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勤的最初形態是伴隨保障。隨著戰爭規模和戰場空間的不斷擴大，戰略後勤的概念逐步産生出來，並以其在國家戰略能力構成中的特殊地位，為古今中外的戰略家所高度關注。

    在歷史發展的許多緊要關頭，戰略後勤與國家存亡密切相關。英國的戰略學家利德爾哈特説過，所有攻勢行動都是有其頂點的，一旦接近這個頂點，任何攻勢都將成為強弩之末。這時，決定作戰進程乃至結局的，將是攻防雙方的戰略後勤支援能力。二戰期間，正當蘇德兩軍膠著于莫斯科城下的時候，蘇聯從烏拉爾山以東的戰略後方，調集了百萬大軍，挾3200輛坦克和2700架飛機，不僅解了莫斯科之圍，而且一舉奠定了衛國戰爭勝利的基礎。按理説，二次大戰以後，美國的綜合國力、科技能力、軍事實力始終名列世界榜首，指揮控制、戰略投送能力居各國之最，出於其全球戰略的需要，建設一個強大的戰略後勤，以適應其全球霸權戰略，是力所能及的。可是，直到1990年海灣戰爭，美軍還是把預先置放和戰略投送並重考慮。海灣戰爭，美不僅動用了1900多架次大型飛機和201艘船舶組織戰略投送，還使用了預置在戈迪加西亞海灣的14艘船上的後勤物資來組織應急保障。一直到了科索沃戰爭，美國才通過“本土後勤”實驗，實現了全部依賴戰略投送來保障一場戰爭的多年夢想。個中曲直，説到底還在於通信控制和緊急投送能力的制約。

    我們的戰略後勤建設，也走過了一條曲折的道路。建國後很長一個時期裏，我們為應對外敵入侵，在加強“大三線”亦即戰略後勤建設的同時，還不得不耗費大量的財力物力人力，在主要作戰方向挖洞建庫，預置後勤物資和保障部隊，以備不測之需。囿于當時的國力軍情，在物資匱乏，特別是通信、交通能力差的情況下，這種做法雖是不得已而為之，但也起到了威懾敵人、遏制戰爭的作用，為我們贏得了幾十年的和平建設時間。然而，當我們今天回過頭來進行審視的時候，卻不難發現，這種耗資巨大的後勤預置，隨著戰略方向的調整，自然也就成了巨大的後勤資源浪費。

    軍事領域的深刻變革，往往建立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基礎之上。我國經過50年的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20年來，綜合國力有了很大提高，國情軍情和過去相比有了很大不同。根據國家統計《年鑒》2000年公佈，我們國家的鐵路有5. 8萬公里、公路有135萬多公里，比20年前分別增長了20%和52%。大型運輸機有80 0多架，大型運輸船舶有13000多艘。通信建設更是發展迅速，各種電話已達1.8億部，特別是25萬公里的“八縱八橫”通信光纜鋪設已近尾聲，話音通信正在被寬頻數據通信所代替。這説明，我們國家的交通、通信建設已有了長足進步，奠定了巨大的國防潛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雖不能像軍事強國那樣，完全取消預置後勤，僅靠戰略後勤就能保障一場較大規模的作戰行動，但調整戰略後勤和預置後勤的比重，增大對戰略後勤建設的投入，還是應該進入部隊跨越式發展的總體思路的。

    理論歷來是時代的産物。如果説在上世紀，預置後勤曾一統天下成為主流理論，那麼在新的世紀，戰略後勤將是後勤建設理論的主旋律。這時，觀念更新具有決定性作用。

    加強戰略後勤建設和國家經濟建設緊密相連。一個國家的生産力佈局，既要著眼于各地區的比較優勢，以謀求經濟發展，又要與國家的軍事戰略相適應，以利於國家安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基本形成了主要以市場手段配置資源的格局。但要看到，國防建設屬於“外部經濟”的範疇，“看不見的手”無力調控。因而從國家來講，必須運用行政手段，採取有效措施，在戰略腹地保持較強的戰略物資生産能力。同時，對一些平時用處不多、戰時大量需要但又不便長期儲存的軍用物品，應在主要戰略方向儲備必要的生産能力。

    戰略投送能力是國家戰略後勤建設水準的重要標誌。從近年來世界上發生的幾場高技術戰爭的情況看，組織戰略投送，必須依靠國家的交通運輸體系。把國防力量寓于國家經濟建設規劃之中，加大國防動員的能力。依據軍事鬥爭準備的需要，精心制定動員方案，並通過健全動員法規，保證動員工作在各種所有制企業落實。人民戰爭，永遠是我們剋敵制勝的法寶。建設戰略後勤，應著眼時代的進步，發展人民戰爭思想，建設寓軍於民，平戰結合的相容型國防。

    未來戰爭仍然具有突發性和突變性特點，為應付戰略支援之急需，應進一步加強軍隊戰略後方基地的建設。這實際上也是國家戰略後勤建設的重心。在這個問題上，特別需要注意把應急準備與長遠建設結合起來，充實物資儲備，調整力量結構，增強部署彈性，提高應變、防衛和全方位支援保障的能力。同時，加強戰略後勤建設，也有一個觀念轉變問題。過去，準備在預設戰場打仗，靠預置後勤保障，是一種靜態保障方式；未來打機動，主要靠戰略戰役投送能力，是一種動態保障方式。實現由靜態保障向動態保障的觀念轉變，是建設好戰略後勤的前提。●何唱

    解放軍報200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