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一致同意中央政治局所提出的決策，及時果斷地停止使用不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錯誤理論，結束全國範圍的群眾運動，把全黨的工作著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全會公報重申毛澤東作出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的正確論斷，指出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應該按照嚴格區別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方針去解決，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程式去解決，決不允許混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的界限。全會開始全面地、認真地糾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的“左”傾錯誤，作出了從1979年起，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是黨在政治路線上最根本的撥亂反正。

    會議回顧了建國以來的經濟建設的經驗教訓，認為，毛澤東1956年《論十大關係》報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針，既是經濟規律的宏觀反映，也是社會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證，仍然有重要指導意義。明確提出了黨的改革、開放任務及一些政策。

    全會深入討論了農業問題，強調從調動8億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在經濟上充分關心他們的物質利益，在政治上切實保障他們的民主權利的指導思想出發，討論了加快農業發展的問題，決定將《中共中央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試行。全會認為，全黨目前必須集中主要精力把農業儘快搞上去。只有大力恢復和加快發展農業生産，堅決地、完整地執行農林牧副漁並舉和“以糧為綱，全面發展，因地制宜，適當集中”的方針，逐步實現農業現代化，才能保證整個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才能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

    全會認真地討論了“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歷史遺留下來的某些問題。會議為1975年的所謂“右傾翻案風”、1976年4月的天安門事件平反；同時審查和糾正了過去對彭德懷、陶鑄、薄一波、楊尚昆等所作的錯誤結論。會議對民主與法制問題進行了認真的討論。會議指出：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強調民主和集中的辯證統一關係，使黨的統一領導和各個生産組織的有效指揮建立在群眾路線的基礎上。在人民內部的思想政治生活中，只能實行民主的方法，必須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會議對進一步繼承和發揚毛澤東所倡導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即堅持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問題，展開了深入的討論；堅決地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充分肯定必須完整地、準確地掌握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主義出發，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會議對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共産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進行了科學的評價和論述。根據黨的歷史經驗，全會決定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健全黨規黨法，嚴肅黨紀，強調了黨中央和各級黨委的集體領導。

    全會增選陳雲為黨中央副主席，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增補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勳、王任重、黃火青、陳再道、韓光、周惠為中央委員；全會選舉産生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並選舉陳雲為第一書記，鄧穎超為第二書記，胡耀邦為第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標誌著黨從根本上衝破了長期“左”傾錯誤的嚴重束縛，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使廣大幹部和群眾從過去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中解放出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全面地恢復和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結束了1976年10月以來黨的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局面。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歷史的偉大轉折載入黨的史冊。

    中國網 2002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