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下午1點18分，隨著第二十八屆世界遺産委員會臨時執行主席的一錘定音，中國第三十項世界遺産由此誕生——位於吉林省集安市的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
吉林省副省長李錦斌笑容滿面步出會場，遼寧省副省長滕衛平欣喜萬分：“我們要聯合吉林省大力發展世界遺産旅遊經濟。”
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副主任鄭孝燮、羅哲文，委員謝凝高、謝辰生，作為參加本次會議的特別觀察員，在一片歡聲笑語中冷靜地指出，“申遺”背後有隱憂。
急於貼現，“申遺”步入歧途
1985年，侯仁之、陽涵熙、羅哲文和鄭孝燮四位專家共同起草申報文本，中國成為世界遺産的締約國。十幾年來，隨著世界遺産品牌的商業價值不斷突現，申遺熱潮席捲全國。
鄭孝燮指出，在形形色色的“申遺”動機中，只有一部分是抱著保護的態度，多數只是看到了申遺成功之後帶來的巨大經濟利益，走上了歧途。
謝辰生説，“歷史文化遺産是國家、民族、人類歷史發展的見證，蘊含著眾多歷史資訊，有極高的認識價值，歷史文化遺産作為一種不可再生的遺産，消失了就是不可彌補的損失，這樣的認識，無疑是正確的。但為了提升地方知名度，有利於招商引資，這樣的申遺動機往往是不可靠的。‘申遺’成功，在客觀上有可能起到帶動經濟的作用，如平遙古城，以前一年收入不過18萬，‘申遺’成功後，每年的門票收入就達500萬。但很多時候‘申遺’並不能帶來立竿見影的效益，需要長時間的累積。急於‘貼現’的地方政府往往看不到這一點，一旦達不到目的，申遺的熱情馬上會從沸點降到冰點。”
開發過度，遺産當作搖錢樹
對世界遺産價值認識的不到位，導致我們今天還沒有對世界遺産的性質做出清晰的界定。北京大學世界遺産研究中心主任謝凝高教授説，歷史文化遺産的性質就是保護性的、社會公益性的、傳世性的，從來沒有見到哪個國家將世界遺産的性質界定成旅遊資源。將遺産保護地變成經濟開發區，這必然造成文化遺産的破壞性開發。
“張家界武陵源風景區世界自然遺産地的旅遊設施氾濫，受到聯合國專家的嚴肅批評，結果為了恢復自然面貌，又要花很大代價去拆除。武當山的遇真宮被一把大火燒了，這些都是世界遺産被過度商業開發的一個縮影。看到泰山上的索道，就像看到親人額頭上被砍掉一塊，非常讓人難受。”
謝辰生説，保護和發展本來沒有矛盾，之所以産生矛盾，就是沒有正確處理保護與利用、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關係，“保護永遠是發展的前提”。
國家文物保護法第25條明確規定，嚴禁將文化遺産作為産業經營，但目前存在大量的經營行為，實際上是一種違法行為。謝辰生認為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有法不依、違法不究”。
羅哲文也認為開發與保護本來就不該産生矛盾，“文化遺産本身就是城市的一筆寶貴財富。在保護文化遺産的同時，通過開發旅遊和相關産業，使資源轉化為財富，完全可以達到保護和開發相協調的效果。國外有很多旅遊賓館都建在老宅裏、老街上，我們的四合院也可以做成特色旅館，合理用起來，也就沒人拆了。在平遙古城有大量古宅改成的賓館，比星級酒店還受歡迎。只要圈出保護範圍，定下建築的高度、色彩、形式，開發和保護都按照規則來，這個問題非常容易解決。”
謝辰生痛心地指出，國內的世界遺産保護，除了敦煌做得比較好以外，“其他有相當數量的世界遺産存在著開發過度的問題”。遺産地政府和管理機構把世界遺産當成了“搖錢樹”，不惜以犧牲和破壞世界遺産為代價，換取暫時的經濟繁榮。
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司巡視員、世界遺産處處長郭旃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説，自己曾經問過埃及文物局官員一個讓他們覺得十分幼稚的問題——為什麼由文物局直接統管本國的世界遺産。對方的解釋是，地方官員不可能有這樣的全局意識，他只可能局限在自己狹小的利益圈子裏，考慮自己的一方子民，這樣做不利於文物保護工作。“埃及文物局竟然擁有佩槍的警察。”郭旃説這在國內是想都不敢想的。
錢沒用在刀刃上
“把岱頂建成熱鬧非凡的天上城市”、“把風景的泰山改造成經濟的泰山”、“把峨眉山打造成中國第一山”，豪言壯語的背後，是一刀刀獻給文化遺産的致命傷。
泰山頂真的變成了一個小城市，武陵源裏也有了商業街，黃山更是成了一個擁有大量賓館、飯店、職工宿舍、索道、水庫等“人居工程”的景區，比較20年前制定的黃山景區總體規劃，旅遊床位和服務人員各增加了70%和400%；高檔賓館的標準間數、總建築面積以及山上水庫庫容更是分別增加了13倍、7倍和100倍……
商業化、城鎮化、人工化讓世界文化遺産妖嬈得像個抹著紅臉蛋的村姑——鄉氣實足，卻無半點本真。難怪外國專家考察的時候會情不自禁地説，中國為什麼有那麼多廁所建設專家(愛給景觀套上件漂亮的白瓷磚衣服)？
謝辰生説，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龍門石刻。花很多錢修建人造龍宮，成了當地的政績工程。要申報了，人家考察團一看，非拆不可。一建一拆，耗資上億。“舍得花錢造假古董，不捨得花錢保護真文物”。
山東省曾在齊長城的基礎上修建了一道新的長城，則被謝辰生斥為“造了假古董，毀了真文物”，“我們下去調查，居然沒有人敢説，根本不肯領我們去看新修的長城，還是當地老百姓悄悄告訴我們的。這種情況在全國還不止一處。”這位被稱為中國文物保護“最大的保守派”的老人，一直在為文物保護奔走呼號。水洗“三孔”的文物毀壞事件就是由他“捅”出來的。如今，他又盯上了山東的“人造長城”。
超載開發、錯位開發；重申報、輕保護……四位專家説，“申遺熱”背後暴露出來的還是人的問題。
據稱，中國五大石窟之一的大足石刻博物館屬大足縣管理，100多個管理人員中僅有11名專業人員，1名副研究員。而世界遺産的管理者中相當一部分是就地、非專業地任命，甚至是由旅遊部門或企業或私人等代為行使管理權。
謝辰生深惡痛絕地説，陜西省首開改變秦始皇陵文物保護單位管理體制，交由旅遊企業經營的先河，流毒全國。這種遺産的高品位與遺産管理者的低素質之間的鮮明反差，深深影響了世界遺産的保護和可持續發展。
遺産保護管理經費嚴重不足的現狀一度讓人以為問題出在了資金上。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謝凝高説，“現在景區的門票收入很高，動輒上千萬上億，用這些錢來保護文物綽綽有餘。關鍵是大家都把世界遺産當‘唐僧肉’，誰都想要分一口。”
謝辰生説得更直白，“我一直認為文物保護不是資金問題，主要是觀念問題。現在有很多人是有錢的，北京恢復永定門用了18個億，説沒錢是假的，錢沒用到刀刃上是真的。”
鋻於目前國內世界遺産管理條塊分割、很難統一的現狀，謝凝高多次呼籲由國家把世界遺産集中管起來，成立國家遺産局，總管各種世界遺産。
“世界上很多國家遺産保護基本上是政府主導。這種管理體制職能集中，責任明確。同時，能夠有效避免來自地方和其他方面不利於遺産保護的干擾因素。”
專家的想法有些一廂情願。郭旃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目前在國內建立一個統一的機構來管理世界遺産還很困難，基本上不太現實。最為可行的辦法是建立專家諮詢委員會，申報項目經過專家審核，發現問題及時糾正。
郭旃還透露，國家正在準備出臺一部關於世界遺産保護的法律，謝凝高一直呼籲的“保護性法規應該在開發性法規之前制定”總算快有結果了。而謝辰生則意味深長地説，越是市場經濟，越要加強管理，我們要警惕“偽市場經濟的陷阱”。
年近90高齡的鄭孝燮一言以蔽之，“光有有識之士還不行，還得有有識之官。”(陳 冰)
新民週刊2004年07月0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