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少學者看來,1997年的金融危機給亞洲留下了這樣一個慘痛教訓———薄弱的公司治理是經濟和金融體系脆弱性的主要“罪魁禍首”之一,也許正是基於這樣的原因,公司治理這個話題近年來一直是宏觀經濟和公司治理是經濟領域最熱門的話題之一。昨天下午,亞行年會系列研討會上再次鎖定這個話題,不少真知灼見的研究成果讓與會者覺得“不虛此聞”。
公司治理事關投資者信心
作為投資諮詢分析業的佼佼者,標準普爾的名氣早已超出業內。昨天,其公司治理部門的管理董事喬治 達拉斯從專業的角度出發,為衡量公司治理設定了一些基本要素———所有者結構、財務股權、透明度以及董事會結構。他指出,不少投資者衡量投資機會時,董事會的行為和財務表現幾乎同樣重要,投資者願意為治理良好的公司付更高的價錢,同時,越來越多的經驗數據表明,企業的財務表現和其公司治理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談到亞洲的情況,喬治 達拉斯認為,亞洲的公司治理往往具有這樣一些特點:家族企業股權結構居多;董事的獨立性有限;透明度及治理結構的表現也各有不同。根據標準普爾的研究,亞洲新興市場在透明度方面的得分低於歐洲,但高於拉丁美洲。
亞洲公司治理任重道遠
通過對國際工商界領袖的調查,新南威爾士大學經濟學家卡斯伯設立了一個測度治理水準的指標,他在計算後發現,在全球59個國家和地區的總樣本中,亞洲國家公司治理結構的排名普遍比較落後(大多在40名前後)。卡斯伯認為,對於亞洲國家而言,在起飛的初期治理結構也許並不十分重要,但隨著經濟走向成熟,建立一個可靠、公平、實施有力的治理結構就日益顯示出其重要性。
“醫治”中國公司治理
被譽為“有良知的經濟學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吳敬璉教授昨天的到會引起了各方關注。吳敬璉指出了中國上市公司在治理結構方面的三大問題:一是所有者結構失衡,“一股獨大”,在中國上市公司的股權結構中,國有股的比重高達55%;二是大型國有企業在改制上市的過程中,大多采用將核心資産拿出並組建上市公司、餘下部分成為控股公司的模式,這種模式帶來了不少問題,例如控股公司從上市公司轉移資産,內部人控制等等;三是股價操縱。
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吳敬璉認為,首先應當降低國有股比重,其中不應忘記將國有股轉化為對老職工的補償;其次是減少有政府背景的控股公司對上市公司的操縱,建立一個適合股東需求的治理結構;對於上市公司而言,還要特別注意保護股東利益,特別是中小股東的利益。
藍籌股是股市“穩定劑”
由於對公司治理和宏觀監管的不少真知灼見,香港中文大學的朗鹹平教授一直處在這個領域研究的“風口浪尖”上。在昨天的研討會上,朗鹹平公佈了一項針對中國上市公司的研究成果。從2001年6月到2002年1月,中國股市下跌達40%左右。朗鹹平發現,在最抗跌的前30家公司中,藍籌股佔33%,市盈率在20—30倍之間,和歐美股市的情況比較接近。
朗鹹平認為,藍籌股抗跌是由於其市盈率維持在正常水準,股價也反映了上市公司的基本情況,而有莊家嫌疑的公司股價上漲卻是炒作的結果。朗鹹平一再強調,莊股其實像一個定時炸彈,而藍籌股才是股市的“穩定劑”。(楊燕青 劉芳)
解放日報 2002年0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