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抑制“世遺不平衡現象”相應條款的實施，中國排著長隊等待上榜的申遺候選地將受到較大的影響

6月28日至7月7日，文化古城蘇州將迎來世界遺産委員會第28屆會議的召開，據悉，除了審批世界遺産等常規議程之外，本屆會議還將有一項“非常規”的議程：討論世界遺産“不平衡”問題。

作為世界遺産大戶的中國，很多中國人或許不知道，《世界遺産公約》的177個締約國中，有48個國家至今還未有景觀上榜，65個締約國擁有的世界遺産數目在3個或3個以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在為“一碗水端不平”的問題大傷腦筋，試圖採取措施將重心從“世遺富國”向“窮國”轉移。

可以斷言，隨著抑制“世遺不平衡現象”相應條款的實施，中國排著長隊等待上榜的申遺候選地將受到較大的影響。

“世界眼光”解讀新遊戲規則

毋庸諱言，上榜《世界遺産名錄》與舉辦奧運會一樣，具有巨大的旅遊、經濟和國際聲望潛價值，是一件讓世界各國趨之若鶩的事，中國也不例外。

到2004年3月為止，全國已有近百個項目申報世界遺産，是5年前的3倍多。重慶大足石刻、山西平遙古城和安徽皖南古村落的成功先例，以及“申遺”成功所帶來的鉅額經濟效益，讓各類石窟、古城、民居都躍躍欲試。

例如平遙古城申報成功後，旅遊收入從每年18萬元猛增到500萬元;黃山申報成功，旅遊收入由每年數百萬元增至2億元。這些讓人眼熱心跳的數字使不少地方政府不惜一擲千金試圖把“地方景點”變成“世界遺産”。

然而，新規則《凱恩斯決議》的實施，無疑給熱情高漲的申遺者們潑了一盆冷水。顯而易見，今後中國景觀的入選將越來越難。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劍雄教授在接受《瞭望東方週刊》採訪時特別指出，“申遺”要跳出“種田看鄰居”的心態，應當學會用“世界眼光”來解讀新的遊戲規則。

哪類景觀適合申遺

中國不少地方政府決定申遺的原因主要有兩個:一是覺得“夠資格”，認為自己的景觀在歷史上曾有過重大意義;二是看到“他們都上了”，即同類景觀有成功的先例並且目前收入可觀。但最顯而易見也最容易被忽視的一點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選《世界遺産名錄》只是一種手段，其目的是在於保護世界遺産尤其是珍稀瀕危遺産。

因此，在目前名額緊張、“富國”受限制的情況下，兩種遺産將獲得世界遺産委員會的優先考慮：一是瀕危景觀，二是在世界範圍內具有獨一無二“特殊性”的景觀。

目前正式確定的2004年中國提名首選項目“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和2005年首選項目“澳門歷史建築群”都具有這種“特殊性”。高句麗是西元前37年出現在中國東北地區，後遷都平壤，並於668年為唐朝所滅的邊疆少數民族政權，將其列為候選項目無疑體現了世界遺産“跨越國界”的主題。而澳門更是中葡文化融會之地，其獨一無二的風貌非常易於被西方世界認可。

一些景觀在中國歷史上確實有過重要影響，但如果這種意義不能被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理解或者並非不可替代，入選的可能性就相對較小。葛劍雄認為，申遺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如去年申報成功的雲南省“三江並流”前後共花了10年時間，準備的科考報告就有數百萬字。如果屬於不被看好的類型，不如放棄，以免浪費人力財力。

申遺選“冷門”

在目前申遺難度比較大的情況下，中國各地的申報者們還可以考慮“避熱就冷”。例如，與文化遺産相比，申報自然遺産更容易被接受。

由於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存在，中國文化遺産在申報時必須經歷痛苦的“翻譯”過程，申報的競爭力往往也會因此大打折扣。而名山大川的魅力則一目了然；對自然遺産的地質地理評估科學性也比較強。

目前《世界遺産名錄》上自然遺産數目偏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也正在大力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申報自然遺産比申報石窟和民居無疑更為明智。在中國29項世界遺産中，只有4項自然遺産，因此在這個方向上著力，成功的希望比較大。

而且，一些同類項目已達到飽和、但仍具有特殊意義的項目可以考慮以“捆綁”方式申報，或者以“擴展”的名義列入《世界遺産名錄》。例如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就是以“明清皇陵”擴展項目列入其中的。“擴展”項目的好處在於，景觀既可以躋身名錄又不單獨計為一項，增加入選的幾率。

世界遺産沒有“終身制”

值得地方政府注意的是，世界遺産已經取消了“終身制”，不要認為申請成功了就萬事大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經啟動了《瀕危世界遺産名錄》的“黑名單”，如果連續上榜一段時間就可能被取消“世界遺産”稱號。目前全球已有包括阿富汗巴米揚大佛、柬埔寨吳哥窟和耶路撒冷古城在內的35個景觀進入“黑名單”。

中國雖還未有景觀進入黑名單，但不少世界遺産已經危機四伏：武陵源風景區因過度商業化受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警告、麗江古城過度開發已不堪重負、武當山管理不善導致遇真宮被焚……這些事件無疑給中國的相關地區敲響了警鐘。

專家認為，儘管地方政府決定申遺的動機部分來自於促進地方經濟發展，但不要讓申遺成為純粹的經濟行為。申遺結束後，對世界遺産的保護和監測，以及在市場與文化之間尋找平衡點是一項更為艱巨的任務。

建立國家級的世界遺産管理機構

針對目前中國申遺中出現的過熱、無序和逐利行為，葛劍雄建議，中國應當考慮建立國家級的世界遺産管理機構，對各類遺産進行評估和監測，並在國家範圍內統籌協調後決定每年的申報項目。

據悉，中國目前的世界遺産工作由教育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駐華代表處和地方政府多頭負責，還沒有一個專門的世界遺産管理機構。

在葛教授看來，這個國家級的專門機構主要職能可以有3項。一是整理和評估中國的文化、自然和非物質遺産資源，出臺《中國遺産名錄》。各地的景觀只有進入《中國遺産名錄》後才有資格成為《世界遺産名錄》的候選景觀，這樣一來就可以避免各地不論景觀品質如何紛紛申遺的情況。二是每年組織包括人文學者和自然地理學者等跨學科的專家對候選景觀進行綜合評估，再統籌國際動向確定中國的提名項目，以提高申遺的成功率。三是對與地方政府合作對入選的世界遺産進行保護和監測。-

《凱恩斯決議》

世界遺産委員會在2000年澳大利亞凱恩斯會議上，通過了《凱恩斯決議》，決定以“一刀切”的方式來解決世界遺産的“不平衡”問題：即限制每年申報總數，已有景觀入選的締約國每年只能推薦1個提名地，而沒有景觀入選的國家可以推薦3個。

世界遺産“不平衡”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文化遺産與自然遺産數量不平衡：目前的754項世界遺産中，有582項文化遺産，自然遺産只有149項，文化與自然雙重遺産只有23項。

二、遺産類型不平衡:紀念碑式遺産太多、其他類型遺産太少。

三、分佈地區的不平衡:754項世界遺産中有382項分佈在歐洲和北美，149項分佈在亞太地區，南美洲及加勒比地區、非洲及阿拉伯地區則只分別有107項和116項。（記者 戴聞名 ）

《東方瞭望週刊》2004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