我不知道，沒人組織學習啊。”

    三、在討論調整農業結構、致富奔小康問題時，五位同志作了如下發言：

    一位59歲的農民説：“村裏能‘賣胳膊’的都出去了。我兩個兒子，一個19歲，一個16歲，都出去打工了。小的去年正月十六齣去的，幹了一年，掙了3000塊，可年底老闆只給2000塊，説沒錢，孩子也不敢走，只好跟著老闆等活幹，沒辦法。”

    一位69歲的農民説：“我們村每人平均不到7分地，多數還是山地，平地也就兩三分，不敢退，退了心就沒底了。我兒子承包了3000畝荒山，想搞開發，可到銀行去貸款，銀行要存摺抵押。退耕還林不知道包括不包括荒山，能不能給點支援。”

    一位25歲的農民説：“我們村本來耕地就少，沒有‘耕’怎麼退?現有的耕地只能保住我們的口糧。荒山倒是有人想承包，但屬不屬退耕還林，也沒有人操心這件事。”

    一位63歲、曾經開過石渣廠的農民説：“我們村沒有別的資源，只有石頭。我以前幹石渣廠還行，可欠我賬的人太多，在我的賬面上就有100多萬，大多數是要不回來了，廠子也黃了。現在石渣沒銷路，不能搞了，想向銀行貸點款搞別的，銀行要我用支票、存摺抵押，我要是有支票和存摺，還貸啥款？希望國家能制定一個更具體的、切實可行的政策。”

    一位59歲的農民説：“我有神經官能症，雖想致富，但我跟不上了，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國家對我這樣的人還管不管?”

    四、去村委會向當地幹部了解情況時，群眾將我們指向了一所小學，村委會就在小學內。村于部不在，巧遇一位女老師，她問我是幹什麼的，我説來看一看農村情況，隨即談到了農村教育。這是一所包括一至六年級的小學，目前存在兩大問題：一是教室不夠用，一個班上課，另一個班就要站到屋外邊，小學生有的在屋檐下自學，有的自由玩耍，嚴寒在損害著他們的肌體；一個是師資不足，和我交談的那位女教師要教一至三年級的語文、數學和自然。有的還是請幼兒老師兼課，教學的品質就可想而知了。據我了解，在那個近1000人口的村子，沒有一個高中生，初中生也很少，孩子一般只讀到小學四、五年級，經濟不發達是一個原因，“讀書無用論”也是個重要障礙。

    在黨的改革開放政策指引下，我國廣大農村已經和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許許多多的事實再一次證明，黨在農村的政策是正確的，特別是調整農業結構、轉移農業勞力、推廣科學技術和減輕農民負擔等，深受農民的歡迎。既然如此，為什麼農民群眾還會有這樣或那樣的意見呢？應該説，有農民自身的原因，也有基層幹部的問題，主要還是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的問題。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主要還是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和提高基層幹部水準，轉變工作作風。在這一方面，上級領導機關也負有重要的責任。上級領導機關的狀況如何，也是值得分析的。我在一個縣農委向委負責人了解情況時，這位負責人連一些基本的數據都説不清楚，實在是太不應該了。建議各級領導機關切實遵照黨的十六大要求，高度重視基層、熱忱關心基層、盡力幫助基層。與此同時，還應加大監督檢查力度，一級監督一級，該表揚的表揚，該批評的批評，賞罰分明，催其奮進。

    中國網 2003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