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以亨廷頓、伊斯頓、阿爾蒙德等為代表的現代化研究的政治學方向。該研究方向認為政治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的核心，現代化最顯著特徵是國家政治制度的現代化。國家的政治體制、民主制度演化與變遷是該研究方向的支撐點。提出政治現代化的過程也是一個同質化、革命化、進步化、全球化和不可逆化的過程。主張政治民主化、自由化、分權化和秩序化，強調政府權威的合理性與政府能力的有效性。該研究方向的代表作有伊斯頓的《政治體系》、阿爾蒙德的《發展中的政治經濟》、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和《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等。

    （2）以羅斯托、弗蘭克、庫茲涅茨等為代表的現代化研究的經濟學方向。該研究方向主要從物質層面對現代化進行歷史的考察，認為現代化的核心內容是經濟現代化，而經濟現代化的主體是工業化與城市化，保證經濟持續增長是實現現代化的關鍵。該研究方向注重經濟增長與政治、文化、宗教和意識形態的變遷之間內在規律的研究；注重不同類型經濟現代化成長模式與動力機制的研究；注重經濟現代化成長階段特徵的研究，以及經濟現代化成長不同階段之間躍遷變化條件的研究。該研究方向的代表作有羅斯托的《經濟發展階段：非共産黨宣言》、庫茲涅茨的《現代經濟增長：發現與思考》、格爾申克隆的《對現代工業化“前提條件”概念的反思》等。

    （3）以帕森斯、勒納、穆爾等為代表的現代化研究的社會學方向[22~26]。該研究方向以社會進化論思想為指導，以研究社會結構與功能的轉換和變遷為著力點。認為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始發原因，現代化是工業化的最終必然結果，現代化是一個從傳統社會的傳統性向現代社會的現代性轉變過程，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根本區別是社會結構的層次化與精細化、社會功能的專門化與多樣化、社會運作機制的市場化與法制化、社會階層的流動化與平權化、國家制度的理性化與權威化、政府能力的綜合化與集約化。該研究方向的代表作有帕森斯的《現代社會體系》和《社會行動論》、列維的《現代化與社會結構》等。

    （4）以英克爾斯、麥可勒蘭德等為代表的現代化研究的人文學方向。該研究方向認為現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是實現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最根本保證，並指出人的現代化是現代化社會穩定、持續和健康發展的基石。一個國家現代化歷史進程的演化就是人的價值觀、心理素質、行為特徵的轉變與培育的過程，它尤其強調人的參與意識、開放意識、進取精神、創新精神、獨立性和自主性。特別是英克爾斯等提出的現代化10項標準，為傳統工業時代現代化的實證研究與定量評價開拓了新思路，此標準被國際社會廣泛用於評判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水準。該研究方向的主要代表作有英克爾斯的《人的現代化》和《社會主義與非社會主義國家的人的現代化》、麥可勒蘭德的《選賢社會》（“成就動力論”achievement motivation）等。

    （5）布萊克、艾森斯塔特等為代表的（體制比較研究）制度學方向。該研究方向主要從人類歷史發展演化的角度，對不同國家的現代化歷程進行比較實證研究，提出現代化發展模式多樣性的觀點，並對多樣化的模式進行深入詮釋與剖析。在研究方法上，開闢了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相結合的多變數分析方法，應用其基本思想構建指標體系，對現代發展水準進行評估。該研究方向的代表作有布萊克的《比較現代化》和《現代化的動力：比較歷史的研究》、艾森斯塔特的《現代化：抗拒與變遷》等。

    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知識經濟和可持續發展這兩個革命性的發展觀和文明觀被世界持不同發展理念的國家廣泛認同之後，無論是政治學研究方向、經濟學研究方向、社會學研究方向、人文學研究方向，還是制度比較研究方向似乎都不可能對現代化理論給予完美的表達，這些學派雖然具有各自的精到之處，也對推進深入研究現代化問題有過較大的貢獻，但是在以下四個方面顯示出共同的弱點：①經院式研究的流弊，使該領域的研究過分集中在術語、 定義和形而上學的繁瑣辨識中，而對現代化進程的本質缺乏單刀直入的揭示，形成比較晦澀的長篇大論式的經文。②普遍缺乏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充分交叉研究，因此，在思維方式、推理過程、學科互補、方法借鑒及定性與定量相結合方面，有較大的空缺。③基本上對現代化進程的動態特徵和預測沒有本質的突破，因此，無法在世界總體發展基礎上去認識現代化的統一本質。④均未完成對現代化的統一認識、統一度量、統一的理論體系和統一的世界模型。尚未涉及現代化進程的一元性、二元性和多元性結構的統一序列譜定位。北京大學現代化研究中心原主任羅榮渠先生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以工業化為本質特徵的現代化的弊病：“現代化絕非人類進程的最高階段，而是一個大飛躍的階段，但這個階段終將被超越。如果以為只要按現行的即使不很高的增長率穩定增長，再過幾個世紀全人類就將進入極樂世界或至福千年，那就是被西方流行過的想入非非的現代化理論自我催眠了。自由派理論忽視或掩飾了現代發展帶來的各種負效應，因此是非歷史的設想。事實上，從歷史的趨勢來看，這些負效應不是隨著現代化的全球擴散而減弱，相反，而是日益增長。這是不論哪種類型的現代化都還不能解決的新問題。”（《現代化新論》第160~161頁）。由於工業化時代的現代化核心是工業文明，現代化進程主要表現為“轉型”（經濟、社會與政治結構的改造）與“發展”（經濟增長+社會變革——1960~1970年聯合國“第一個發展十年”規定的公式）兩個層面，基本內容是提高以科技革命為主導的現代工業大生産力。全世界各地區、各國家競相追求盡可能快的發展速度和最大的經濟效益，必然導致發展和現代化的危機。這也正是聯合國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通過全球《21世紀議程》和我國政府制定和實施《中國21世紀議程》的出發點。研究現代化，必須充分估計上述現代化的負面效應，站在未來人類與自然界和諧發展的高度, 看待“現代化”這一歷史現象。有鋻於此，現代化理論研究也要與時俱進，要必須跳出傳統經典的現代化研究理論的範式，在知識經濟時代背景下、在可持續發展的原則指導下，去研究與探索現代化理論的新特點與新規律。

    2001年以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研究組組長牛文元研究員為代表的中國學者提出了基於可持續發展原則指導之下的現代化系統學理論，該理論充分吸取了“後現代”理論中的合理內核，將現代化理論研究置於對“自然-經濟-社會”這個複雜巨系統演化規律進行深刻地揭示和對當今鮮明的時代特徵深刻把握的基礎之上。該理論在世界上首次應用系統科學的原理和方法，提出了區別於世界五大流派的現代化研究系統學方向。從系統學觀點出發，給出現代化的嚴格定義和統一詮釋，構建現代化研究的總體框架；揭示了現代化的三大本質特徵，即現代化的“動力特徵”、現代化的“品質特徵”、現代化的“公平特徵”；由此確定出現代化的絕對目標函數、現代化的相對目標函數和現代化的可操作目標函數；應用“各態歷經學説”（ergodic hypothesis）和“時空耦合理論”，經過對全世界133個國家的統計分析，提出了辨識現代化的三大宏觀判據（第一級別）和五大輔助判據（第二級別）的定量組合，以此去判別世界各國（尤其是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態位、方向和速度；提出在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的“二元性”特徵和具有雙重任務的艱巨性，即既不能超越發展階段，又要發揮後發優勢，實施跨越式的發展戰略。

    2000年中國學者何傳啟、王玉民等基於對知識經濟的理解與認識，提出了“第二次現代化”理論。該理論認為第一次現代化是指從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化過程（即經典現代化）。第二次現代化是指從工業時代向知識時代、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工業文明向知識文明的轉化過程。第二次現代化的主要特點是知識化、分散化、網路化、全球化、創新化、個性化、多樣化、生態化、資訊化和普及高等教育等。在第一次現代化中“經濟增長”居於中心地位，在第二次現代化中“生活品質”居於中心地位。

    中國網 2003年1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