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由於民進黨當局不顧台灣同胞的根本利益,持續頑固推動“台獨”路線,給台灣同胞的生活帶來了巨大損失,並造成社會嚴重失序。大量事實證明,“台獨”是台灣社會的動亂根源,是台灣同胞“求和平、求穩定、求發展”的最大障礙。
一、台灣社會基本情況
(一)經濟復蘇緩慢,勞工階層成為最大受害者。
台灣經濟在2002年雖有所回升,但總體形勢沒有擺脫困境。據臺有關部門統計,台灣經濟受世界經濟形勢回升的影響,特別在祖國大陸經濟高速增長的拉動下,前三季的經濟增長率分別為1.20%、3.98%、4.77%,官方預測全年增長率可達3.17%,但是,這種局面並沒有改善島內民眾的經濟境狀。股市方面,股價指數在3、4月份雖一度上升到6000點以上,但在8月份,受“一邊一國”論等“台獨”謬論影響,股市指數一路下挫,最低在4000點以下。全年島內投資減少近兩成,島內失業率居高不下,除了4月份略有回落,一度下降至4.98%外,其他時間都超過了5%,8月份,受畢業生就業影響,失業率更高達5.35%,創下歷史最高紀錄。而據台灣《天下》雜誌調查顯示,失業已經波及到34.5%的家庭,另有76.6%的人擔心自己或家人失業。受經濟持續不景氣的影響,全年度政府債務餘額達29000億,佔GNP比例高達33%,每人平均負債達13萬餘元新台幣。
糟糕的經濟形勢,最大受害者為勞工階層。據台灣“1111人力銀行”與民進黨籍“立委”周雅淑11月公佈的“勞工壓力源及行為變化”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在2001與2002年的薪資,明顯比1998到2000年間低,有53%的受訪者本俸遭刪減,65%的受訪者變動薪資被砍,其中更有將近5成的受訪者表示“減少很多”,近73%的勞工認為生活壓力非常沉重,甚至瀕臨崩潰;53%的勞工不敢買房子;77%的受訪者表示“非常擔心”、“擔心”自己的老年生活;60%勞工不願生小孩;46%的受訪者對於痛苦的疾病,寧可“先忍耐”,也不願看醫生。
(二)“台獨”聲浪空前高漲,進一步激化統獨矛盾與族群對立。
2002年,陳水扁一改過去“只做不説”的“漸進式台獨”作法,開始“又做又説”地推動“台獨”。3月17日,陳水扁公然聲稱 “無條件、真心誠意的支援”“台灣正名”、“國家制憲”活動,並將“拼正名”列為其未來施政重點之一。7月21日,陳水扁還表示,要“走自己的(台獨)路”。8月3日,陳水扁鼓吹,海峽兩岸是“一邊一國”,並表示要“認真思考公民投票”。與此同時,李登輝帶著“台灣團結聯盟”,扮演著“台獨黑臉”,為島內的“台獨”濁浪推波助瀾。對年底選舉,陳水扁、李登輝等人更以所謂“香港腳”來暗喻馬英九齣生於香港,對臺不“忠誠”;則叫出“一邊一國投一號(李應元)”、“一國兩制投二號(馬英九)”的口號,以求在選舉過程中再次炒熱“統獨”問題,並妄圖進行族群動員。
當然,陳水扁所謂“走自己的路”、“一邊一國”論等都是赤裸裸的“台獨”謬論;“台灣團結聯盟”所謂“總統臺生條款”其實是針對連戰、宋楚瑜、馬英九等外省人而來,因而引來了國親兩黨的強烈抨擊,他們除了要求陳水扁“説清楚”之外,甚至經常打斷正常的法案審查過程,進而影響到“立法院”的會議進程。與此同時,在臺當局的鼓動下,激進“台獨”分子先後在5月11日,11月17日舉行了所謂的“台灣正名”大遊行,而為抗議“台獨”囂張氣焰,台灣同胞先後在5月19日,11月18日舉行了“反獨救臺大遊行”,並且每次遊行過程中,都有“台獨”分子毆打反“獨”人士的事件發生。
(三)社會各階層不滿經濟困境,被迫走上街頭。
持續的經濟不景氣,甚至連“旱澇保收”的軍公教人員也紛紛走上街頭,使過去的一年成為“遊行年”。
勞工拒繳健保費遊行。臺當局不顧普通民眾收入減少的現實,定於9月1日調漲全民健保費,臺“總工會”、“勞工聯盟總會”和“醫療改革基金會”等團體聯合組成“8 27全民反健保調漲大聯盟”,于8月27日在台北組織了3萬多人的遊行活動。
災民大遊行。鋻於“9 21地震”3年之後,災民仍無法得到妥善安置,10月10日,受災戶代表向陳水扁抗議,並露宿陳水扁官邸前面。
農漁民大遊行。為抗議當局對農漁會等基層組織“假改革之名,行消滅之實”,損傷農漁民的切身利益,11月23日,12萬多農漁民走上台北街頭進行抗議。
工人大遊行。11月10日,“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發起數千工人舉行“秋鬥”大遊行,抗議當局為拼選舉無視勞工死活,讓工人們“活不起、住不起、生不起、讀不起、老不起、病不起”。
教師大遊行。為抗議“泛綠”陣營批評教師逃稅、並表達對臺當局“教改”的不滿,9月28日,6萬餘教師憤然走上街頭,舉行了台灣歷史上的首次大規模教師遊行。
鄉鎮長請願遊行。為解決全臺319個鄉鎮中,57個鄉鎮至少1個月未發員工薪水是狀況,260多位鄉鎮市長10月30日前往“行政院”、“立法院”陳情遊行。
(四)治安未見好轉。
與2001年相比,島內社會治安未見好轉,與選舉、經濟有關的案件仍在增加,同時,“司法機器政治化”也被社會各界病詬。
一是治安數據不容樂觀。據臺警方11月初公佈的統計數字顯示,全臺刑事案、各類暴力犯罪數較去年同期呈現微幅增加趨勢,罪犯呈現年輕化、智慧化,犯罪者以18歲至23歲年齡結構增加最為顯著,且受教育程度也有上升之勢,網路犯罪數額不斷增加。《天下》雜誌在年底的民調顯示,民眾對治安不滿意度從2001年的53.5%上升到2002的57.5%。臺警察主管機關所制定的治安警示燈顯示,三四季的治安狀況也不如頭兩季。
二是“選舉犯罪”頻傳。在最基層的台灣省“鄉鎮市民代表暨村里長選舉”中,警察機關便偵破賄選711件,人數高達462人。在台北市雄兩市的選舉中,高雄市議長黃啟川被毆打,無黨籍高雄候選人施明德收到恐嚇信;國民黨籍的現任議員陳進棋被槍擊。更令人震驚的是,高雄市議長選舉最後演繹成一場牽動各黨派的“賄選風波”。
三是,貪污及經濟類犯罪觸目驚心。臺“法務部調查局”僅在6月份,移送各地檢署偵辦的經濟犯罪案件多達184案、192人,查獲犯罪額高達新台幣近138億元;肅貪案件總計移送69案、301人。“內政部警政署”從10月25至27日3天內執行的“雷霆三號”專案,掃蕩暴力討債、地下錢莊、恐嚇取財集團,各地警察局共查獲207件、嫌犯93人,破獲6大型犯罪集團。11月份,“行政院金融重建基金”承受的資産負債高達新台幣897億元。
二、2002年島內所發生的一系列社會事件顯示,民眾的正常生活被經濟窘迫打破;普通的價值觀已被投機取巧毀滅,台灣社會已嚴重失序。究其原因,一切罪惡的根源在於“台獨”意識作怪。
(一)“貧窮是動亂的根源”。因為自身的生計問題,許多台灣同胞被迫走上街頭抗議,另有些人則被迫走上犯罪之路。
首先,“台獨”意識對台灣經濟造成了巨大傷害。一是“台獨”勢力一再阻撓“三通”,嚴重限制了島內企業的市場擴張,導致許多企業被迫離開台灣。二是“台獨”意識挂帥,不但加劇朝野政黨的惡鬥,也使兩岸緊張關係加劇。三是,“台獨”勢力為擴大國際舞臺,大搞金錢“外交”,導致台灣的“外交”呆帳高達數百億美元;為了“武裝護獨”,每年的軍費開支高達數千億新台幣。這些巨大的“台獨”花銷,不但浪費資源,而且對公共投資與社會福利造成巨大的排擠作用。這些負面因素的影響使島內經濟形勢難以好轉,最終導致島內就業機會減少,民眾收入降低,官方財政收入下降。
其次,多次遊行充分印證了“官逼民反”古訓。2002年下半年的街頭抗爭活動呈現出次數多、規模大、涉及面廣等特點,並都是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他們或是抗議臺當局損害了他們的經濟權力,或要求臺當局履行保護他們取得經濟利益的義務。正所謂“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台灣民眾在過慣了“錢淹腳目”的日子之後,突然面臨貧窮的危機,自然而然地會採取激烈的抗爭手段。
再次,經濟不景氣、失業人口增加導致治安惡化。臺警方統計表明,罪犯年齡年輕化,而此一年齡層的人口正好與2002年第3季度失業率年齡層中15至24歲相吻合,也與高中職程度失業率居各教育程度之首的情形相呼應。從犯罪特性分析也不難看出,經濟不景氣反映在治安狀況上,失業率攀升使無經濟來源又無謀生技能的人走向盜、搶之路。從犯罪地區分佈看,就業機會多的都會區也深受失業潮的影響,加上犯罪誘因、場所及犯罪目標較多,出現歹徒跨縣市犯罪比例偏高,並使都會區暴力犯罪發生增加較多。
(二)道德價值觀混亂,是台灣社會動蕩、治安惡化的思想根源。
首先,任人唯“獨”導致道德價值觀的混亂。民進黨上臺後,根本不關心最廣大台灣同胞的切身利益,而是忙於確保“台獨”政權。為此,他們在人事安排上採取全面“獨化”的作法。只要“愛台獨”,就可以平步青雲,而不論其私德如何;只要“愛台獨”,便可出掌公營事業,而不管他是否有才;只要是“台獨”分子,都可通過“司法審判”最終無事,而不論其捲入弊案多深。如此作法,如何不攪亂普通民眾的是非觀念呢?
其次,政治人物為獲取利益不擇手段給社會做出了不良示範。特別是標榜“清廉”的民進黨,在執政後便迅速沉淪,不但有人花鉅資買票,更為嚴重的是政治人物向外界高價出售自己的權力(在2002年底高雄市議長賄選風波中,民進黨籍議員甚至高雄市政府都有涉案)。原本被人寄予“高道德標準”希望的政黨,也不過如此而已,又怎能要求普通民眾堅持公理與正義?
再次,媒體的誤導造成普通民眾是非觀的紊亂。公共媒體本應是道德的傳播者與導正者。然而,陳水扁一番“媒體不應只作烏鴉,而要作喜鵲”的警告,讓公共媒體噤若寒蟬,加上島內近年政黨互鬥、經濟下沉,正面的“喜事”太少。在失去焦點的情況下,媒體為了生存,只能炒作社會新聞。打開報紙電視,夫妻反目、兄弟鬩墻、兇殺偷盜等負面新聞,充斥視覺聽覺。久而久之,積非成是。媒體大篇幅對社會負面新聞的報道,不但讓普通百姓對對別人違法亂紀行為反應麻木,最後甚至自己已經犯罪也渾然不知。
(三)既然“台獨”的危害這麼多,臺當局為什麼還如此熱衷於“拼台獨”,挑動族群對立呢?這除了陳水扁、李登輝等人的頑固“台獨”立場之外,也有著一定的社會政治背景。
首先,這與島內的族群結構及其政治認同有關。從族群結構來看,目前,台灣社會有“本省人”、“外省人”、“客家人”與“原住民”四大族群之分。本省人指1945年台灣光復之前定居在臺的閩南人,佔全臺人口總數70%以上。從政治認同觀來看,本省人中,自我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近75%,希望兩岸“維持現狀”者近41%、支援“台獨”者約14%,認同民進黨者近34%(1998年統計),總之,這些本省人對民進黨及其理念的認同度遠比其他族群更要高,成為民進黨及其他“台獨”勢力挑動族群之爭與統獨矛盾的社會背景。
其次,民進黨上臺後一事無成,是其“拼台獨”的政治背景。民進黨上臺之前,曾以“改革”為訴求騙取選票。然而,民進黨上臺後,不但沒有取得什麼成績,反而引來不少批評。在“司法改革”方面,進行“選擇性辦案”;以“查賄選”之名行打擊在野黨之實,大打“司法牌”;“掃黑”則是“越掃越黑”,“黑社會”公然向高官、民意代表甚至警察大發“英雄帖”。“教育改革”的內容無法解決師資與學科衝突問題,並因過分追求形式革新,而沒有配套措施,增加了學生的負擔。在“政治改革”方面,陳水扁雖鼓吹提升行政效率,但“八掌溪事件”早讓島內百姓喪失信心,唐飛下臺又使其“全民政府”的偽裝完全蛻去。陳水扁提出“拼經濟”的結果卻是2001年的經濟出現了台灣50年來的首次負增長,失業率從民進黨上臺之前的近3%,一路上升到5.3%;股市指數從2000年初的近萬點跌至3000多點;普通百姓的荷包嚴重縮水,每人平均GNP只相當於10年以前的水準。在這一系列失敗面前,陳水扁當局只好搬出了“拼台獨”的老辦法。
(本文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
中國網2003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