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民政部2006年一月份統計報告：領取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人數約：2244萬人。據國家統計局2004年統計公報：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約：2610萬，如果按年每人平均純收入669-924元的標準，年末農民低收入人口約為：4977萬人。從而看出我國有7千多萬人處於貧困狀態，約佔我國人口的5．5％，這已是一個不小的數字，更何況實際數字還會超出許多。要想徹底解決這些人口的貧困問題，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因此我以為解決貧困問題，決不能單單依靠政府，必須由政府、社會、民眾三方面共同出力才有利於問題的解決。

一．政府：應該説政府是解決貧困問題的主體，他可以通過制定政策和法規來實現縮小兩極分化、減少貧困群體的目的，發揮著主導作用。如政府可以通過發展經濟擴大就業、調整農業結構提高農民收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及功能、利用稅收的杠桿作用減小貧富差距、開展經常性的政府救助等措施解決城鄉的貧困問題。

二．社會：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等都是社會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在扶貧事業中同樣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多年來企、事業單位不僅對本部門、本單位的困難職工進行了幫扶、補助、救濟，解決了為數不少貧困人員的實際問題，同時還根據自己的實力承擔了社會上大量的扶貧幫困工作。許多國有大、中型企、事業單位都有自己的對口幫扶對象，不僅從物質上幫扶，而且從科學技術上給予支援，形成了科技扶貧的良好態勢。更為可喜的是，這些年來在扶貧開發的行列中不僅有國有企、事業單位，還有大量民營、私營以至個體企業，他們也紛紛加入了扶貧的“光彩事業”，他們以改革開放給他們帶來的經濟碩果回報給社會，這充分體現了鄧小平同志所倡導的：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先富必須帶動後富，最後達到共同富裕。另外，我們還應看到隨著我國加入WTO組織，外商、外資將進一步融入我國市場，支援鼓勵他們參與我國的慈善事業，應成為新形勢下不可低估的社會力量，我們應積極加以利用。

三．民眾：應該説，民眾代表著數以“億”記的普通老百姓，我國國民受幾千年曆史文化教育的影響和熏陶有著強烈的愛心。“愛心”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標誌之一，愛心體現在：愛國、愛社會、愛生活在自己身邊的人們，這應成為我們國家的道德規範。發展慈善事業、在全社會提倡愛心工程是有識之士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共同呼聲，也是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標誌。即使在西方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同樣存在著貧困群體，因此他們國內都有大量的慈善組織和人群，欣然承擔著扶貧濟困的光榮使命。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我們更應該把千千萬萬民眾的愛心和扶貧濟困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這將是一股不可估量的力量。為此我建議：

1政府應制定相關政策，鼓勵民營、私營企業家、外資參與公共衛生、服務、市政建設等公益事業，在加強監管力度的基礎上，進一步放開市場準入標準。在他們投入公益事業的同時，除適當減免稅費外，並可用“貫名”形式，如：x x x醫院、x x x大街等等方式予以表彰，讓他們的善舉後代留名。

2在全社會由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士出面，有良知的企業家出資，組建一些針對不同貧困群體的“慈善協會”和“慈善組織”如：救助失學兒童、幫扶貧困單親母親、資助見義勇為傷殘人員等等。由於這些慈善組織是民辦的，因而它必然是：組織機構精簡、組成人員公開、資金走向透明一一—高效透明的慈善組織。它們在某些情況下，還可以採用為募捐者尋找募捐對象，為他們牽線搭橋形成一對一的幫扶形式。總之，要使募捐的人們直正感受到他們奉獻的愛心實實在在的發揮了應有的作用。如北京電視臺最近發起的；為患白血病雙胞胎幼兒的直接捐助活動，效果就很好。

總之，善舉一定要有善終，只有這樣才能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信任。有了信任，人們的愛心就會得到更加充分的發揮和體現，它不僅可以籌劃到一定數量的扶貧解困資金，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些善舉可以再次凈化人們的心靈、提高人們的道德情操。從而看出，這不僅是一筆較大的物質財富更是一種巨大的精神財富。

綜上所述，我認為幫扶社會上的“弱勢群體”不僅是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需要，更是我國精神文明建設的需要，它決不僅僅是政府的事，必需由政府、社會和廣大人民群眾共同承擔。相信在全社會的共‘同參與和努力下，我們不僅能夠解決部分群眾的貧困問題以確保社會穩定，更能加速我國精神文明建設的進程，使全國人民在“愛心”的感召下，精神世界有一次新的飛躍和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