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對現代化研究如雨後春筍般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無論是現代化理論體系的構建，抑或是現代化的測度或衡量問題。我們的跟蹤結果發現，國際上已形成的現代化指標體系按其出現時間的先後主要有：1960年日本箱根“國際現代化會議”上提出的八項指標；現代化研究的先鋒者布萊克于1966年提出了現代化的10項標準；另一位學者坎特裏爾在20世紀60年代出版的著作《人類事務模式》中提出了由11個“結構變數”構成的複合指數來測量一些國家的現代化程度；20世紀70年代，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英克爾斯提出了度量現代化的10項標準，得到了廣泛的應用；20世紀90年代後期的世界財富論壇上，提出了衡量現代化水準的14項標準等。
從國際上現代化指標體系或標準的研究進展來看，主要存在如下問題：指標或標準的制定只是對現代化進程的一種靜態的測度，無法適應現代化目標的動態演進，不能揭示時代變遷而賦予的新的內涵和特徵；單純用標準來確定是否實現現代化過於機械，與發展變化的現實情況不符；指標體系主要反映工業化時代的特點，而且注重經濟發展指標的選取，不能全面反映整個社會的發展狀況等。
針對國際上比較流行的現代化指標體系的缺陷，我們在如下原則，即
變“靜態設限”為“動態追擊”
變“自定實現”為“零距離逼近”
變“二元結構”為“一元並軌”
變“單極推動”為“整體實現”
的指導下，提出了現代化的“差距-速度-變數（噪聲）”非線性三維預測模型。具體方案如表7.1所示。
中國網2003年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