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 

我國當前迴圈經濟實踐是在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中，伴隨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進行區域發展戰略轉型、探索可持續發展模式而同步實施的，由於理論和實踐的不足，迴圈機構得獎模式在實踐中不斷進行總結，但也存在不少問題，有待進一步發展中逐步得到解決。

（一）發展迴圈經濟的典型模式

發展迴圈經濟要因地制宜，結合不同地區或不同發展階段以及不同行業特點，是一種多樣化的實踐探索過程。發展階段、技術經濟條件、資源環境基礎和外部發展環境決定著區域迴圈經濟的發展模式。目前，我國迴圈經濟發展出現了三種不同的模式：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的自發戰略轉型模式，具有一定技術經濟基礎的資源型地區戰略轉型模式，中西部跨越式戰略轉型模式（任勇，陳燕平等，2005）。

上海、江蘇和山東都位於東部發達地區，都較早地制定了整體層面的迴圈經濟規劃。上海是我國最早開展迴圈經濟研究和實踐的省市之一，早在2000年之前，上海就到德國調研迴圈經濟的開展情況。2002年，上海市發展計劃委員會正式立項將“建立發展上海迴圈經濟”作為2002年上海市政府的一項重要研究課題。2005年，上海組織編寫了《上海市迴圈經濟白皮書》，旨在研究確定2010年和2020年發展迴圈經濟的戰略思路和主要目標。目前，上海在清潔生産、節能、節水、廢棄物資源化等方面已經開展了大量工作並處於全國領先水準。

江蘇在2003年結合生態省建設，制定了發展迴圈型工業、迴圈型農業、迴圈型服務業和迴圈型社會的專項規劃,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江蘇省迴圈經濟發展總體規劃，開展了全省範圍內的迴圈經濟試點，且進展良好。

山東則提出了發展迴圈經濟的“點、線、面”和“八創建活動”模式，使迴圈經濟的試驗示範無論在數量、規模和品質上都取得了顯著的進展。儘管形式略有不同，從發展階段看,迴圈經濟發展與這些地區産業升級和經濟轉型是同步的而合拍的,技術經濟基礎和制度條件都較好,即使沒有迴圈經濟理念,産業升級和效率提高的方向也會朝著迴圈經濟的某些方面的要求靠攏,但有了迴圈經濟的理念,這種升級和提高會更快、更主動和更全面系統。

遼寧省是我國發展迴圈經濟的第一個試點省，提出了影響廣泛的“3＋1”模式，具體包括：“小迴圈”，在企業層面推行清潔生産，減少産品和服務中物料和能源的消耗量，實現污染物産生量的最小化。“中迴圈”，在工業區及區域層面發展生態工業，建設生態工業園區，把上游生産過程的副産品或廢物用作下游生産過程的原料，形成企業間的工業代謝和共生關係。“大迴圈”，在社會層面推進綠色消費，建立廢物分類回收體系，注重一、二、三産業間物質的迴圈和能量的梯級利用，最終建立迴圈型社會。同時建立廢物和廢舊資源的回收、處理、處置和再生産業（靜脈産業），從根本上解決廢物和廢舊資源在全社會的迴圈利用問題。遼寧迴圈經濟實踐是在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背景下開展的，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為遼寧省發展迴圈經濟帶來了重大的發展機遇,迴圈經濟發展也成為遼寧省振興老工業基地的重要戰略舉措。遼寧這種與老工業基地振興相互配合的迴圈經濟發展模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貴陽市是我國第一個迴圈經濟試點城市，也是西部地區發展迴圈經濟進行跨越式戰略轉型的首次嘗試。由於城市化和工業化是貴陽不可逾越的發展階段，貴陽的經濟發展必然要經歷一個在資源優勢的擴展中從傳統粗放發展模式轉到可持續的迴圈資源型發展模式的過程，運用迴圈經濟型生態城市建設的機遇和努力，在促進經濟總量增加的同時，實現經濟發展與資源消耗的逐步“脫鉤”。貴陽提出了“一個目標、兩個環節、三個核心繫統和八大迴圈體系”戰略框架，建立和採取了“政府主導、規劃先行、制度建設、立足生産、轉變觀念”的迴圈經濟建設和推進體系。

概括而言，我國東部發達地區，區域經濟系統更為開放和活躍，迴圈經濟模式的設計要充分注意資源、産業和技術轉移的多重性，在區際資源産業轉移過程中要注意發揮均衡機制，服務於節約高效型國民經濟體系的形成與壯大；我國中西部地區，以提高資源生産效率與效益為核心，從生産供給側面推動清潔生産，更能突出轉變傳統經濟增長方式與發展模式的作用，並對支援可持續消費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同時也要加大對可持續消費的宣傳教育，從需求側面引導迴圈經濟發展。

（二）存在的問題及發展誤區

1. 迴圈經濟理論上的問題

任何發展模式都有其局限性，迴圈經濟也不例外，它並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其實，迴圈經濟最理想的初衷是希望經濟系統可以模擬自然生態系統的功能，形成所謂“工業生態系統”，使資源在系統中得到高效、迴圈利用，減少污染物的産生。但是這種把自然生態系統中的原理應用到工業系統的過程必然會帶來一系列問題，存在著一些缺陷，尤其是是其中的經濟問題阻礙迴圈經濟的發展。這些問題主要包括：

首先是在經濟上可能不合理，因為工業生態系統追求的是物質的閉路迴圈，物質得到充分利用，但這在經濟上可能是高成本的，從而在沒有補償的情況下，其産品在市場上沒有競爭力。二是受共生關係的制約，系統的結構調整困難，這表現在，生産環節中的任何一個環節出現問題，如改變原料、供應商或增減産量，都可能導致系統的不穩定，而且系統的整體結構創新也更加困難和缺少動力，因此這樣的系統容易在大企業中實現，而小企業很難被整合進取；三是化石能源和耗散性物質（如一些化學試劑、部分有毒重金屬和有機物質）難以實現迴圈，還有些物質（如塑膠）在迴圈過程中性能遞減、成本增加；四是受各地條件、行業和部門管理影響，難以找到統一的模式，不利於協調管理和降低運作成本、交易成本；五是推進迴圈經濟存在著系統性障礙，如産權、價格、管理、財稅政策、技術、基礎物流資訊、資金等等。因此，發展迴圈經濟如果片面強調閉路迴圈會嚴重影響其以後的生命力。

各國對迴圈經濟的理解上也存在著差異，這從用詞上就可以看出來。德國、日本等迴圈經濟發展較領先的國家把迴圈經濟領域主要集中在廢物管理或生産過程的後端，其原因一是發達國家的環境問題大部分産生在生産的後端，二是政府容易在廢物管理上發揮作用。美國、加拿大則更重視預防，主要採取成本有效且靈活的環境政策和綜合性政策，沒有把迴圈經濟作為主要政策取向。中國的迴圈經濟概念在理解上普遍比較寬泛，這同中國面臨的多方面的環境問題有關。儘管廣義的迴圈經濟理解給中國開創迴圈經濟的新局面提供了機遇，但也給各方面統一認識和實施操作造成了困難。

我們必須認識到，迴圈經濟是節約資源、保護環境的重要方式但不是唯一方式。作為一個新生事物，我們在大力推行迴圈經濟的同時，必須採取相對謹慎的態度，避免“概念炒作”。因為我們目前積累的經驗太有限，許多問題有待研究，又缺少宏觀戰略和規劃指導，很容易在實踐過程中産生偏差，出現“穿新鞋、走老路“的情況，甚至有可能造成新的重復建設，浪費有限的資金和發展機會。也正是因為如此，在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十一五”規劃的建議以及“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迴圈經濟的若干意見”中，把迴圈經濟放到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框架下來推進，在現階段重點解決節約降耗、推進清潔生産、開展資源綜合利用、發展環保産業和開展迴圈經濟試點。中央和國務院的意見是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的，我們在現階段實踐中應該按照這些原則來開展工作，不斷總結經驗，因地制宜、有條不紊地將迴圈經濟引向深入。

2. 迴圈經濟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總體而言，貴陽、遼寧、江蘇、上海和山東等迴圈經濟實踐模式較好地體現了迴圈經濟概念的本質，符合當地社會經濟和資源環境特點，基本覆蓋了生産和消費兩大領域和工業、農業、服務業、廢棄物再生利用四類産業，較為合理地規劃了發展戰略和建設模式，選擇了合適的優先時序和切入點，能夠有效指導經濟發展向“低資源能源投入、高經濟産出、低污染物排放”的迴圈經濟模式演進。然而，發展迴圈經濟畢竟是一項綜合性、系統性很強的社會系統工程，其實踐過程暴露了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許多深層次的矛盾，也出現了許多發展的誤區。

暴露的矛盾首先表現在法規政策體系的不健全，一方面法規政策之間存在大量的衝突和不協調，增加彼此之間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存在促進迴圈經濟發展的真空地帶，立法工作滯後；其次，經濟體制上存在不相適應的方面，管理體制“條塊分割”形勢依然嚴峻，行業壟斷與封鎖嚴重，極大地限制了資源跨産業迴圈利用，同時資源密集地區大量單株移植企業並沒有發揮帶動地方經濟的作用，區域産業共生體系難以發展壯大；再次，市場條件需要改善，全國統一市場迫切需要建立，原材料市場和再生資源市場割裂，價格形成機制和價格核算機制都存在不相適應的問題，導致迴圈經濟有“真假大小死活之分”。

迴圈經濟實踐存在誤區眾多，可以歸納為4種不良的傾向：（1）機會主義者將迴圈經濟作為一種討價還價和設租尋租的策略和工具；（2）“純技術論”者把發展迴圈經濟等同於為一系列特定資源環境問題尋找答案；（3）“否定論”者則認為通過經濟的增長就可以改變目前所面臨的資源環境困境而沒有必要發展迴圈經濟；（4）“萬能論”者把平等和財富再分配看作迴圈經濟的重要核心而賦予迴圈經濟萬能的表像。由於缺乏系統性和統一性，這些傾向在實踐中矛盾重重。毋庸諱言，若沒有堅實的理論支撐，迴圈經濟很可能象以往的“可持續發展”、“知識經濟”一樣成為新的“陳詞濫調”。這與我國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和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需要是不相符的。

3. 推進清潔生産中存在的問題

清潔生産是開展迴圈經濟的基礎。清潔生産在過去10多年裏取得了一定的成績。目前，通過立法，在各主要工業省份的大力推廣試點，以及政府對於清潔生産、迴圈經濟、節能以及構築“節約型社會”等理念的大力宣傳，目前企業的清潔生産意識包括環保和節能意識與前些年相比已有了普遍和顯著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公眾和媒體對企業環境污染的監督加強了企業的環保意識和社會責任意識，從側面鞭策了企業認識到清潔生産的必要性。(摘自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撰寫的《2006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