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見到俞平伯先生是在1964年9月。那時,我剛從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文學研究所工作。在學校時,我已考上了趙景深先生古典戲曲專業的研究生,並參加了由趙景深先生任社長的上海崑曲研習社,向趙先生學習崑曲。記得我當時學會了《長生殿》“小宴”一折中的“粉蝶兒”,以及《玉簪記》中“秋江”一折。本來我應留在母校讀研究生的,可是當宣佈分配名單時,我卻意外地聽到我被分配到文學研究所工作。離滬前,我向恩師趙景深教授辭行。我問老師:“您怎麼不收我這個學生了?”老師慈祥地笑了,説:“不是我不願收你,是因為你有更好的去處。”他説,他招研究生,可是沒有分配權。現在本科的分配方案中有文學研究所,這是全國文學的最高學府,是許多學子夢寐以求的單位。“你讀我的研究生,將來畢業後,也未必能分配到文學研究所。正好你師兄鄧紹基為文學所到復旦來招人,我就把你推薦給他了。”我這
才解開困惑一時的謎團,更為老師對我的一番良苦用心而深深感動。我至今記得他語重心長地對我説:“你到文學所工作,能得到深造和鍛鍊,比讀我的研究生強。我相信你在學術上定會有所建樹。”
我對老師説,我喜歡崑曲,離開了上海崑曲研習社,我無法學崑曲了。老師説:“文學研究所的俞平伯先生在北京也辦了個崑曲研習社,由俞先生任社長。你到了北京後,可以去找他,加入他那個崑曲研習社。”説著,他寫了兩封介紹信,一封給鄧紹基先生,請他關照我這個師弟,另一封給俞平伯先生,介紹我加入北京崑曲研習社。我接過這兩封介紹信,感到老師慈父般的關愛暖遍了全身。
1964年,正處於“文革”前夕,那時候,極左思潮已如烏雲般翻滾在中國大陸的上空,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據消息靈通人士透露:張春橋在內部一次會議上傳達了毛主席對文藝工作的兩條批示,並説批判封資修是當前思想戰線上的重要任務。和我一起分到文學所的同學勸我別去加入什麼崑曲社了,“也不看看現在是什麼政治形勢!崑曲,那是封建主義的東西!”可是,我太喜歡崑曲了,不顧同學的勸告,還是去拜訪了俞先生。
那時俞平伯先生住在皂君廟一處四合院裏,稱老君堂。那是一個秋日的下午,我推開虛掩的院門,走進院中,只見庭院裏左右兩邊各有一株桃樹和梨樹。正是初秋季節,樹影婆娑,陽光斑駁,回廊杳無人跡,四週靜寂無聲。我還在觀望,一顆黃黃的熟透的梨子“啪”的一聲掉在青色方磚地上。此情此景歷歷如畫,在我的記憶中一直留存至今。
見了俞先生説明來意,並呈上趙先生的介紹信。俞先生摘下深度的近視眼鏡,把介紹信湊到眼前仔細觀看。我端詳著俞先生,只見他個兒不高,瘦瘦的身材,方方的臉龐,頭髮稀疏,幾近禿頂。我心想:這就是被毛主席批判過的大名鼎鼎的俞平伯!
俞先生看過介紹信,向我詢問趙景深先生的近況。最後,他不無惋惜和遺憾地告訴我:北京崑曲研習社解散了!
看來,這也是因當時嚴峻的政治形勢所致。
不到兩年,一場空前的劫難“文化大革命”終於爆發。
儘管俞先生在各種場合一再懇切地表示,心悅誠服地接受毛主席的批判,決心努力改造資産階級的學術思想,但是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時代,他豈能倖免于難!他的罪名從“資産階級紅學家”上綱為“反動學術權威”,罪證就是毛澤東批判過的《〈紅樓夢〉研究》。他被揪了出來。
那時,外邊來的紅衛兵常常要到我們學部揪“黑幫”遊街示眾。每逢此時,便是“牛鬼蛇神”們最揪心、最痛苦的時候。古話説:“士可殺而不可辱”,而他們卻必須忍受人格和尊嚴遭到粗暴的侮辱和踐踏。記得有一次紅衛兵押著“牛鬼蛇神”們遊街示眾。“牛鬼蛇神”們被強迫戴上各式各樣的紙帽子。所長何其芳,“保皇派”保的“皇”,戴皇帝的冕旒,平頂冠,挂著流蘇,手拿一面紙旗,上寫“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從英國回來的吳世昌先生,被斥責為“假洋鬼子”,給他戴上博士帽。還有的戴上烏紗帽、員外帽等等。而俞平伯先生,則從“資産階級紅學家”一變而成為“封建餘孽”了,給他戴上傘形清朝官帽,把掃帚抽下幾根插在帽後當翎子。在20世紀60年代中葉,在中國首都北京,在全國的最高學府哲學社會科學部,一群舉世聞名的學界精英,戴著各種稀奇古怪的紙帽子,被一批愚昧無知的狂暴的紅衛兵驅使著當猴耍,這是一場鬧劇,也是一場悲劇。
遊街完了,接著示眾。紅衛兵小將挨個審問“牛鬼蛇神”。輪到俞平伯先生,紅衛兵厲聲喝問:“叫什麼名字?”
俞平伯有點結巴:“叫,叫俞平伯。”
“寫過什麼毒草?”
“我,我寫過《〈紅樓夢〉研究》。”
因為結巴,“研究”兩字,小將們沒聽清。
“啊!原來《紅樓夢》就是你寫的!”冤有頭,債有主,小將們總算找到罪魁禍首了。
“不不不,不敢掠人之美!《紅樓夢》不是我寫的!”俞老先生更結巴了。
“剛才還説是你寫的,轉眼就不認賬,真不是玩意兒!”小將們套用了樣板戲《智取威虎山》的臺詞,還往俞老頭上掄了一巴掌。
我看著這一切,真替他揪心。但令我欽佩的是,俞老先生以鎮定的態度對待這一切,或者説,以遊戲人生的態度來接受這一切。紅衛兵把他當猴耍,然而他何嘗不是在觀看紅衛兵的表演呢?
在“文革”中,紅衛兵破四舊,把原有的街道、衚同名稱都改成諸如“東方紅街”、“反修衚同”等“革命性”的名稱。而不識時勢的俞先生卻針鋒相對地寫了一本考證北京街道衚同的書。此事被紅衛兵知道後,其後果可想而知,俞先生又被狠狠地批鬥。紅衛兵小將們説,我們破四舊,你倒在復四舊,可見你復辟之心不死!
面對橫逆施暴,俞先生面無懼色,總是那麼鎮定平靜。他身體瘦弱,卻似乎能經得起最大的風暴。在那深度近視眼鏡的背後,他的眼睛只有睿智和坦蕩,沒有絲毫的乞憐和獻媚。俞先生在“牛棚”(指關“牛鬼蛇神”的地方)時寫了不少詩,其中有兩句最為大家傳誦:“三椅拼睡南窗下,黃棉襖子暖烘烘。”“黃棉襖子”指的是太陽光。這兩句詩活畫出俞先生自得其樂、其樂融融的曠達心情。我從俞先生身上看到了中國知識分子“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傳統的人文精神。
下幹校後,有關俞先生的趣聞很多,比如他愛吃蝦,一次去趕集,問賣蝦人:“這蝦怎麼賣?”賣蝦人告訴他一毛五一斤。俞先生不懂行情,還以為是一毛五一對,就買了十對,卻付了十斤的錢。賣蝦人樂壞了,此事也就不脛而走,流傳開來。後來老鄉們漸漸知道,俞先生是毛主席點名批判的大知識分子,出於好奇,於是不斷有人去他住的房子前面探頭探腦,想看看毛主席批判的人是什麼樣子。為了減少打攪,俞先生買了好多黍桿,用繩子在房子周圍築成籬笆。不料第二天一早,籬笆消失了,地上卻渣滓狼藉。原來俞先生買的是甜黍桿。又有一次,幹校因老鄉經常偷糞,派俞先生去看守廁所。俞老先生端了只凳子,坐在廁所對面的墻腳下,一邊曬著太陽,一邊遠遠地看著。眼見老鄉們在他眼皮底下公然進廁所,一擔擔地往外挑糞,而他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裝做沒有看見。他也只能如此。他,一個瘦小老頭,面對幾個身強力壯的青年農民,他又能怎樣?真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説不清。再説,這地方土地貧瘠,老鄉生活也實在太困難。我想俞先生之所以採取不聞不問的態度,必是對老鄉動了惻隱之心了。
後來,幹校從息縣遷到明港軍營,不搞生産,只搞運動。那時候,會前會後要唱革命樣板戲,這教唱樣板戲的任務就落在了我的身上。那時,八個樣板戲的主要唱段,我差不多都能唱。我能教唱老生、老旦、青衣、花臉的唱段。想當年,我向俞先生學唱崑曲,沒學成;想不到在明港軍營中,俞先生坐在人群裏向我學唱樣板戲。看到擅長唱崑曲的俞老先生如此認真地、有板有眼地學唱革命樣板戲,我覺得這真是富有戲劇性的一幕!
回到北京後,我和俞先生見面的機會就少多了。他搬到南沙溝後,我只拜訪過他兩三次。有一次,我向他求墨寶,他慨然應允,揮毫寫下一律,字體是清秀的行書。詩如下:
故人邀我作東遊,
喜得年時及早秋。
三面鬱蔥環碧海,
一山高下盡紅樓。
沙溫浪軟飄情侶,
燭暗弦低含舞儔。
此夕憑虛君不見,
萬千燈火佔齊州。
昔壬申年遊青島雜詩之一,丙辰初冬仍錄以應士傑同志屬正 俞平伯
《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