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富春代表是武漢大學教授。他有兩個學生，一個是公司老闆，一個是大學老師。一次，大學老師拿著一份學生的就業合同找到公司老闆，要求幫忙蓋個章。大學老師表示：學生不會到公司來工作，但是如果拿不到這個合同，學生的就業率不好統計。

“這不是發生在個別學校的事件。現在很多學校有不成文的規定，沒有就業合同就拿不到畢業證。”彭富春代表説：“現在本科的就業率數字水分不少。我認為可以取消了。”

不止一位代表、委員都有相同的感受：大學的就業率並不能真實反映大學生的就業狀況。

范誼代表説，在國家包分配的計劃經濟年代，大學生就業不用統計就業率。進入市場經濟以後，大學生開始自主擇業。為了解大學生的就業情況，從上個世紀末，高校開始統計畢業生的就業率。

這個就業率的統計從一開始就陷入了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矛盾之中。

首先，統計就業率的時間以計劃經濟年代為標準。范誼代表説，最初統計就業率的截止日期是6月30日。在計劃經濟年代，6月30日是應屆大學生畢業離校的日子，離開學校也就意味著每個人都走向了自己的工作崗位。但是進入市場經濟年代以後，學生要自己找工作，能否在6月30日前找到工作就成了一個不定數。

沈士團委員説，國外不少大學統計就業率針對的不是應屆畢業生，而是對往屆畢業生持續追蹤一段時間。

現在，為了得到更準確的就業數據，教育部門要求學校申報兩次就業率，一次是在6月30日，一次是在12月30日。這給學校的工作帶來相當大的困難：學生在6月底離校後，學校聯繫上他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其次，就業率的統計指標——派遣證，也是計劃經濟年代的産物。

在計劃經濟年代，派遣證意味著幹部指標和城市戶口。進入市場經濟年代以後，高校則以派遣證來判斷學生是否就業。在市場經濟環境裏，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成為大學生就業的選擇，但他們卻不具備擁有派遣證的資格。

很多高校感到困惑：到民營企業工作的學生沒有派遣證，卻擁有一份工作。在就業統計中，他們又算不上是已經就業的群體。

意識到這個矛盾，近幾年來就業率的統計有了新的口徑：派遣證不再是惟一的標準，學生拿到就業合同也可以算就業。

就業率本身的性質也發生了變化。彭富春代表説，很多學校把就業率當成辦學水準的標誌。就業率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學校的“面子工程”：學校就業率低意味著教學品質不夠好。結果，在許多學校的年度工作報告中，都會有這樣的字眼：力爭確保明年的就業率達到多少。

“一些學校的就業率與具體工作人員的業績掛鉤。”彭富春代表説，就業率的壓力層層下移，從學校到院係，從院係到老師。本來只是一個參考數據的就業率卻成為獎懲的標準。

在這種壓力下，就業率的統計就出現了水分。沈士團委員説，有的學校對學生説，你沒有找到工作，就填出國，因為出國也算是就業的一種。

“這樣不科學的統計還有什麼意義？”王子鎬代表問。

沈士團委員説，一個學校的畢業生品質如何，社會自有公論。一所學校公佈自己的就業率達到100％並不一定會得到公眾的認可。

旭日幹委員認為，現行的做法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按照計劃經濟的模式去統計就業率，去監督高校培養的人才是不是有用。

“高校的職責是根據市場的要求去培養人。至於學生的就業問題，學校所承擔的職責是提供培訓和就業資訊。”范誼代表表示。

可是，現在學校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幫助學生找工作上。王子鎬代表説，這不合理。學校不是職能部門，沒有能力去解決學生的就業問題。就業應該由政府主導，列入勞動部門的工作指標。

統計就業率的初衷是讓政府調整政策，讓民眾調整預期。“是讓高校回歸正常狀態的時候了：通過提高教學品質去提高自己的社會信譽，而不是通過作弊的手段去提高自己的就業率。”范誼代表説。 （原春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