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現代化指標體系的國際評述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國際上一批研究現代化的學者，就如何衡量現代化不斷地探索著。在全球的工業化階段，籠統地表達現代化，一般均應用一個國家的“工業化水準”和“城市化水準”作為測度該國的現代化程度。這種測度標準和進一步定量分析，曾在不同時期有過不同的描述，具有代表性的如下：

    （1）1960年，在日本的箱根，召集了一次“國際現代化會議”。會上廣泛討論了涉及國家現代化的有關問題，並且提及了全球在現代化進程中所積累的經驗和教訓。本意在於啟示學者們在進行現代化的研究時，應當從經院式的研究方式跳出來，與當時世界發展的脈搏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應當説，此次國際性會議的世界影響是有限的，幾乎淹沒在其後洶湧而來的全球大發展的浪潮中，但是會議的主旨和其成果，還是應該加以必要的認證。在這個箱根會議上，提出了8項標準，作為衡量和比較現代化進程中的水準和階段。這8項標準在其後的應用中，發現有不少的偏頗和不足，因此並未擴展開來。作為指標本身，雖未獲得認同（甚至遭到批評），而且被大家所揚棄，但是它們作為鼓勵更多的後來者去定量關注現代化進程中的動態比較，應當加以必要的肯定。這八項標準是：

    1）人口比較高度地集中于城市，整個社會越來越以城市為中心。

    2）使用非生物能源的程度比較高，商品流通廣泛，服務設施增加。

    3）社會成員在廣大的空間內相互作用，廣泛參與經濟和政治事務。

    4）村社和代代相傳的社會群體普遍解體，導致個人有更大的社會流動性，個人在社會的行為具有更廣泛和多種不同的範圍。

    5）全面推廣文化知識及隨之而來的個人對其周圍環境傳播的世俗的和越來越科學化的傾向。

    6）廣大和深入的大眾交流網路。

    7）政府、商業、工業等大規模社會機構的存在及這些機構中日益增多的官僚組織。

    8）在一個大的民眾團體控制下，各大民眾團體加強統一（即國家），這些單位之間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加（即公共關係）。

    （2） 1966年，研究現代化比較有成就的學者布萊克，提出了有關現代化的10項標準。應當説，在20世紀60年代，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各國在發展上的巨大進步，引發更多學者去認識和關心這種發展勢頭，並企圖用簡單的量測去進行評估，此種追隨時代前進所引發的涌動，説明瞭學術研究對社會和時代的關心。布萊克標準雖然只有10項，但是由於這些標準失之精確、簡潔和可操作性，因此只是作為文獻被引用，未能成為度量現代化進程的有效工具。

    作為現代化研究的學術帶頭人，普林斯頓大學國際研究中心西裏爾E布萊克教授用10項指標分別從經濟發展水準和社會流動水準的角度大體揭示“前現代化社會”向“高度現代化社會”轉變過程中所發生的變化，以表徵社會發展的差距。與經濟增長和經濟結構有關的現代化指標如表5.1所示。

    （3） 20世紀60年代，坎特裏爾在其著作《人類事務模式》一書中，對現代化過程中的趨向程度進行定量研究。為了測量社會發展的全等（趨同）程度，他利用11個“結構變數”所構成的複合指數，來測量14個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水準。按照這11個指標中每個指標來排列，將各個國家的位置轉變為一個從1.0~0.00的表。從中可以管窺一個國家現代化的相對程度（表5.2）。

    （4） 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的世界財富論壇上，由世界著名的財團和企業提出了衡量現代化水準的14項標準（1998）。在這個標準中，已經注意到了網路經濟，資訊産業和經濟全球化對現代化進程的作用和影響，而且也力圖使用某些提升了的英克爾斯指標的新標準，去描述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發展所呈現的新特點。比較而言，世界財富論壇所提出的標準，似乎要比傳統工業化時代衡量現代化標準（如本書所介紹的前4類）有更加先進之處，但是這個系列的標準對進入21世紀的世界現代化，仍然缺乏深層次的分析和綜合，而且最大的癥結在於對資訊化時代的現代化內涵缺乏邏輯歸納和理性判斷，引發了應用該標準時産生不少誤解和不清晰的結論。目前，我們仍在對這一標準進行仔細的分析和研究，希望從中能夠吸取更多的營養，為未來的現代化進程設計出更加合理的判斷依據。此外，對中國而言，現代化的進程具有明顯的“二元性”特徵，即一方面要加速實現工業時代的現代化目標；另一方面又必須疊加上資訊時代的現代化目標的要求。這種特徵決定了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複雜性和艱巨性，也對衡量此種進程的指標體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 到了20世紀7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英克爾斯，在前人已經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他對現代化度量的10項標準。

    1） 每人平均國民生産總值3000美元以上。

    2） 農業産值佔國民生産總值比例低於12%~15%。

    3） 服務業産值佔國民生産總值的比例在45%以上。

    4） 非農業勞動力佔總勞動力的比重在70%以上。

    5） 識字人口的比例在80%以上。

    6） 大學入學率在10%~15%以上。

    7） 每名醫生服務人數在1000人以下。

    8） 平均壽命在70歲以上。

    9） 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在50%以上。

    10） 人口自然增長率在1%以下。

    由於英克爾斯標準簡明、可測、數據容易獲得，度量比較直白，因此受到許多統計工作者的青睞，並且迅速地被加以引用，尤其在我國目前向現代化邁進的時期，更被許多人奉為評估現代化的實用工具。無可諱言，英克爾斯標準，與現代化的實質要求仍有許多在本質上值得商榷的地方，特別是由於他把現代化的門檻定得過低，使發展中國家在快速發展階段容易被英克爾斯指標所誤導，或者容易從這個純粹的傳統工業化時代指標中得出非真實的結論，因此，我們雖然十分讚賞英克爾斯指標的可操作性和評估的簡捷性，但由於該指標有如下致命的弱點，使應用此項標準的結果，得出了很不準確也很不完善的結論：

    （1） 英克爾斯指標只是傳統工業化時代對現代化的最低要求，很難適應步入資訊化時代對現代化目標的動態演進，無法反映中國及廣大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過程中的“二元性”特徵。

    （2） 英克爾斯指標更加強調現代化的外部表徵，如每人平均GDP、成人識字率、人口自然增長率等，而對現代化的內涵與實質，如“推動現代化進程的動力”、“體現現代化水準的品質”和“實現現代化目標的公正”，尚不完全具備清晰的內部邏輯依據。

    （3） 英克爾斯指標所規定的低限標準，顯然與當代的實際情況不符，産生了對實現現代化有過分容易的錯覺。例如，當我們用英克爾斯指標去評價中國目前現代化實現程度時，全國已達76.3%的水準，但當我們同時用目前中國與中等發達國家的精確對比時，我國僅是中等發達國家平均水準的40.4%，二者相差35個百分點以上。

    （4） 英克爾斯所建立的指標，只涉及收入水準、産業結構、社會水準等傳統性的標識，對資訊化、全球化、生態化及相關的競爭力、集約化、可持續發展等，均未提及，因此用它衡量在21世紀的現代化進程，不僅在理論上尋找不到科學的依據，在實際應用中也明顯表達出一種“初級水準”和“非真實性”。

    這種依照英克爾斯指標的計算值，給予人們一種幾乎無法置信的感覺，從多數專家的直接經驗及同各類發達國家的對比分析中，均發現英克爾斯標準有“失真”和“高估”之嫌。一個嚴重的問題是，許多城市和省份目前卻根據這種指標或這種指標的變種，去規劃自己“率先實現現代化”的戰略步驟，並且據此確定了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年限，似乎應當有進一步思考的必要。

    中國網2003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