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業安

當國資委不再扮演政府角色的時候，誰來監督國資委？當了股東，行使股東的權利。企業的重大投資決策都需要介入。企業決策總是處於不確定性的約束之下，沒有人能夠保證決策的準確率，這就使得國資委要承受比過去大得多的風險一段時期以來，上海國資委的一系列動作備受人們的高度關注，由政府牽頭整合本地上市公司資源，形成幾個大型企業集團，從而實現國企做大做強的目標，體現了上海市政府對國資管理模式的新探索。

特別是，最近上港集團通過吸收合併的方式兼併了上港集箱，實現集團的整體上市，更是把上海市國資委直接推到了前臺。

當國資委成為股東

過去國資委一般把自己定位在政府監管國有資産的角色上，通過一些中間層組織來實現對國企的調控和監管，比如國有資産投資公司等。但上港集團的這次行動，使得上海國資委從政府部門徹底轉向了一個經濟組織，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在全流通的大環境下，意味著國資委不再是過去的政府部門，而是國企的股東，直接參與國有資産的經營管理，意義非同尋常。

過去設立國資公司等中間層，就是為了避免政府對國企的直接干預，使得國資委作為一級監管機構，行使政府的相應職能，以解決政企不分問題。但是，這種中間層組織的存在，加長了委託代理鏈條，增大了代理成本，並且無助於國有資産的保值增值。

在這種背景下，取消中間層，由國資委直接作為股東參與國企的經營決策，至少能夠節約相應的交易成本，促進資訊的流動，從而提高對國資的監管效率。從這個角度看，上海的經驗值得推廣。

誰來監督國資委

問題在於，當國資委不再扮演政府角色的時候，誰來監督國資委？按照過去的隸屬關係，似乎財政部是一個監督機構，監督國資委的國有資産運營情況。這樣，財政部就要分出一個機構，坐到原先國資委的椅子上，而國資委則把原先國資公司的椅子收回來，自己坐著。看起來還是有點換湯不換藥。

在財政部和國資委之間，以及國資委和國企之間仍然存在著兩級委託代理關係，這和過去的國資委和國資公司之間，以及國資公司和國企之間的代理關係一模一樣。唯一的差別就在於機構的名稱。

如果真是這樣，那就和現在電視上不斷推陳出新的電視劇一樣，名稱和情節不同，但都一樣乏味。無論學者們如何爭論國資委直接持股的合法性與合理性，終究還是沒有給出國資管理的新面孔。

所以，我並不看好上海的這次創新，因為本質上並不存在創新。但是，我看好這次創新帶來的機遇，這要看精明的上海人是否能夠更大膽地進行制度創新。國資委作為股東，自身應該做什麼？這才是如今最迫切的問題。

過去對國資管理的理解總是以為，通過對國企經營管理的有效監管，實現國資的保值增值。對一些壟斷行業來説，這個目標很容易實現，油價呼呼漲，國資委的同志們即使整天瞇覺，也不會擔心國資貶值。而對於一些競爭性行業，即使國資委整天把眼珠子瞪出來，也未必就能保證國資的保值，更別説增值了。

管家也是有學問的，四處走走，把主人的那點家産看緊，應該是一個好管家；受主人之托，把家産做一個合理投資，看著主人的家産一點點膨脹，更是一個好管家。管家的兩種身份當起來都不容易，不過前面一種相對簡單些，因為風險較小，政府的背景至少能夠讓管家的身子站得直，就和穿著正裝的保安一樣，説話硬氣。所以，在過去，國資委大多選擇了消極管家的角色，把自己定位在監督者的位置上。

而這次上海的國資委試圖扮演積極管家的角色，直接持股，就不是監督了事。一種辦法是，通過金融産品創新，把手頭的股份轉成債券或者優先股這類，僅僅享受紅利，不去折騰經營事務，這樣，國資委就和過去一樣，照樣做一個監督者。

行使股東權利麻煩挺多

另一個辦法就是，當了股東，行使股東的權利。這就麻煩了，企業的重大投資決策、資産處置、重要人事安排等等，都需要介入，而且如果身處大股東的位置上，還要最後拿主意。企業決策總是處於不確定性的約束之下，沒有人能夠保證決策的準確率，這就使得國資委要承受比過去大得多的風險，現有的國資委是否具備了風險決策所要求的企業家才能呢？

如果山還是那座山，人還是那個人，最好打退堂鼓。除非改變那山那人。因此，在我看來，上海市國資委真下決心做股東，那麼就要把自己打造成一個集投資銀行、財務顧問、基金公司功能等於一體的綜合性金融公司，才能在金融市場上立足。

但即使是這樣，還存在三個重大疑難問題：一是對有關人員的激勵。要做好這些業務，必須給予類似其他金融機構的報酬，國資委能做到嗎？二是內部治理和內部控制。國資委作為股東，自身也得規範化管理，董事會和監事會等內部治理機制的建立不可避免，相對獨立的內部審計也迫在眉睫。三是外部監控。過去的經驗表明，僅有財政部門的監督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地方人大財經(相關:理財 證券)組和審計部門的外部監督。比如要求國資委就年報和一些重大事項做説明。真心希望上海國資委能夠走得更遠，真正探索出國資管理的新模式。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導，僅代表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