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選）

當前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物價指數平穩、國際收支相對平衡的情況下，如何促進充分就業成為中國政府宏觀經濟調控的一個“優先指標”。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2000年人口總量約佔世界總人口的21％，總勞動力人口約佔世界總勞動力人口的26%，老齡化人口（65歲以上）約佔世界總老齡人口的20%。而且在未來20～30年中，人口總量高峰、勞動力就業高峰和社會老齡化高峰相繼來臨。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歷屆政府始終需要優先重點解決中國吃飯問題、就業問題和養老問題三個基本問題，尤其是為佔世界26％的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成為中國政府面臨的巨大挑戰。擴大就業，促進再就業，不僅是重大的經濟社會問題，也是重大的政治問題，具有重要性、緊迫性和長期性。就業是民生之本，解決就業和再就業問題關係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關係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關係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的實現。群眾的利益是具體的，只有通過就業，一個人才能獲得收入、安居樂業、實現價值，社會才能不斷發展和進步。擴大就業、促進再就業，也是調整經濟結構、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推動農村城鎮化建設的關鍵。只有擴大就業、促進再就業，才能為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提供必要的前提和基礎。就業和再就業問題如果解決不好，群眾的生産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國有企業改革和其他各項改革就難以深化，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就難以推進，各項發展規劃和措施就難以落實，社會穩定就難以實現，這將直接影響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和全面實現小康社會目標的預期實現。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對就業和再就業工作高度重視，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決策，特別是在中國共産黨的第十六屆三中全會上，黨中央做出《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簡稱《決定》），《決定》將“深化勞動就業體制改革”作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項重要任務，要求把擴大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努力改善創業和就業環境。這是中央做出的具有重大現實意義的和長遠意義的決策。解決就業和再就業問題之所以緊迫，是因為這項工作一拖延，就會引發一系列社會矛盾和問題。就業工作不能拖延，再就業工作更是拖不起。今年全國城鎮新增勞動力1000萬人，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下崗職工約600萬人，登記失業人員近800萬人。3項合計，今年全國城鎮需要安排就業的勞動力總量達2400萬人。而我國全年只能新增就業崗位和補充自然減員約1000萬人，供大於求的差額在1400萬人左右。同時，還有1．5億以上的農村富餘勞動力需要轉移。就業壓力之大，可想而知。所以，解決就業和再就業問題，不能拖、不能靠、不能等。解決就業和再就業問題之所以具有長期性，是因為這項工作不是一天兩天、也不是一年兩年就能徹底解決的，它是一項長期而又艱巨的任務。預計到2030年，我國人口總量增至16億，達到歷史最高峰。在此過程中，就業壓力將始終存在。因為隨著科技的發展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經濟增長對就業的拉力在逐漸減弱，就業彈性系數下降；産業結構調整升級，必然伴隨著勞動力需求結構的變遷，勞動力供需的結構性矛盾將長期存在；國有企業減員增效、國有企業職工下崗分流，數以億計的農村富餘勞動力轉移，都很難在短期內完成。因此，解決這一問題，必須付出長期不懈的努力。

1、目前我國就業的總體形勢

建國50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的就業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規模不斷擴大，就業結構經過調整，不斷趨於合理。近年來，中國中央政府始終將促進就業作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性任務，將控制失業率列入國民經濟宏觀調控的主要目標，合理調整就業結構，建立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大力促進就業總量的增加，總體上保持了就業形勢的基本穩定。2002年底，全國城鄉就業人員達到73740萬人，比1990年增加8991萬人。其中，城鎮就業人員達到24780萬人，增加7739萬人。特別是1998～2002年5年間，國有企業累計2700萬名下崗職工中，有1800萬人通過多種渠道和方式實現再就業，再就業率達到66.5%。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産業結構調整和城鎮化進程加快，就業結構發生積極的變化，市場導向的就業機制初步形成，就業方式日益靈活多樣，在就業壓力持續加大的情況下，比較平穩地實現了經濟結構調整和體制轉軌過程中勞動力的大流動，保持了全國就業和再就業局勢的相對穩定，為改革和發展創造了較好的社會環境。

1998年末，全國從業人員達69957萬人，比1978年的40152萬人增加了29805萬人，平均每年增加1490萬人，年均遞增2.8%；其中城鎮從業人員20678萬人，比1978年的9514萬人增加11164萬人，平均每年增加558萬人，年均遞增4%。在全國從業人員中，佔46.6%。全國國有經濟單位職工10044萬人，比1978年的7451萬人增加2593萬人，佔城鎮從業人員的比重由78.3%,下降到1998年的48.6%。全國外商投資，港、澳、臺商投資等其他經濟單位職工1812萬人，佔城鎮從業人員的比重由1984年的0.3%上升到1998年的8.8%。

自90年代以後，其他經濟單位職工迅速增加，1998年比上年增加727萬人；全國城鎮私營個體從業人員為3232萬人，比1978年的15萬人增加了3217萬人，平均每年增加160萬人，年均遞增30.8％，佔城鎮從業人員的比重由1978年的0.6%猛增到5.6％，1998年比上年增加了563萬人。其他經濟單位和私營個體經濟已經成為吸納就業的主渠道。就業結構方面，從1980年到1998年，從事第一産業的人員比重由69.9%下降為49.8%，第二産業由18.5％增長到23.5%，第三産業由12.6%上升為26.7％。第一産業和第三産業就業人員的變動率明顯高於第二産業。第三産業就業比重增長較快，表明産業間的就業結構逐步趨向合理化。

2001年年底，全國城鄉共有就業人員73025萬人，與上年同比增加940萬人。第一産業為36513萬人，佔50.0%；第二産業為16284萬人，佔22.3%；第三産業為20228萬人，佔27.7%。城鎮就業人員為23940萬人，與上年同比增加789萬人。其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11166萬人，比上年減少447萬人。在城鎮單位就業人員中，在崗職工人數10792萬人，比上年減少467萬人；其中，國有單位7640萬人，城鎮集體單位1291萬人，其他單位2235萬人。其中，城鎮私營和個體從業人員3658萬，比上年增加254萬人。2001到年底，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6%。2002年就業總量繼續增長，就業結構進一步改善。2002年年末全國城鄉就業人員73740萬人，比上年末增加715萬人。其中第一産業36870萬人，佔50.0%；第二産業15780萬人，佔21.4%；第三産業21090萬人，佔28.6%。城鎮就業人員24780萬人，比上年末增加840萬人。其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10985萬人，比上年末減少181萬人；城鎮私營和個體就業人員4267萬人，比上年末增加609萬人。在城鎮單位就業人員中，在崗職工10558萬人，比上年末減少234萬人。2002年年末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4.0%。

到2001年底，國有企業（含國有聯營企業、國有獨資公司）下崗職工515萬人，比上年底減少142萬人。90%以上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全年共有227萬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實現再就業，再就業率為30.6%。2002年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繼續得到保障。2002年末，國有企業（含國有聯營企業、國有獨資公司）下崗職工410萬人，比2001年末減少105萬人。絕大多數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的下崗職工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全年120萬的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實現再就業，再就業率為26.2%。

勞動力市場資訊網路初步建成，到2002年年末，90個城市實現了市區內實時聯網,並實現按季度發佈職業供求分析報告。勞動力市場秩序逐步規範。2002年年末全國各類職業介紹機構26158所，全年介紹成功1354萬人次，比上年增加125萬人次，增長10.2%。其中勞動保障部門辦職業介紹機構18010所，全年介紹成功978萬人次。

職業培訓工作取得明顯成效。2002年年末全國技工學校3075所，在校學生153萬人，比上年增加18萬人，增長13.3%；面向社會開展培訓和再培訓208萬人次，比上年增長27.6%。就業訓練中心3465所，社會培訓機構17350所，全年開展培訓1071萬人次，比上年增長32.7%。技校和培訓機構培訓的人員中，518萬失業人員和下崗職工參加了再就業培訓，31萬人參加了創業培訓，110萬城鎮未能繼續升學的初高中畢業生參加了勞動預備制培訓。

失業保險的作用進一步增強。2002年年末全國領取失業保險金人數440萬人，比上年末增加128萬人。全年失業保險基金收入 215.6億元，支出186.6億元，分別比上年增長15.3 %和18.9%。年末全國參加失業保險的人數10182萬人，比上年末減少173萬人。

2、當前我國就業與再就業存在的主要矛盾

失業是當今世界的普遍性難題，2002年，全世界有1.8億人失業，另外有10億人處於就業不充分的狀態。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和許多發展中國家，政府普遍把就業置於優先的地位。從總體來看，大多數國家的失業問題主要是週期性的，伴隨著經濟的低增長或負增長。我國的失業問題與這些國家有著明顯的不同，是在二元經濟轉換和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在經濟高速增長情況下，失業率加快攀升，有其特定的背景和原因，就業和再就業問題也面臨十分突出的矛盾。1996年，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只有3.0%，1997～2000年一直保持在3.1%，2001年上升到3.6%，2002年升至4.0%。城鎮登記失業率上升的速度在逐年加快。根據第五次人口普查，目前我國的城鎮實際失業率大約為8.3%，其中男性為7.7%，女性為9.0%。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在福州、上海、瀋陽、西安和武漢五城市所作的調查， 1996年9月以來，五城市16～60歲之間的勞動年齡人口的失業率一直在8%以上，而且在持續升高。從2002年2月開始，失業率甚至超過了14%。當前我國就業與再就業的問題主要表現為勞動力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總量性矛盾、勞動力供給結構與勞動力需求結構之間的結構性矛盾。

一是總量性矛盾。勞動力總供給過剩和需求不足一直是我國就業的主要矛盾。造成我國勞動力總供給增長過快，即有中國人口總量自然增長造成的勞動力總人口的增長，也存在明顯體制和機制方面的原因。首先，新增勞動年齡人口進入高峰期，達到1000萬人。根據國家計委提供的資料，2001年新增勞動年齡人口1100萬人，2002年達到1400萬人；按勞動參與率70％計算，2001年新增勞動力800萬人，2002年近1000萬人。“十五”期間，我國新生勞動力供給總量將升至峰值，達到4650萬人。1998～2000年期間我國凈增勞動力就業人數（指新生就業勞動力減去退出勞動力）1193萬人，平均每年只有400萬人。其次，由計劃經濟向市場體制轉軌釋放出大量勞動力。1992年以來，以市場化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大力推進，促使勞動力市場發生了兩個重大轉變：一是傳統城鄉分割的勞動力市場向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轉變。農村勞動力不再局限于離土不離鄉，大規模的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城市勞動力供給急劇增長；二是剛性就業向柔性就業轉變。隨著“按需設崗，按崗聘任”為導向的市場化用工機制在全國企業、事業等單位大規模推開，計劃經濟時期的“鐵飯碗”被打破，國企和城鎮其他企業中的富餘人員被大量分流，加入失業和待業隊伍。這兩方面的轉變使計劃經濟體制下潛藏和累積的就業壓力漸次釋放出來，隱性失業轉變為顯性失業。第三，我國勞動力參與率長期偏高，總體上也增加了勞動力的總供給。勞動力參與率是指經濟活動人口與勞動力資源之間的比率。勞動力參與率的高低與就業狀況有著直接的聯繫，保持合理的勞動力參與率，對緩解就業壓力具有重大影響。一方面由於我國存在龐大的農業勞動力，使我國整體上享受退休制度和社會保障的水準降低，相當一部分老年人因為缺少社會保障而滯留在經濟活動人口中；另一方面，由於我國青少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低，而較早參與社會經濟活動，提高了總體勞動參與率，使我國勞動參與率遠遠高於其他國家和地區，適齡人口較早轉化為經濟活動人口，增加了勞動力供給總量。1997年，我國大陸勞動力參與率為83.5%，而同期中國台灣省的勞動參與率僅為58.35%，中國香港地區是73.0%，美國是75.25％，巴西是68.0%，印度是75.3%。

我國勞動力需求能力不足主要表現為就業增長率和就業增長彈性明顯下降。就業增長取決於經濟增長和就業彈性兩個因素。長期以來，我國是通過保持比較高的經濟速度，依靠經濟擴張帶動就業的增長。20世紀80年代（1980～1989年期間）我國GDP年均增長率為9．3％，就業增長率為3．0％，就業增長彈性系數為0．322。在“八五”期間（1991～1995年），GDP年平均增長率12．0％，就業增長率降至為1．2％，就業增長彈性系數0．1。“九五”（1996～2000年）期間GDP年平均增長8．3％，就業增長率降至為0．9％，就業增長彈性系數0．1。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國民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系數一直在0.1左右，其中，有些年份達到了0.12。據有關測算，20世紀80年代，國內生産總值（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可創造240萬個崗位，90年代以來，只能增加70萬個崗位。這表明，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越來越像低就業增長或是無就業增長模式。這與一段時間以來過多地強調資金、技術密集型産業的發展，強調産業的升級，使資本、技術對勞動力的替代作用提高，如，1985年全國獨立核算工業企業職工每人平均固定資産凈值7260元，1990年為13552元，1995年38622元，2000年提高到93162元，在重工業領域更為突出，從1995年45258元猛增到2000年的59550元。一般而言，隨著經濟總量的增加和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就業彈性系數趨於下降。考慮我國經濟體制的市場化改革取向進一步深入，産業結構戰略性調整加快，以及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速推進，特別是第三産業將有較大幅度的增長，這些因素將會使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系數有所增高。如果將未來我國就業彈性系數設定為0.13，根據國內外權威組織機構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宏觀預測結果，2000年～2006年間，我國GDP 年平均增長率為在7.0～8.0 %之間。按我國就業彈性系數設為0.13、GDP年均增長率為7.0%和8.0 %兩種方案，對我國未來勞動力總供給與總需求平衡狀況進行預測。

二是結構性矛盾。當前擴大就業的難點，除了總量矛盾之外，結構性矛盾也十分突出。 主要表現為：首先，就業的産業結構矛盾。第二産業特別是製造業過早排斥就業，而第三産業是進入壁壘最多的行業，極大限制了第三産業的發展及其擴大就業作用的充分發揮，形成了突出的結構性矛盾。由於內需不足，生産能力結構性過剩特別是紡織、機械、煤炭、冶金、森林、軍工等傳統行業和資源型産業的衰退，造成就業大幅度減少。而新興産業發育不足，沒有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和新的就業崗位，使第二産業特別是製造業從吸納就業的重要領域，轉變為排斥就業的主要領域。與此同時，我國第三産業特別是服務業由於體制、政策和觀念等方面的約束，使得其發展水準滯後於工業化水準和經濟總發展水準，第三産業特別是服務業沒有成為我國經濟發展和吸納就業的主力軍。與世界上發展水準相當的國家相比，我國服務業佔GDP的比重低於十個百分點，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服務業的差距更大。

其次，就業的所有制結構矛盾。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公有制經濟所佔國家經濟總體的比重逐步減小，國有大中型企業大規模減員，而非公有制經濟成為國民經濟增長和吸納就業一個新的陣地。但是非公有制經濟、大量中小企業發展受多方面制度和政策方面約束，難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進一步加劇了就業的所有制矛盾。國有企業大規模實行下崗分流、減員增效，新增就業崗位主要依賴於非公有制經濟創造。據統計，1991年～2000年城鎮新增就業崗位4658萬，而國有企業減少就業崗位2244萬，集體企業減少2049萬。但是，目前由於非公有制經濟、中小企業創造就業崗位是自發性的結果，基本上沒有享受到國家政策上的支援。而非公有制經濟、中小企業的發展在經濟政策上，與外企、國企待遇不平等，在市場準入方面，受到許多限制，在經營環境方面，承受亂收費等較高的經營成本。

第三，就業的區域性矛盾。我國資源型産業、傳統製造業及國有經濟在地域上的集中，而跨行政區域的就業又受到許多局限，形成就業的區域性矛盾。我國傳統製造業和國有經濟佈局基本上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一個突出的特點是依託礦産資源的企業在地域上集中，形成傳統工業、國有企業的密集區。由於資源枯竭、傳統産業衰退，國有企業改革形成的資源性、結構性、體制性失業，集中在地區上形成突出的區域性矛盾，使這些地區的就業壓力大，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例如，遼寧、黑龍江、四川、重慶、湖北、陜西等省份的就業壓力大，而浙江、福建、江蘇等省份的就業壓力相對較小。

第四，就業的素質矛盾。科技進步、技術更新、新興産業興起，特別是高新技術産業和現代服務業的快速發展，使得素質科技和文化較低、或技術單一的勞動者不適應經濟發展需要而失業或難以就業，與此同時，一些急需的專業技術人員和技術工人又不能滿足甚至後繼無人。據統計，在全國７０００萬産業工人中，初級工佔６０％，中級工佔３５％，而高級工和高級管理人員，高級工程技術人員則明顯不足。大量失業和待業的人員中，主要是低技能和無技能者。

3、實施符合我國國情的、積極的就業政策

中國共産黨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把擴大就業放在經濟社會發展更加突出的位置，實施積極的就業政策，努力改善創業和就業環境。堅持勞動者自主擇業、市場就業與政府促進就業的方針。《決定》強調，改革發展和結構調整都要與擴大就業緊密結合。從擴大再就業的要求出發，要做到四個“注重”，即在産業類型上，注重發展勞動密集型産業；在企業規模上，注重扶持中小企業；在經濟類型上，注重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在就業方式上，注重採用靈活多樣的形式。這為探索符合我國國情的、積極的就業政策指明瞭方向。

第一，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總量。保持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為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奠定堅實的基礎。經濟增長是擴大就業的前提基礎和條件。從最近十幾年我國的實踐情況看，國內生産總值每增長1％，大約可增加70萬～100萬個就業崗位；國內生産總值增長率在5％以下時，失業人員就會明顯增多。因此，任何時候都要牢牢抓住發展這個主題，為解決就業問題提供根本保障。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國家堅持擴大內需方針，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6年發行建設國債8000億元，帶動數萬億元社會資金，用於公共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拉動經濟持續增長。1998～2002年國債項目投資每年帶動經濟增長1.5～2.0個百分點，直接創造數百萬個就業機會。因此，實施適當的宏觀經濟政策，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是擴大就業和減少失業的根本之策。1998年以來，我國經濟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但實際增長速度仍然低於潛在的增長能力。到去年底，居民本外幣儲蓄高達１０萬億元人民幣，國家外匯儲備為２８６４億美元，每年吸引外資在５００億美元左右。但銀行總體上出現存差，資本的利用率不高，資本的産出率也不高。加上勞動力的無限供給，應該説，進一步提高經濟增長速度的空間是存在的。近幾年，以住房、家用轎車、電腦、通訊設備、教育為代表的城鎮消費熱點逐漸出現，合理的消費結構正在形成。長期困擾經濟發展，制約市場需求的“三農”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開拓農村廣闊市場已成為共識。只要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穩定性，加快投融資體制的改革和資本市場的建設，疏通投融資渠道，中國經濟是可以在較長時間內保持較高速度增長並增加就業崗位。

第二，開展人力資源能力建設，提高勞動者的創業與就業能力。我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大力加強人力資能力建設，是我國從人口大國轉變為人力資源強國的根本途徑。中國共産黨《十六大報告》提出：我國經濟發展要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道路。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是適應世界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以及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要求，而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則是根據中國人力資源特別豐富的國情提出來的。通過人力資源能力建設，提高我國人口的科技素質和文化素質，促進經濟加快速發展的過程，是一個努力把我國人力資源優勢轉化為經濟社會發展優勢的過程。世界上一些人口密度同我國相當甚至還要大的國家，以及我國一些人口稠密地區，之所以能夠實現比較充分就業和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很重要的一條經驗就是結合建立學習型社會和促進全民學習、終身學習，積極推進人力資源能力建設，充分發揮人力資源對經濟增長的重大作用。目前，當務之急是要根據勞動力市場需要，有針對性、有計劃、有步驟、大規模地開展勞動力就業培訓，提高勞動者就業能力、工作能力和職業轉換能力，促使勞動者儘快就業、再就業和穩定就業。一是組織下崗失業人員再就業培訓，工作重點由保障基本生活轉為鼓勵再就業培訓和創業培訓；二是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對職工開展新知識、新技術、新工藝培訓，提高本職工作、革新創造和轉崗能力。三是開展城鄉初高中畢業生職業培訓，加強就業指導，提高他們的就業和創業能力。四是發展現代遠端教育，面向西部和廣大農村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勞動預備制培訓和職業資格培訓。

第三，大力發展第三産業，扶持中小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快速發展：不同産業對就業的貢獻是不同的，一方面要發展資本密集型産業和高新技術産業，提高我國經濟的國際競爭能力；另一方面，我們要注重發展勞動密集型産業，充分發揮其在吸納勞動力就業方面的重要作用。既要發展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製造業，更要大力發展第三産業。第三産業就業增長彈性大，勞動密集、技術密集和知識密集並存，在吸納勞動方面有獨特的優勢。根據統計，第三産業增加值每增長1個百分點，平均增加就業崗位是第二産業的5倍。我國第三産業發展長期滯後和緩慢，1990～2002年我國國內生産總值年均增長率為9.3%，而第三産業增長僅為8.4%。2002年，我國第三産業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為33.7%，遠遠低於發達國家佔70%左右的水準；從業人員所佔比重為28.6 %，美、日、英、法等發達國家第三産業從業人員比重為60～75%，即使是發展水準與我國相當的發展中國家，這一比重也大多在40～50%。必須採取切實措施，大力發展第三産業，特別是注重發展勞動密集型的第三産業，爭取到2010年，第三産業增加值的比重達到50%，從業人員比重提高到45%。與此同時，加快發展中小企業，有效擴大就業途徑。目前，我國登記註冊的各類中小企業已超過800萬家，佔企業總數的99%以上，吸納就業人口占75%。實踐證明，凡是企業多而且發展比較好的地區，就業壓力就小；而大企業多，中小企業發展不起來的地區，就業壓力就大。現階段關鍵的問題是要為中小企業的創業提供必要的條件，放寬限制，簡化手續，減輕負擔，提供有效的融資渠道。同時為中小企業的發展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對新創立的中小企業，如果新增就業達到一定的規模，在給定的期限內減免所得稅、營業稅。各地根據本地制定就業援助計劃，預算單列資金，對於雇用下崗職工的，可給予貸款擔保和貼息補助等政策優惠。要注重充分發揮非公有制經濟在吸納就業方面的作用。我國已經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改革開放以來，非公有制經濟的快速發展，不僅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而且吸納了大量人員就業。2001年低，城鎮個體私營企業和外資經濟吸納的就業人員達到9500多萬人，佔城鎮全部就業人員的40%。要認真貫徹黨的十六大和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的精神，使非公有制企業在市場準入、稅收、投融資歷、土地使用權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與其他企業享受同等待遇，消除體制性障礙，支援非公有制企業發展，鼓勵有條件企業做強做大，使非公有制經濟更快更健康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

第四，建立統一規範的勞動力市場，完善就業扶持政策體系、法律體系。深化勞動人事和戶籍管理制度改革，引導勞動力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有序流動，促進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是要針對目前就業中面臨的問題，借鑒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許多有益經驗，總結各地區一些成功的做法，制定我國的就業扶持政策體系。安排財政資金投入，實施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積極探索公共就業服務機構的管理體制，改善公共職業介紹機構的服務，推動民營職業介紹機構的健康發展。建立完善的勞動力市場資訊網路，多方式蒐集、分析和利用資訊。對就業和再就業人員實行“一站式”、“個性化”的就業服務。如為就業人員進行市場、政策等多方面的諮詢服務，為創業提供金融信貸支援，對興辦企業實行幾年的免稅孵化期，利用有財政撥款的科研院所等事業單位對失業人員免費開展技能培訓等。應儘快制定和完善《就業促進法》、《勞動合同法》和《社會保障法》等法律法規，使就業工作走上法制化的軌道；建立一支科學化、規範化、現代化、專業化的就業服務隊伍，形成功能齊全、流程規範、方式靈活、運作高效的就業服務體系；建立和完善法制健全、運作規範、競爭有序、調控有力、服務週到的勞動力市場管理制度。要建立健全同經濟發展水準相適應的包括養老、失業、醫療、社會救助在內的社會保障體系，是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的重要保障。也是解決就業問題的底線。要積極籌措社保基金。對於在不同所有制，不同地區，不同規模企業就業的各類職工，都應該創造條件，進入社保覆蓋範圍，企業和個人按規定的標準繳納社會保障金，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現階段，國家和地方財政都要撥出一定的資金用於非自願失業人員的保險和救助，促進失業人員再就業，維護社會穩定。

第五，突破傳統就業模式，倡導自主靈活的就業方式。靈活就業是指在正規形式就業之外的其他就業形式，主要是指在勞動時間、收入報酬、工作場地、保險福利、勞動關係等方面不同於建立在工業化和現代工廠制度基礎上的、傳統的主流就業方式的各種就業形式的總稱。多種靈活就業方式的出現與發展是對傳統就業模式的一次深層次的變革，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人民生活達到一定水準的結果。它適應了企業科學經營、人們更新知識、職業流動、照顧家庭和提高生活品質等多方面的需求。日本政府在第九個雇用對策基本計劃（2001～2010年）中提出：“通過推進非全日制就業，家庭就業及擴大派遣就業領域等就業政策的實施，使多種靈活就業得以順利發展”；美國勞工部在1999年《美國勞動力報告》中指出：靈活就業滿足了産品和服務要求的勞動力調整，和不靈活的人力資源政策相比具有比較優勢。國外政府的肯定、支援態度是今後靈活就業發展的動力。另外，據英國康橋計量經濟學諮詢公司研究推測，到2010年，英國1/3的工作將是非全日制，未來10年，大多數新創就業機會幾乎都是非全日制；歐盟各國周工時在1～31小時的勞動者總數1995年為2960萬、2000年為3400萬。預測到2020年將達到4100萬；另據國際遠端就業協會統計數據顯示，1999年美國遠端就業勞動者為1570萬，2000年增至3000萬，預測到2010年則可達到4000萬；1999年歐盟15國遠端就業勞動者總數為145萬，預測到2004年可達到3000萬，但比美國提前三年，即在2007年可突破4000萬。發達國家各種形式社區服務人員，約佔就業總人口的20～30%，發展中國家為12～18%，而我國只有4%。通過對國外各種靈活就業方式現狀的介紹、分析可看出，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僅非全日制就業和臨時就業就佔到就業總量的30%多，再加上自營就業、獨立就業、兼職就業、遠端就業等其他就業形式，靈活就業總量可達就業總量的50%左右（平均值）；在發展中國家，自營就業和家庭就業平均約為就業總量的55%，再加上其他靈活就業方式，靈活就業規模更相當可觀。而且各種靈活就業幾乎遍佈于各産業、行業及各類職業，適用於各類不同層次的勞動者群體。這不僅説明各種靈活就業方式適用性很強，具有普遍意義和強大生命力，也説明國外勞動力市場靈活，具有寬廣的包容性。我國應根據市場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實行靈活多樣的就業方式，廣泛推行臨時工、小時工、季節工和彈性工作制，支援以靈活多樣的方式從事各種勞務活動，以開拓出巨大的就業空間。目前，我國推行靈活多樣的就業方式，關鍵在於轉變勞動者擇業觀念，摒棄只有“正規就業”或端“鐵飯碗”才算就業的傳統觀念。為了推行靈活就業，要深化用工制度，完社會保障體系，使靈活就業人員同樣享受平等的社會保障權利，免除後顧之憂。

（中國科學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撰寫） 

   中國網 2004年3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