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決農民問題的關鍵是要解決農民的勞動對象。農民的勞動對像是什麼？土地。因此，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不寫過有關土地的著作，無不認為土地問題的核心是所有制問題。依我看，土地所有制問題仍然是當今中國農民問題的“牛鼻子”。

    農民有土地嗎？似有非有。第一是有，第二是沒有。

    説有。因為不論是合作化，還是人民公社化，乃至今天的聯産承包制，都認為土地歸集體所有；不論是1956年的高級社章程，還是1961年的人民公社工作條例，都規定房屋歸農民私有。

    説沒有，是因為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所有權很不完整，是因為私有房屋下邊的宅基地在1958年以後不再歸農民私有。

    土地既然歸農民集體所有，農民就有權將集體所有的土地進入市場，可是現行的做法是先由國家徵用，變為國有，然後進入市場。這樣做的結果是：原有的土地所有者只能拿土地增值部分的一星半點。國家徵用農村的土地，沒有價格，只有補貼。這種“補貼”，微乎其微。説得重一點：有“剝奪”的成分。某大城市近郊有個蔬菜鎮，1992—1995年開發房地産用地7050畝，平均每畝補貼11.18萬元，合計7.88億元。這筆款子市、區、鎮所得佔70%以上；村得3.86%，隊得21%。開發房地産以後，國家提留5億多元，另加5億的稅收，合計10億；房産商獲利10億元；作為土地所有者的農民群體直接得到的補償費2450萬元，僅佔增值部分的1.2%。農民利益明顯受損。有1.2%還算好的。低於1.2%的比比皆是。請問：這房地産，農民自己就註定不能開發嗎？當然不是。農民中的能工巧匠多得很，電視劇中“劉老根”不就建起山莊了嗎？中國農村處處都有“劉老根”。劉老根虧待不得啊！農民剝奪不得啊！你剝奪農民的物質利益，農民就會剝奪你手中的權力。這是規律。有個退休幹部協助拆遷，農民對他説：“解放初你領導土改，我們歡迎你；今天你幫房地産商來刮農民，請你出去！”

    農民的宅基地歸誰所有？按理，房屋歸農民所有，承載房屋的宅基地也應當歸農民所有。不歸農民所有，房屋豈不了空中樓閣？可是我們偏偏不搞“一元化”。房屋和承載房屋的宅基地分別為兩種不同的所有制。兩種不同所有制的“二元”，説穿了還是“一元”，是宅基地連同上邊的房屋都不歸農民所有的“一元”。沒有實現城市化的農村的農民名義上是房屋的主人，但是沒有産權證。農民不如市民。沒有産權證，如果缺少資金，房屋就不能到銀行抵押貸款。中國早就沒有了無産階級，如今農民反倒成了真正的無産階級。

    這些問題不解決，農民心理難平衡，社會穩定不好辦，怎麼解決才好呢？還是那句老話：“耕者有其田”。“有其田”才有其耕，才有“汗滴禾下土”的積極性。第一産業永遠是第一産業。不管第一産業佔多大比重，第一産業的“第一”地位不變。為了把經濟基礎夯實，為了第一産業的發展，我建議：

    首先，要牢固確立“只有代表農民才能代表多數”的理念。“代表多數”不是自封的。多數是一個階層、一個階層，一個利益群體、一個利益群體加起來的總和。農民是當代中國最大的利益群體。誰代表農民利益，誰就代表多數；誰削弱農民利益，誰就不代表多數。

    其次，要明確現行的集體經濟是農民私有制基礎上的聯合體。要明確農民對土地“長期使用”的內涵。農村實行的是股份合作制。社員有個人股。個人股可以轉讓，可以繼承，可以分紅。要歸還農民集體土地的所有權、經營權、繼承權、抵押權、入股權、轉讓權、收益權和處置權等多種權利。集體所有的土地也要像憲法所説的那樣，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第三，是堅決規範政府行為。目前侵害農民集體土地利益的特點是，主要來自政府。誰都不能否認政府應該加強對土地的管理，但管理決不等於用超經濟的手段去剝奪農民，更不等於把“管理”當成為少數人及其親屬謀私利、發橫財的捷徑。土地是商品。在交換中，要變所謂“補貼”為“價格”。政府與農民之間也要堅持等價交換。土地價格上去了，農畜産品的價格則可迎刃而解，谷賤傷農的局面也能根本改觀。

    第四，集體經濟組織應歸還農民宅基地的産權。1956年6月高級社章程第16條規定：“社員原有的墳地和房屋地基不必入社。”1958年在“左”的高壓下，宅基地忽然歸了集體。記得1961年春，在“六十條”起草過程中，我在劉瑞龍帶領下，聽取農民對“六十條”（徵求意見稿）的意見，農民對刪去宅基地歸社員所有，極為反感。二十年來，對城市私房已經落實了政策，何時輪到農民？

    第五，迅速修改《土地管理法》以及有關法律。法是硬的。有了保障農民利益的法律，土地所有權上的隨意性、“似有非有”的模糊性，才能解決。在按程式辦事的前提下，修改法律的步伐應該儘量加快。快，有利於經濟繁榮；快，有利於社會的穩定和發展。在修改的過程中，可以開展全民大討論。寫出一稿，公佈一稿，討論一陣；再寫出一稿，再公佈一稿，再討論一陣，直至人大通過。

    中國網2003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