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

一 2003年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基本情況及分析

2003年“非典”的爆發給予我們最重要的啟發就是，看經濟形勢不僅要看GDP指標，更要關心增長的品質和效益。如果要知道2003年經濟增長的品質和效益如何，就必須結合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面情況來談，就增長論增長是不可能給出正確答案的。

1. 2003年經濟增長基本指標分析

根據國家統計局近期公佈的2003年前三季度指標，GDP增長曲線呈U字型，三大需求增長呈不均衡分佈狀態。從投資需求看,前三季度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增長速度達30.5%，比2002年同期加快8.7個百分點，這是近年來少有的高速度。從外貿需求來看，前三季度進出口總額同比增長36.2%，比2002年同期加快17.9個百分點，這也是近年的最高速度。而從消費需求看，前三季度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只有8.6%，增長速度與2002年同期基本持平，雖然第三季度增長比第二季度增長加快了3個百分點，但也只是恢復到“非典”前的水準。消費需求增長比投資需求、外貿需求增長慢二十幾個百分點也是近年來沒有的。特別是與消費需求相聯繫的居民消費價格上漲幅度也不高，前三季度只有0.7%，但受投資需求拉動，生産資料價格上漲勢頭較猛。由此我們可以作出如下判斷。

第一,三大需求的不均衡增長狀態説明經濟增長的基礎並不穩定。由於2003年投資需求的迅猛增長，使其對GDP增長的貢獻率達70%以上，同時中國經濟增長的外貿依存度已達60%。這兩個比例很清楚地告訴我們，中國經濟增長仍然是靠投資和外貿兩個輪子，從短期來看，這還説明不了什麼問題，但從中、長期來看，就可以發現問題很大。首先，一旦即期投資轉化為供給的時候，現在的過高的投資需求是否會變成過剩的供給？因為目前中國的投資拉動在很大程度上並不是靠市場信號。其次，過高的外貿依存度對一個大國來説是否有利於經濟安全？特別是過分依賴少數貿易夥伴，更加大了外貿的不穩定性。作為一個經濟和人口大國，消費需求才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根本力量，消費需求上不去，最終也會拖投資和外貿需求的後腿。因此，消費需求長期低位徘徊，短期內GDP指標再高也不能樂觀地斷言經濟就此進入平穩增長階段。

第二,高增長並沒有解決經濟發展中的結構矛盾。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發展面臨著幾個層次的結構矛盾，從大的方面看,有城鄉二元結構，有東、中、西地區發展的三極或加東北地區的四極結構等。從産業角度看,有三次産業結構、輕重工業結構等。從收入分配角度看,有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結構、城鎮和農村結構等。從2003年的情況來看，經濟增長的三次産業結構極不均衡，前三個季度第二産業增加值同比增長11.8%，比2002年同期加快1.8個百分點；而第一産業增加值只增長2.8%，增長幅度與2002年同期持平；第三産業增加值增長幅度則比2002年降低1.2個百分點，5.4%的增長速度創造了近年來的新低。雖然第二産業增長速度快，但其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卻遠不如第一、第三産業，以致2003年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雖然也有“非典”的影響）。多年來政府雖然從宏觀調控、財政政策、收入分配政策等方面不斷加大調整結構矛盾的力度，但為什麼總是成效甚微呢？其中一個根本原因就是深陷於GDP情結，很多時候政府把GDP指標當作頭等重要的大事來抓，而抓GDP又很容易演變成抓項目、抓投資。實際上高增長與解決結構矛盾並沒有直接聯繫，甚至投資的有機構成越高，越加重社會就業的壓力，從而加劇收入分配或地區發展不均衡的矛盾。

第三,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導致了宏觀調控力度的改變。2003年經濟增長遇到的一個最重要的難題就是人民幣升值的內外壓力，這種壓力倒逼宏觀調控政策由穩健向積極轉變。也就是説2003年貨幣政策的寬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人民幣升值的壓力，2003年沒有外貿背景的外匯儲備大約是外貿順差的10倍以上，同時外匯儲備的增長也創造了近年來的新高。過高的外匯儲備迫使中央銀行不斷拋出人民幣去收購，市場上流通貨幣的增加，企業或民間投資就分外活躍，從而直接拉動了經濟增長。然而這種增長在多大程度上有市場需求的支撐？

第四,經濟增長還沒有步入穩定增長期。從以上幾個方面的分析可以使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目前的經濟增長並沒有步入穩定增長期，由於拉動增長的根本動力——消費需求增長還較慢，因此增長的基礎還不穩；又由於經濟增長並沒有解決或緩解深層次的結構矛盾（還有加劇之嫌），結構矛盾有可能反作用於增長，還因為增長的加速得益於人民幣升值壓力的增大，因此增長還面臨著經濟、社會深層次矛盾和環境的壓力。所以現在不是擔心過熱，也不是進一步追求更高指標的時候，而是要反省經濟增長的品質，有品質保證的增長指標，才是可以放心的指標。

2.社會發展滯後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第一,“非典”暴露了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協調。2003年的一場“非典”就能使第二季度的GDP比第一季度低了2.4個百分點，説明高增長並不一定同步帶動社會的發展，而社會發展的落後終究要拖經濟的後腿。由於中國長期以來在公共衛生建設上投入過低，特別是農村公共衛生建設更是同經濟發展不相適應，使人們的健康水準和衛生習慣長期落後於一些與中國經濟發展水準相當的國家，以致在突發傳染病來臨時應對乏力。雖然最終我們靠傳統的政治動員方式戰勝了“非典”，但GDP指標的迅速下跌還是使我們看到了經濟增長的脆弱基礎，這就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協調，長期積累的問題通過“非典”在2003年爆發，教訓是極其深刻的。

第二,登記失業率和實際失業率都呈上升趨勢。2003年的宏觀調控目標之一是解決800萬個以上的就業崗位，但從第一季度起全國登記失業率就比2002年底提高了0.1個百分點，第二季度進一步擴大為0.2個百分點，上半年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2%，失業人口約800萬。而到年底按國家統計局的預測，登記失業率將在4.4%左右。這個數字已超過國家統計局經濟預警系統規定的紅色警戒線，如果加上因“非典”而失去工作的700多萬農民，實際失業率將達9%，再創近年來的新高。事實上一些大城市的登記失業率早已超過4%的警戒線標準，2003年的就業目標被大量地壓到最後幾個月去實現。總之，經濟的高增長並沒有帶動就業的高增長。例如北京市GDP的年均增長率在“八五”到“九五”期間分別是11.8%和10%，但就業人口年均增長率僅為1.8%到0.9%，就業彈性系數由“八五”時期的0.15降至“九五”時期的0.09。北京市的數據來源於2003年7月24日中國新聞網。這些數字説明，經濟發展了，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卻在減弱，但這並不是必然的趨勢，關鍵是我們在很長時期裏忽視了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

第三,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增長下降。2002年城鎮每人平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長13.4%，農村每人平均純收入實際增長4.8%。而2003年前三季度上述兩方面的數據分別只有9%和3.8%，第四季度如果沒有新的調控措施出臺，增長幅度也就是在這一水準上。農村居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增長3.8%也是來之不易的，由於全面推開的農村稅費改革、糧食流通體制改革以及農業結構調整和農産品價格上漲等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使農民收入保持了增長勢頭，否則在“非典”等問題的影響下，很可能就是負增長了。

第四,自然災害頻仍。2003年雖然沒有出現大的天災，但全國各地的地震、水患卻持續不斷，造成的損失也是驚人的。自然災害固然難以避免，但我們抵禦和預防自然災害的能力是否在增強呢？我們在這方面的投入是否能適應抗災和防災的需要呢？各地區對自然環境的破壞性開發同自然災害的發生有多大程度的相關性呢？雖然目前還沒有準確的數據説明這些問題，但從一年比一年範圍更廣，一年比一年更頻繁的各種災害的出現程度，也可以推斷，中國在這方面的公共管理能力和投入以及對自然環境的保護投入亟待加強和提高。

以上對2003年社會經濟基本情況的分析，使我們感到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實際上還很不協調，儘管每年的GDP增長指標很高，但從社會發展角度衡量，經濟增長的品質和效益都不高，這與我們黨提出的“三個代表”思想是有差距的。所以對2003年經濟形勢的基本評價是：從短期看，經濟增長走勢良好，但基礎並不穩固，進入高增長週期還有待時日，所以目前不存在過熱問題；但從長期看，由於經濟增長內部的主要拉動力量還沒有真正啟動，影響經濟持續增長的一些主要因素還沒有消除，又由於社會發展的長期滯後，因此經濟形勢長期走勢不容樂觀，過冷、過熱的可能性都存在，特別是目前的經濟增長品質還難以抵禦國內外宏觀環境的突然變化。為此，我們既不能盲目樂觀，也沒有必要悲觀，關鍵是下一步如何走好。

二 對2004年宏觀調控政策的建議

1.宏觀調控政策在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同時做適當調整。

2.在繼續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同時啟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

3.加快投融資體制改革轉變政府的投資主體地位。

4.加強中央政府對全社會投資的宏觀指導。

5.完善政府公共政策宏觀調控目標。

(注：文中引用的數據除特別註明外，均為國家統計局公開發表的數據。預測數據為蔣蔚青研究員提供。)

(作者單位: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

中國網  2004年1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