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台灣政局主要是圍繞2004年“總統”選舉這一主軸展開的，泛藍、泛綠兩大陣營為爭奪執政權展開了激烈的爭奪。為煽動民粹，將選舉扭曲為“愛臺與賣臺”、“本土與非本土”的“統獨大對決”，陳水扁大肆炒作“一邊一國”、“公投”、“正名”、“制憲”等“急獨”議題，在島內掀起一波波“台獨”濁浪，並成功地主導了選戰議題。為扭轉被動挨打局面，泛藍陣營策略性調整兩岸政策立場，在“公投立法”等議題上由保守轉為開放，並主導“公民投票法”完成立法，為島內“台獨”勢力借“公投”搞分裂提供了法律機制，增添了兩岸關係發展的不確定性與危險性。

一、藍綠陣營各自完成內部整合，2004年“總統”選舉呈一對一的激烈對決態勢

基於島內藍、綠分明的特殊選民結構，為避免票源分散，以國民黨、親民黨為主的泛藍陣營，以及以民進黨、“臺聯黨”為主的泛綠陣營各自加速集結、完成內部整合，使2004年“總統”呈現一對一的激烈對決態勢。

（一）泛藍內部整合成功，“連宋配”順利成局。為避免重蹈2000年“總統”選舉時“泛藍分裂、陳水扁得利”的覆轍，連戰、宋楚瑜等泛藍高層均深知，面對2004年“總統”選戰，“合則可勝，分則必敗”。因而早在2002年底台北、雄高市長選後，連、宋兩人便達成“2004年共推一組候選人出馬”的共識，並於2003年初不斷營造合作氣氛與條件。2月14日，就在外界質疑“國親合”可能會因“誰配誰”問題難以擺平而破局之際，“連宋配”卻出乎外界預料地提前成局。主要原因有：一是重新奪回執政權的巨大政治利益是促使國親合作的最大動力；二是泛藍基層支援者強烈要求國親整合，給連宋以巨大壓力，誰都背負不起“再次分裂泛藍”的罪名；三是2002年底北高市長選舉後，親民黨及宋楚瑜個人在泛藍陣營的生存空間遭受嚴重擠壓。經過一段時間的“天人交戰”，為贏取“顧全大局”的美名，“爭取其個人及親民黨更大的生存空間，宋楚瑜最終決定接受“連宋配”。2月12日，宋楚瑜發表了“建構台灣未來的願景”的“萬言書”，揭開了“國親合、連宋配”的序曲。14日，連宋共同召開記者會，發佈“共同書面聲明”及“國親兩黨政黨聯盟備忘錄”，標誌著“連宋配”正式成局。“連宋配”提前成局後，不僅提振了泛藍軍心與士氣，也為接下來的選戰部署贏取了寶貴時間，民調更顯示連宋支援度高達50%，領先陳水扁20多個百分點，在勝算增大的情況下，一些原本動搖的地方派系、樁腳以及工商界也紛紛回流。

（二）以李登輝、“臺聯黨”為首的島內獨派勢力加速集結，全力支援陳水扁爭取連任。“連宋配”成軍後，給陳水扁謀求連任帶來強大的威脅，令“台獨教主”李登輝産生了強烈的“外來政權即將復辟”的危機感與焦慮感。為保證攸關其歷史定位的“台獨”路線能夠繼續延續下去，李登輝不僅宣稱“為延續本土政權，一定要全力支援陳水扁連任，不然本土政權就會斷根”，“獨派”組織更叫囂“明年‘大選’是獨立派與統一派的對決，台灣能否實現‘獨立建國’的關鍵一役，一定要讓陳水扁贏得連任”。為發動島內“獨派”團體全力幫陳水扁輔選造勢，李登輝不僅于9月6日發動共10萬參加的“台灣正名運動”大遊行，與民進黨聯手于10月25日在台灣南部舉辦高達20萬人的“公投制憲”大遊行，更于10月31糾合島內120個“獨派”團體發起成立“全臺挺扁總會”，並決定於2004年2月28日舉辦“保衛本土政權”的百萬人大遊行。與此同時，為借李登輝鞏固“台獨”基本票源，陳水扁則打出“友李”策略，不斷提出“公投制憲”等“急獨”議題與李登輝相呼應。

二、藍綠陣營內部圍繞權力分配鬥爭激烈，但並未醞釀成大的風暴

藍綠兩大陣營在進行選舉合作的同時，內部也圍繞著權力分配及接班卡位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奪，但基於勝選考量，並未浮出臺面。

（一）“國親政黨聯盟”內部圍繞權力卡位展開了激烈爭奪，但基本得到有效化解。雖然連、宋等泛藍高層具有高度的合作誠意，但兩黨基層幹部卻為維護各自政黨利益，在有關權力分配方面展開了激烈的爭奪。一是為搶佔勝選後資源分配的有利位置，兩黨圍繞“政黨聯盟”的人事分配展開了激烈爭鬥，最後因位子擺不平而取消設置最高決策機關——“決策委員會”，將原定的工作組擴大為類似“行政院院會”的“政黨聯盟委員會”，以化解“僧多粥少”的窘境。二是基於歷史恩怨等諸多複雜因素，國民黨部分本土派人士一直存有“拒宋”情結，不僅對“連宋配”有所不滿，更對宋的強勢作風有所疑慮，尤其是民進黨不斷在南台灣散佈“宋強連弱”的耳語，更使他們擔憂“連戰當選後將被宋楚瑜主導”，並公開釋出“副手只是備位，要謹守倫理，不應有聲音”的訊息。為化解他們的疑慮、營造兩黨團結合作的氣氛，宋楚瑜則以“處處尊連”的具體行動調整身段，努力學習扮演“副手”角色，並獲得國民黨上下的認同，有利於化解“反宋”情緒。國民黨本土派人馬指標性人物、“立法院長”王金平即指出，“宋作為副手錶現得恰如其分，身段調整得很柔軟”。此外，對於媒體大肆宣傳台北市長馬英九、桃園縣長朱立倫、台中市長胡志強等外省籍菁英的政績與能力也引來國民黨內部分本土派人馬的強烈反彈，宣稱“馬立強”外省色彩太濃，不利於爭取南部選民的支援，並不斷拉抬王金平在黨內的地位，但相互間的矛盾並未浮出臺面。

（二）民進黨內圍繞陳水扁副手引發的權力接班問題展開了一系列爭鬥，但未釀成大的風暴。“連宋配”成局後，為與這一老面孔的搭檔相區隔，陳水扁一直意圖從黨外尋找一個既可讓選民耳目一新、拓展中間選票，又可避免引發黨內接班權力鬥爭的副手人選，但由於具有分量的黨外人士意願低落，陳水扁最後不得不將目光轉回黨內。以“新潮流”為首的黨內主流意見認為副手應具“加分”作用，並力拱基層實力雄厚、爆發力強、目前黨內人氣直逼陳水扁的台北縣長蘇貞昌出馬。但黨內也有一部分人士力挺呂秀蓮，認為維持現有的“陳呂配”雖不能起到加分作用，但也不會減分，是最“穩定”的組合。經過多方權衡，陳水扁最終決定“一動不如一靜”，並於10月7、8兩日，先後兩度在不同場釋出“希望明年3月20日再次支援陳水扁、呂秀蓮”的風向球，雖然引起黨內多數人士的強烈反彈，痛罵“陳呂配”是最糟糕的搭配，即使“含淚輔選”也贏不了，29位跨派系新生代“立委”甚至共同函請陳水扁慎選副手，但陳仍于12月11日正式宣佈呂秀蓮“副手”搭檔。其主要原因在於：一是雖然黨內外各項民調均顯示蘇貞昌是“最具加分作用”的副手人選，但蘇一旦成為“副手”，將搶佔2008年“陳水扁接班人”的有利位置，有可能提前引爆黨內各派系及重量級實力派人物之間的權力接班卡位戰。二是不管陳水扁連任與否，人氣不斷上漲、個性強勢的蘇若借“副手”角色進一步拉抬個人聲勢，將對陳個人在黨內的“霸主”地位産生強大威脅。三是權力欲旺盛的呂秀蓮為了爭取與陳水扁再次搭檔，年初以來動作頻頻，不斷釋放各種訊息逼陳表態，令陳不得不顧慮“陳呂不配”的政治後果。“陳呂配”雖然在民調上是最不具加分作用的老組合，但既不會破壞黨內權力生態的平衡，也不會對選情産生任何衝擊，是變數最小的組合。

三、陳水扁迅速向“激進台獨”邁進，與李登輝、“臺聯黨”聯手在島內掀起一波波“台獨”濁浪

鋻於在2002年底台北市長選舉中因中間選民大幅流失而慘敗的教訓，陳水扁一度將如何穩定兩岸關係、爭取中間選民定為尋求連任的主要目標。陳水扁不僅在2月中旬宣稱，未來15個月會盡一切努力維持臺海的和平穩定，台灣不會有任何突兀的意外之舉，將在和平穩定的環境下全力“拼經濟、大改革”，更在李登輝于3月15公開叫囂“改名台灣國、制定新憲法”時保持低調，多次強調“中華民國”字眼。但是4月底島內SARS疫情迅速蔓延引起民眾強烈反彈後，為轉移矛盾焦點、製造新議題，陳水扁便一改年初向“新中間路線”邁進的假像，借5月20日臺擠入WHO受挫之機，刻意升高兩岸對抗、激化島內統獨矛盾。

（一）惡意煽動島內民粹。陳水扁不僅將島內SARS疫情擴大的責任歸咎於大陸，宣稱要將SARS正名為“中國急性肺言”，更使用極其惡毒的語言肆意謾罵我“隱瞞疫情”、“漠視人權”；並借闖關WHO受挫、WTO秘書處要臺更改駐該機構名稱、官銜，呂秀蓮參觀美波音公司未果等一切機會與場合，塑造在國際上被大陸無情打壓的“悲情形象”，以煽動島內民眾的“反中仇共”情緒。與此同時，陳還將他個人的連任與否與台灣的未來直接掛鉤，叫囂2004年“總統”是台灣人民拼中國共産黨的“聖戰”，台灣人民應以選票支援他當選，來表達對中共的抗議等等。

（二）大肆炒作“急獨”議題。為激化島內統獨矛盾，陳水扁不斷拋出“一邊一國”、“公投”、“正名”、“制憲”等一系列“急獨”主張，並將之扭曲為島內的“主流民意”。陳不僅宣稱，民進黨對兩岸關係的立場非常清楚，就是“一邊一國”，這一基本立場絕無退讓空間，大陸不要幻想台灣會放棄根本堅持；還稱明年“3.20”要用“公投改寫歷史”，“‘總統’可以不當，‘公投’一定要搞”，更于9月28日借出席民進黨黨慶之機狂妄叫囂，“2006年將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與2300萬台灣人民共同催生台灣新‘憲法’”，將“公投”拉高到“制憲”層次。以國親版本為主的“公民投票法”完成立法後，陳水扁又宣稱“台灣遭受中共的武力威脅是現在進行式”，為捍衛國家“主權”，明年3月20日一定舉辦“防禦性公投”。

（三）舉行聲勢浩大的“台獨”大遊行，以凝聚基本支援者的向心力。9月6日，由“臺聯黨”等島內百餘個“獨派”團體組成的“511正名運動聯盟”糾集了近10萬人參加“台灣正名運動”大遊行，成為“台獨”勢力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集會。召集人李登輝聲稱“‘中華民國’其實根本不存在，台灣只是暫時將‘國家’的名字借給‘中華民國’”，陳水扁則稱，“若不因‘總統’身分，一定會參加台灣‘正名’運動大遊行”。10月25日，民進黨、“臺聯黨”等“獨派”團體聯手在高雄市舉行“全民‘公投’、催生‘新憲’”大遊行，共號召20萬人左右參加，這是民進黨執政後首度進行的大規模群眾動員。陳水扁在會上宣稱，台灣要成為一個正常、完整、偉大的“國家”，需要一部合身、合用的“新憲法”，2300萬人民要透過“公投”方式，2006年共同催生“新憲法”。正式提出了2004年完成“公投”，2006年完成“制憲”、2008年實現“獨立建國”的“台獨時間表”。

四、為扭轉被動局，搶攻本土票源，泛藍陣營策略性調整兩岸政策，“反獨”立場有所鬆動

非典疫情爆發前，泛藍一直意圖通過主打“兩岸穩定牌”直攻陳水扁無能處理兩岸僵局的“罩門”，多次宣稱將“九二共識”、“一中屋頂”架構下推動兩岸良性發展。但非典疫情爆發後，泛綠陣營通過大肆操弄統獨矛盾，不僅成功地主導了選戰議題、拉抬了自身競選聲勢，更嚴重壓縮了連宋的競選空間，給泛藍以極大壓力。為扭轉被動局面，與泛綠搶奪選戰議題的主導權，泛藍在開始調整兩岸政策立場。

（一）在“公投立法”問題上由反對轉為積極推動。泛藍出於各種政治考慮，一向在“立法院”力阻“公投法”闖關。但當陳水扁將“公投”與“天賦人權”、“台灣民主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直接掛鉤後，泛藍的反對立場則被扭曲為“反民主”、“反改革”、“賣臺”。為洗涮污名、減緩壓力，泛藍內部要求不再阻擋民進黨搞“公投”的聲音高漲，並以“不阻擋、不反對、不負責”的態度，支援在7月初的“立法院臨時會”中優先處理民進黨“立委”蔡同榮所提的包含統獨議題的“公投法草案”，最後因朝野協商破裂而留待11月繼續審理。之後，國親便積極研擬自己的“公投法版本”，在堅持“反對改變‘中華民國’現狀”的底線下，對“公投”議題基本持開放立場。11月27日，在“立法院”審議“公投法”時，國親憑藉人數優勢，最終主導以國親版本為主的“公民投票法”完成立法。

（二）拋出“新憲”三部曲。國親一向主張“修憲”並不能帶來長治久安，關鍵在於形成“遵守憲法”的憲政慣例，因而對“修憲”持保守立場。陳水扁于9月28日拋出“催生新憲”議題之初，泛藍基本持消極反對立場，但當陳不斷誇大目前“憲政體制”中存有的弊端，並將“新憲”與“憲政改革”掛鉤後，騙取了部分希望改革的中間選民的支援，使泛藍陷入在重大政策上毫無自己主見的被動局面，不得不對“新憲”議題有所回應。11月15日，連戰在大型造勢晚會上一改保守態度，大膽提出“新憲三部曲”及“十大原則”，主張透過“修憲”程式，在2004年2月前提出“新憲”版本，2004年中在“立院”推動“公投入憲”，2005年初由人民“公投”完成。

（三）調整有關台灣定位與前途的論述。為遏制泛藍聲勢，陳水扁不斷借宋楚瑜等泛藍菁英的外省籍背景大做文章，處心積慮地利用、製造一切機會將泛藍污為“賣臺集團”、“中共同路人”，並直接將“九二共識、一中各表”與“一個中國原則”、“吞併台灣”掛鉤，給泛藍帶來了極大的困擾與壓力。為洗涮“賣臺”罪名、減少對手做文章的機會，泛藍開始調整有關台灣定位與前途的論述，不僅避談“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明確指出“一個中國原則就是‘中華民國’”，這是一切的前提與基礎，還提出“不排除‘台獨’成為台灣人民未來的選項”。12月16日，連戰明確將兩岸政策立場定調為：“‘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是主權獨立國家，簡化雙方為‘一邊一國’沒什麼問題”；國親“主張維持兩岸現狀、反對‘急獨’急統，對兩岸未來走向沒有任何時間表、也不排除任何選項，留給下一代解決”。

泛藍在兩岸政策立場上的一系列轉變主要是基於選舉考量，意圖在於：一是摘除“反民主、反改革、賣臺”的帽子，消除本土選民對連宋“賣臺”的疑慮。二是扭轉在統獨議題被動挨打的局面。三是在陳水扁迅速向“激進台獨”路線邁進，尤其是美國強烈反對陳水扁“任何片面改變台灣現狀的言行”之機，形塑泛藍“溫和本土派”形象，搶攻本土票源。四是清理統獨議題戰場，另辟經濟民生戰場，連戰指出“不在‘公投’、‘新憲’上逼平陳水扁，我們就沒有機會推銷經濟民生議題”，泛藍在兩岸政策進行策略性的調整，就是避免與泛綠在統獨議題上無休止的糾纏下去，讓選戰回歸民眾關切的民生與經濟議題。

五、“公民投票法”完成立法為島內分裂勢力“拒統謀獨”提供了法律武器

長期以來，民進黨等“台獨”勢力不斷叫囂“要以公民投票方式決定台灣前途”，並在“立法院”頻頻拋出“公投法草案”，意圖以此作為“拒統謀獨”的重要手段和“最後武器”。陳水扁上臺之初，基於穩固“少數政權”的需要，不急於處理牽涉統獨爭議的“公投立法”問題。但2002年8月3日陳水扁叫囂“要認真思考公民投票立法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後，島內“急獨”勢力便不斷在“立法院”鼓噪“公投立法”，但在佔“立法院”多數的泛藍陣營的反對下均無功而返。為拉抬低迷選情，陳水扁借臺擠入WHO受挫之機拋出“公投”議題後，更于6月30日推出黨版“公民投票法草案”。而泛藍為洗涮“反改革、反民主、賣臺”的污名，並防堵民進黨當局利用不具法律效率的諮詢性“公投”操弄民粹，也轉而積極推動“公投立法”。

11月27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以國親版本為主的“公民投票法”，其主要內容有：1、關於“公投”的適用範圍：規定“全國性公民投票”範圍包括法律之復決、立法原則之創制、重大政策之創制或復決、“憲法修正案”之復決。其中一方面明確排除了“公投制憲”，另一方面也排除了帶有明確“更改國旗、國歌、國號、領土”等涉及“國家主權”議題的條款，將之納入高門檻的“修憲”程式。2、關於發動權：規定只有人民、“國會”有“公投”發動權，明定除依“公投法”規定外，行政機關不得借由任何形式，對各項議題辦理或委託辦理“公投”，行政機關也不得動用任何經費及調用各級政府職員，完全封殺了行政部門辦理“諮詢性公投”的空間。4、關於“防禦性公投”：“公投法”第十七條規定，“當國家遭受外力威脅，致國家主權有改變之虞，總統得經行政院院會之議決，就攸關國家安全事項，交付公民投票”，此一條文賦予“總統在國家主權受侵犯時直接提出並交付公投的權力”。4、關於審核權及辦理程式：明定依“立法院”各政黨比例組成的“公投審議委員會”，掌有“公投”提案、“公投”事項認定的審核權；“行政院”是“公投”事務主管機關，“中選會”僅綜理選務，應于“公投”案公告成立後一個月起至半年內舉行‘公投’，並得與“總統大選”等“全國”性選舉同日合辦。

“公民投票法”完成立法後，增添了兩岸關係的不確性與危險性，將給兩岸關係發展與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帶來重大隱患。一是“公投自決”一直是民進黨等島內“台獨”分裂勢力“拒統求獨”的重要工具，“公投法”為其通過“公投”搞分裂提供一個合法性機制。二是雖然現行“公投法”對“公投”的適用事項、發動機關等設置了諸多限制，但一旦“台獨勢力”掌控了“立法院”多數，則可發動“修法”等程式將之修正過來。三是“防禦性公投”賦予“總統在國家主權受侵犯時直接提出並交付公投的權力”就是變相的“統獨公投”，加之該條款並未對“防禦性公投”的發動要件做具體規定，何時發動、如何發動的解釋權完全操之在臺當局，使之成為一顆隨時可引爆兩岸軍事衝突的不定時炸彈。四是陳水扁近來大肆鼓噪“公投”已對民意産生了一定影響，民調顯示已有50%左右的民眾肯定“公投”。臺當局若不斷就一些純民生性的議題舉辦“公投”，將強化島內民眾的自決意識，使之習慣於以“公投”的方式決定重大政策，包括“台獨”。這就如美方人士所形容的，“像切香腸一樣，一次切一小片”，先用來解決公共政策議題，再用來決定台灣前途或地位問題。

六、藍綠兩大陣營為爭奪執政權展開了激烈的較量

2004年“總統”選舉是2000年首次“政黨輪替”後藍綠兩大陣營總體實力的一次大較量，選舉結果將決定藍綠今後8至20年的發展方向，雙方都背負著極大的“輸不起”的壓力。為爭奪執政權，藍綠陣營自年初以來便展開了一系列的選舉部署，在鞏固基本票源、開拓中間選票、挖取對方票源以及搶奪選戰議題主導權等方面展開了激烈的爭奪。從目前來看，雙方的較量主要分為三個階段。

（一）4月底非典疫情在島內迅速漫延以前，泛藍聲勢大漲，陳水扁選情低迷。

一是泛藍陣營因“連宋配”提前成局聲勢大漲，並主打經濟民生議題直攻陳水扁政績不彰的“罩門”。年初以來，泛藍一直為“國親合、連宋配”營造氣氛、創造條件，“連宋配”在2月14日出乎外界預料地提前成局，大大提振了泛藍的軍心與士氣；而泛藍主打經濟民生議題，猛攻民進黨的執政缺失，也獲得不少選民尤其是中壯年選民的認同。島內民調顯示，連宋支援度一直處於45-50%左右，領先陳水扁20個百分點左右。

二是陳水扁打出“拼經濟、大改革”旗號，並充分利用執政資源四處開拓中間票源。為爭取中間選民的認同，陳水扁年初以來一方面推出了一系列聲勢大、見效快的“拼經濟”措施，以營造景氣回升的假像，扭轉經濟施力不力的形象；另一方面則大刀闊斧地追查“新瑞都開發弊案”、“拉法葉艦軍購弊案”、“國安局密賬”等大案，宣稱“不惜動搖國本也要追查到底”、“證據到哪辦到哪，沒有上限、下限”，意圖在島內造成“掃黑除弊”的聲勢。此外，陳水扁還充分利用執政資源在全臺319個鄉鎮“走透透”，尤其是密集深入大台北及桃竹苗等泛藍“票倉區”，企圖通過“政策買票”四處搶樁、撥樁。上述措施雖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並未有效拉抬陳水扁的競選聲勢，民調支援度仍維持25-30%左右，與連宋的差距約在20個百分點。

（二）“公民投票法”完成立法以前，陳水扁競選聲勢緩步上漲，泛藍聲勢大幅下滑，兩者的差距不斷縮小，甚至追平。

一是陳水扁主打“台獨”牌有效地拉抬了競選聲勢，與連宋的差距縮小。4月底島內非典疫情迅速蔓延後，島內民眾及媒體紛紛痛批當局防疫無能，陳水扁的施政滿意度也跌至33%的歷史新低。基於政績不彰、景氣低迷在短期內難以有效扭轉，陳水扁便意圖通過大肆炒作統獨議題、升高兩岸對立、激化島內統獨矛盾來煽動民粹、撈取選票。陳水扁不僅明確將2004年“總統”選舉定位為“一邊一國對一個中國的決戰”，並不斷拋出“一邊一國”、“公投”、“正名”、“制憲”等一系列“急獨”主張，更在9、10月相繼發動兩波聲勢浩大的“台灣正名”、“公投制憲”大遊行，尤其是將11月初的“過境美國”成功操作為“造勢之旅”，不僅成功地炒熱了選情、主導了選戰議題、凝聚了基本選民的向心力，也騙取了部分期待改革的中間選民的共鳴，有效地拉抬自身競選聲勢。陳的民調支援度不僅由30%左右緩步上升至35%左右，與連宋的差距逐步縮小，雙方差距由20個百分點逐漸縮小至5個百分點以內，甚至有民調顯示，陳水扁以1%左右的些微差距領先連宋。

二是泛藍陣營的競選空間遭到壓縮，競選聲勢大幅下滑。主要原因在於：一為陳水扁接二連三地拋出“急獨”主張、發動“台獨”大遊行，不僅搶佔了各大媒體的主要版面，並成為政治節目熱烈討論的焦點，使泛藍主打的經濟民生議題根本無人理會，極大地壓縮了泛藍的競選空間。二為連宋既未詳細闡明達成“幸福遠景”的具體方法、手段，又未提出具有號召力的政策性建議，以致既燒不起選民的熱情，也無法引起媒體的反響。三為泛綠不斷將泛藍污為“賣臺集團”、“中共同路人”，抹黑為“反民主、反改革”，引起部分本土選民的疑慮。四是連宋為避免選戰陷入隨泛綠起舞的“統獨大對決”，在統獨議題上一開始基本採取謹慎低調的“冷處理”方式，尤其是在“公投”、“制憲”等議題上並未提出自己的具體主張與反制措施，引起部分選民的不滿。民調顯示，連宋的民意支援度自5月後就有緩步下滑的趨勢，11月初更是大幅下跌至40%以下，令泛藍極為焦慮。為扭轉被動局面，泛藍決定在統獨議題上反守為攻，並先後拋出“新憲三部曲”以及主導“公民投票法”在“立法院”三讀通過。

（三）“公民投票法”通過後，泛綠上升勢頭受挫，泛藍下滑聲勢止跌，雙方支援度漸趨穩定，泛藍居小幅領先態勢。

一是在美國的強烈反對下，“防禦性公投”已由陳水扁的“救命稻草”逐漸轉為競選包袱。以國親版為主的“公民投票法”完成立法後，完全封殺了行政部門發動任何形式“公投”的空間，為搶回議題主導權、化解被動局面，維持因“公投”議題而大漲的競選聲勢，陳水扁隨即在“防禦性公投”上大做文章，宣稱將在明年“3.20”發動“防禦性公投”，但卻遭到美國的強烈反對。雖然為化解美國的反對壓力，陳水扁一再宣稱“防禦性公投”是為了“維持台灣現狀”、無涉統獨，並將之調整為“防衛性公投”、“和平公投”，但至今未能説服美國。歲末年初，不僅美國持續透過各種管道強烈表達反對立場，日本、歐盟等國也紛紛向台灣表達嚴重關切，給陳水扁以極大壓力。陳水扁大選操盤手、“總統府秘書長”邱義仁坦承，如果“公投”後續的國際爭議沒有好好處理，原來的正數反而可能變成選舉負數。民進黨高層人士則稱如果美國再度説出重話，或持續表態反對“公投”，將嚴重影響中間選民以及工商界的投票意向，“民進黨可能跑掉三至五個百分點的選票”。

二是為阻止選戰回歸經濟民生議題戰場，民進黨大力追討國民黨産。雖然泛藍為突出“拼經濟、拼和平、救台灣”的競選主軸，一方面策略性調整兩岸政策立場，避免與對手一再在統獨議題上纏鬥下去，另一方面則拋出各項具體的財經政策主張，向選民推銷泛藍的經濟理念。在“防衛性公投”議題已陷入“辦與不辦”都可能輸的“兩輸局面”的窘境下，為防堵泛藍將選戰主軸扭轉至其所不擅長的經濟議題戰場，民進黨於是鎖定國民黨的黨産問題窮追猛打，以替代原先炒熱的“公投”議題。民進黨不僅策動“行政院”全方位清查國民黨黨産，還推出多波痛批國民黨黨産的廣告，“臺聯黨”更表示將發動“萬人追討國民黨黨産運動”，以喚起民眾對國民黨當年非法取得黨産及“黨庫通國庫”的記憶，影響他們對泛藍的觀感。此外，泛綠還鎖定連戰的私人財産進行攻擊，意圖製造另一個“興票案”，以給連宋以致命的一擊。為化被動為主動，降低“黨産案”對選情的衝擊，泛藍陣營也成立了“黨産專案小組”研擬因應方案，泛藍不但主動公佈黨産的流向以及連戰個人的財産資料，還主動歸還一些取得過程有爭議的黨産，並宣稱只要發現任何黨産取得過程不當，該歸還的就歸還。

雖然泛藍採取了主動因應的策略，但由於國民黨下臺三年多來在處理黨産問題上一直未見突破性的進展，也未取得選民的認同，民進黨持續追打黨産問題確實對連宋的選情産生一定的負面影響。據國民黨內部民調顯示，民進黨啟動黨産攻勢之初，連宋的民調支援度確實下滑1-2個百分點，如果黨産議題持續到明年選前都無法結束，可能影響中間選民的投票意願。同時，國民黨高層人士也指出，黨産問題是一個打了十幾年的老議題，不會再有致命一擊的驚人發現，對泛藍整體選情並不會産生太大的傷害。

在這一階段，由於陳水扁在“防衛性公投”議題上受到前所未有的國際壓力，而泛藍則被泛綠困在黨産以及連戰個人的財産問題上難以抽身，島內民調顯示藍綠雙方的選情並未出現太大的變化，泛藍仍穩定維持在40%左右，泛綠則在35%左右徘徊，雙方的差距也維持在5個百分點左右。

展望2004年，不論“總統”選舉結果誰上誰下，都將導致島內政治生態的重新洗牌，雙方陣營內部也將進行新一輪的分化與重組。

中國網2004年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