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2002-2003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

中國經濟從1995年起進入經濟週期的收縮階段，並且從1998年起呈現通貨緊縮態勢。在以積極財政政策為主體的擴大國內需求政策措施拉動下，中國經濟景氣從1999年下半年起開始復蘇，在 2000年重新進入經濟週期的擴張階段，而波谷年度1999年構成本次經濟週期的起點。2001年中國經濟景氣回升相對乏力，特別是受世界經濟低迷的負面影響，凈出口需求萎縮，在增長型經濟週期的位勢上與2000年持平。

中國政府已經確立通過擴大國內需求支援經濟增長的長期政策方針，在2002年繼續實行積極財政政策，並且適當強化穩健貨幣政策的擴張傾向。隨著積極財政政策效應累積和世界經濟形勢好轉，雖然通貨緊縮慣性仍然存在，但是固定資産投資和進出口貿易快速增長。2002年中國 GDP預計增長7.8%以上而明顯高於2001年。中國經濟景氣能夠在2003年延續2002年擴張趨勢而實現從經濟蕭條到經濟繁榮的經濟週期形態轉換，全年GDP增長速度將接近中國潛在GDP增長率。

對於2002-2003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的預測結果如表1所示，其中2003年預測的主要宏觀經濟政策假設包括：①2003年中央財政預算赤字為3000億元；②2003年貨幣政策配合財政政策而適度擴張操作；③2003年人民幣與美元的平均兌換率為8.3:1。

表1  2002-2003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預測    

預測日期：2002年10月

二、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

21世紀初期，中國經濟發展處於工業化中期的高速增長階段，面臨著相當有利的國際國內經濟環境，在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方面獲得加入WTO、西部大開發和擴大國內需求政策新的推動力量，經濟增長前景樂觀。十五”期間中國GDP年均增長速度將接近8%，2006－2010年間年均增長速度仍然能夠保持在7%左右。

加入WTO標誌著中國經濟順應經濟全球化趨勢，從有限的對外開走向全面的對外開放，即將全面融入世界經濟。西方發達國家以資訊産業為先導的新經濟部門將大規模進入中國，使中國面臨著發展新經濟巨大的機遇和挑戰，一方面，中國需要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有選擇、有重點地發展新經濟部門；另一方面，發達國家新經濟部門的進入，將催生中國新經濟部門的形成和發展。由於新經濟部門發展，中國經濟結構將從二元經濟結構（農業經濟、工業經濟）轉向三元經濟結構（農業經濟、工業經濟、新經濟或知識經濟），必須在三元經濟結構框架中審視和設計中國經濟發展政策。

在三元經濟發展模型下，中國經濟發展戰略必須重新定位而從“全面追趕”戰略向“優勢興國”戰略轉變，包括：（1）充分利用比較成本優勢，全面參與國際分工；（2）充分利用後發優勢，加快産業結構調整和産業技術升級；（3）充分利用潛在優勢，吸引國外投資，加快産業發展和完善産業組織；（4）充分利用政府保護優勢，在WTO規則允許範圍內扶持和保護國內産業發展，維護國家安全；（5）充分利用本土文化優勢，形成強有力的民族凝聚力和價值觀。

三、2002-2002年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評論意見與調整建議

（一）財政政策

    2002年中國財政政策在堅持擴張取向的前提下逐步完善，不僅進一步強化國債投資品質管理和優化財政支出結構，使用國債專項資金支援企業技術改造和補充社會保障基金，而且調整政策手段組合，繼續增加出口退稅，對高新技術産業、金融保險業、固定資産投資和房地産業實行稅收減免，全面擴大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無論在總量擴展方面還是在結構調整方面均起到重要作用。

2002年國債投資主要啟動重點行業和重點企業的投資需求，對社會投資和居民消費的拉動作用並不理想，其乘數效應依然有限。國債發行並未抬升（bid-up）利率而通過常規的利率途徑擠出有利率彈性的非政府部門支出，2月份中國人民銀行進一步下調金融機構存款利率水準和貸款利率水準，存款利率和貸款利率差距也有所縮小。不過，國債發行為金融機構提供較為穩定的非市場經營收入源泉，削弱金融機構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的信貸市場開拓動機，從非常規的信貸配給途徑擠出有貸款需求的非政府部門支出。

1998年以來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直接成本就是中央財政預算赤字鉅額化和長期化，國家債務擔率和中央財政債務依存度迅猛上升，財政赤字佔GDP比率至2002年接近國際警戒線水準3%，孕育著未來財政發展和財政平衡的潛在風險。2003年中央財政預算應該在保證反週期操作和國債償付需要的前提下控制國債發行規模和優化國債投資結構，培育中國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並且嘗試建立財政發展和財政平衡的長期規劃。

中國經濟的現代化過程不可避免地伴隨著政府職能的不斷擴大和公共支出的持續增長，而在經濟體制市場化轉型過程中國家財政收入因放棄國有企業所有權或者直接經營權而有所喪失，結構性財政赤字以及相應累積的國家債務有其歷史必然性。供給主義性質的長期性稅收刺激措施是不可行的，短期的稅收減免措施與增加稅收收入的長期目標是相違背的，將損害稅收制度的穩定性和可預見性。通貨緊縮時期並不存在在減少稅收收入的同時保持既有財政支出水準的現實可能性，當期稅收調整將通過國家債務餘額跨期轉移途徑而制約後期財政支出，減稅政策的最終效應是緊縮性的。中國財政體制改革和稅收政策調整的重要內容就是為日益增長的公共支出建立可靠的稅收收入來源，維護中國積極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

 （二）貨幣政策

中國人民銀行在貨幣交易方程MV = PY支援下規劃貨幣供應目標，其貨幣政策規則gM = gY^E + π^E - gV^E是順週期性質的，有緊縮貨幣供應的內在偏誤。1998年以來，實際的（從而預測的）經濟增長率（gY）、通貨膨脹率（π）均低於潛在經濟增長率（gY^*）、核心通貨膨脹率（π^*），並且由於謹慎性與投機性的貨幣需求因悲觀經濟景氣預期而增加，貨幣持有機會成本因名義利率水準下調而降低，實際貨幣流通速度（gV）必然加速下降。貨幣供應增長率超過經濟增長率與通貨膨脹率之和的差距指標（gM - gY - π）只是對貨幣流通速度下降率（- gV）的事後度量，鋻於貨幣流通速度的逆週期波動性質，百分點差距擴大不僅指示經濟景氣惡化從而需要中國人民銀行增加貨幣供應，而且反映中國人民銀行貨幣供應不足已經導致經濟景氣惡化。

    人民幣尚未在資本項目上實現可自由兌換，然而在聯繫美元的準固定匯率制度下國內貨幣供應部分外生化。人民幣對外價值至1998年已經高估，由於人民幣不貶值的政府承諾，人民幣實際匯率通過通貨緊縮途徑而持續貶值，1998年以來中國貨幣政策的緊縮傾向部分正是源於在固定名義匯率條件下人民幣匯率均衡化調整。至2001年非均衡匯率政策對國內貨幣供應增加的外部約束已經緩和，2002年以來各月度M1貨幣供應開始加速增長，並且滯後拉動M2貨幣供應相應擴張。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背景下，高度流動的國際資本市場構成中國政府行為的外部約束，將通過國際投機資本的負面衝擊強制校正匯率政策的非均衡傾向，不僅匯率均衡化調整過程中存在著國內通貨緊縮與名義匯率貶值的替代關係，而且在本外幣利率政策的協調聯得中存在獨立本幣利率政策與均衡匯率政策的互補關係。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應該遵循競爭性市場經濟的均衡原則，為擁有相機抉擇的人民幣利率政策，必須在強化資本管制而反國際投機資本套利的同時維持均衡的人民幣匯率。

為健全貨幣政策的反週期經濟穩定功能，中國人民銀行有必要放棄現行貨幣政策規則而採取更為穩健的新古典主義貨幣政策規則gM = gY^* + π^E - gV^E和更為積極的凱恩斯主義貨幣政策規則gM = gY^* + π^* - gV^E時。相對於經濟迴圈的自然緊縮勢向，只有目標貨幣供應超過新古典主義貨幣供應目標gM = gY^* + π^E - gV^E時，貨幣政策的實際效應才是擴張性的，否則貨幣政策將強化經濟迴圈的自然緊縮趨向；相對於經濟穩定的充分就業基準，只有當目標貨幣供應達到凱恩斯主義貨幣供應目標gM = gY^* + π^* - gV^E時，貨幣政策的反週期力度才是充分的，否則貨幣政策將無法消除經濟迴圈的自然緊縮傾向。

（三）  資本市場政策——外資並購上市公司政策

   2002年中國資本市場以暫新姿態向國際資本開放，中國證監會、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和外經貿部頒布一系列鼓勵中國資本市場國際化發展的政策法規，其中最具實質意義是出臺外資並購上市公司政策，向外資開放電信、燃氣、熱力、給排水、民航領域，允許外資非投資性公司通過受讓非流通股的形式收購國內上市公司股權，為控股權向收購方轉移的協議收購消除主要制度障礙。

外資並購中國上市公司主要是看好中國經濟增長前景和潛在市場，以並購方式進入目標企業所在的産業和市場，並且清除在市場、原材料等方面的競爭對手，迅速擴大市場規模和增加收益。與此同時，上市公司在推進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和産業升級的過程中與跨國公司結成戰略聯盟，也為其帶來歷史性發展機遇。外資並購將推動上市公司從股權結構上改變國有股“一股獨大”的格局，按照國際規則形成規範的法人治理結構，轉變公司經營機制和規範公司行為，並且借助跨國公司的品牌優勢、市場優勢和管理機制，迅速提升核心競爭能力。外資在華參與並購上市公司的熱點行業主要是汽車業、交通運輸行業、零售業、港口業和金融業，這些板塊的上市公司在2002年證券市場上股價有良好表現。

由於歷史原因，對於外資進入中國資本市場限制仍然較為嚴格，對於外資所並購的領域、設立合資獨資企業的審批程式、合作期限、對外商投資的股權比例以及對內資和外資並購行為劃分、境外直接收購國內企業及證券投資有嚴格限制。境外投資者並購國內上市公司的形式主要限于購買海外上市的企業股份或購買上市公司發行的B股，而佔據主導成分的國有股、法人股和流通A股仍然禁止外資購買。加入WTO後，逐步放寬外資進入中國市場限制和允許有資格的外資進入國內股票市場已是必然趨勢，也將是中國證券市場結構調整的重要契機。應該在政策、法律和操作層面上進一步推動外資並購上市公司進程，尤其在證券市場上以推出新交易工具為契機，借助外資力量有步驟、有計劃地實施國有股減持，解決中國股市“一股獨大”、流通股與非流通股並存問題，實現中國證券市場的跨越發展。

（四）貿易政策

2002年中國進出口貿易增長率逐月上升，進出口商品結構進一步改善，機電産品和高科技産品成為外貿出口增長的主要因素。2002年中國外貿出口之所以實現較快增長，不僅與美國經濟復蘇有著密切關係，而且也是由於國內出口鼓勵政策的積極作用，特別是：(1)在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允許的前提下，繼續實施出口退稅政策；(2)加強銀貿協作，調整信貸投向，擴大出口信用保險；(3)加快外貿體制改革的步伐，進一步放開企業進出口經營權，使大量的民營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獲得進出口經營權。然而，上述出口鼓勵政策的具體內容與加入WTO後貿易自由化要求不完全一致，其預期政策效應尚未充分發揮。

    2002年中國外貿出口頻頻受到國外非關稅壁壘限制，國內企業和各級政府卻缺乏有效措施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作為WTO正式成員，為應對世界經濟衰退情況下可能加劇的貿易保護主義衝擊，應該利用WTO規則和機制，積極而妥善地解決國際貿易爭端，在反對技術壁壘、綠色壁壘、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等貿易保護主義限制方面迅速積累經驗，為出口貿易創造有利的國際制度環境和市場空間。
（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中心研究項目。初稿：胡乃武、黃泰岩、包明華、方芳、鄒正方、黃雋、鄭超愚；定稿：鄭超愚。）
中國網 2002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