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初開始，自梁啟超提出史學革命之後，史學近代化的趨勢逐漸形成。有識之士迅速把史學研究的視角轉向社會的、群體的、民眾的活動。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誕生並逐漸佔據主導地位後，需要加強對社會、群體、經濟的考察。區域史研究在這一背景下被激活，各個地區的研究顯示了極其豐富的內容。許多地方上的人文和經濟乃至自然領域裏的重大問題，在傳統的正史中缺載，同時也是正史無法一一具述的。地方誌、區域史正是在這一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補充，為促進史學研究現代化提供了重要的編纂形式和寶貴的歷史內容。現代區域史的研究更是如此。這從近年來不斷興盛的徽學與敦煌學研究即可窺一斑。
徽學，也稱徽州學，一開始以徽州地區社會經濟史為主要研究對象，逐漸地發展為包含政治、法學、文化、藝術、醫學、農學、建築等廣泛內容的專門研究領域。中國科學院成立了徽學研究中心，安徽師範大學成立了徽商研究中心，今年（2000年5月）國家教育部又在安徽大學成立了徽學研究基地。徽學研究從基礎工作開始，取得了很大進展。
徽學研究通過對徽州契約文書、宗族家譜、方志文集、地方建築遺存等大量文獻資料和實物資料的蒐集、整理、調查、研究，對徽州這一具有典型性的區域進行了深入研究，總結了《徽州商幫》、《中國十大商幫》、《徽商研究》等研究成果，運用了“宏觀研究與微觀研究相結合、綜合研究與個案研究相結合的手法，並嘗試著應用計量研究的方法，比較研究的方法以及社會學的、心理學的和文化學的研究方法。”（張海鵬《徽商研究 前言》）獲得了徽州史學研究的新成就。這是舊史學和其他史學無法代替的。《徽商研究》，“透過徽商興衰演變之跡可以從一個側面窺探當時整個社會的全貌。”（張海鵬《徽商研究 前言》）而在舊史學中，則很難找到某一個區域某一個商幫的活動的具體記載。從徽州商幫的形成與發展，徽商的資本積累，以及徽商在全國各地的經營，徽商在糧、鹽、茶、木、棉紡、典當等各種行業中的活動，徽商資本的出路，徽商與宗教勢力及各種政治勢力的勾結，徽商與徽州教育、徽州美術、徽州建築、徽州醫學、徽州刻書等徽州文化之間的關係，可以看到經濟和文化之間的密切聯繫，進而可以看到時代和全社會政治經濟的脈搏。這些都補充了舊史的大片空白。
在唐史研究中，敦煌吐魯番學的興起對於推動唐史和中國通史研究的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通過敦煌學的研究，高昌國的歷史有了具體展現，唐前期的歷史有了許多新的認識，唐五代時期河西地區的歷史也不再空白。正因為諸多方面的意義，全國成立了敦煌吐魯番學會和研究中心，集中全國力量，不斷在敦煌學研究中取得新的成就。
隨著敦煌學研究進一步發展，史學現代化的步伐也隨之加快。按照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指導，從經濟關係揭示歷史規律的研究有了很大進展。例如，唐代的租佃制，帶來了唐後期的生産方式的重大變化。租佃農民與田主形成了一種新的經濟關係，租佃者對田主人的人身依附關係極小。而這种經濟關係並非突然發生，早在唐前期，租佃現象即已存在。正是這種租佃制的存在，使均田制下破産的農民有了重新獲得土地的出路，也使土地兼併出現的大土地私有制賴以存活。但是這種認識一直停留在理論演繹的困惑中，敦煌吐魯番出土的文書的課題研究，為此作出了雄辯有力的論證。大量出土的租佃契約文書，證明了建國以來唐史研究中的這一結論。
許多年輕學者，如李錦繡撰寫的《唐代財政史稿》、陳明光的《唐代財政史新編》等，正是得力於新時期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的成果，才把自胡鈞《中國財政史》（1920年），日本池田溫《中國古代籍賬研究》以來的中外學者的唐史研究又推進了一步。
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區域史也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鄧小平提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後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引自江澤民《中共十五大報告》）鄧小平之所以提出“地區”理論，就是因為看到了中國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的客觀差距。
鄧小平這一重大理論的提出，與中國區域史研究提供的理論依據有關，也與鄧小平深入研究和掌握中國區域史的豐富歷史學識有關。鄧小平正是諳熟中國各地區的歷史，把握了國情，才準確而又切合實際地提出了“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地區”理論，從而有效地推進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並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
今天，鄧小平“地區”理論正在繼續指導“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黨中央開發西部戰略部署的英明決策，離不開中國區域史的歷史總結，但是也向中國區域史建設提出了更強烈的要求。開發西部的歷史使命呼喚區域史作出更加深入而又全新的歷史總結。這一要求越強烈，也越加顯示區域史在理論建設和實踐建設中的重大作用，因而也越加應該加強區域史自身的理論建設，以保持區域史能持續興盛，不斷發展。
（作者：安徽大學副教授）
《北京日報》2000年1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