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為白血病患兒捐獻骨髓，如今卻身患白血病。瀋陽市模範計程車司機薛振東一直以“平凡人”這個名字匿名幫助別人，他患病的消息傳出後，熟知他的人行動起來，聯合起來幫助他。然而，在社會踴躍為其捐款過程中，有種現象引起記者注意。“我想給薛振東捐款，請你們記者來採訪，既表達了我的愛心，又宣傳了我的企業。”瀋陽的一家企業老闆給記者打來電話懇求。（２月２７日《瀋陽今報》）

“如果你的愛心有很強的目的性，會讓病榻上的薛振東感到心寒”、“就像面碗裏飛進了一隻蒼蠅，熱騰騰的氣氛一下子涼了起來”、“愛心在有些人眼裏卻成為一種可利用的手段，是一座橋，是一條河，河的對岸仍然是私家的莊園，自己的私欲”……這些言論，是媒體對企業老闆有目的的愛心的評價，筆者對此不以為然。

表達了我的愛心，又宣傳了我的企業———這位老闆的“愛心”真的如此面目可憎？“撈名聲”的善舉就不是善舉嗎？在持德行倫理的中國，在一些人的傳統觀念中，“義”“利”仿佛不可兼得，愛心是不可能用其他的物質手段來衡量的，更不能奢求回報。從這個角度説，為了“撈名聲”的善舉，仿佛不是真善舉。

其實，“利”和“義”並非矛盾，完全可以兼顧起來。即使有如孔子反對“言利”，但他反對的也只是“不義之利”。“義然後取”，只要合於義，君子也可求取私利。例如，以前獎勵見義勇為行為，就曾引發過道德需不需要獎勵的爭論，現在幾乎沒有人會認為這種獎勵不妥，因為大多數人不再用道德聖人的標準去要求普通人，而是用務實的精神，重新厘定現代人的道德基準線，這是可喜的進步。

一個經常被引用的數字是，中國慈善機構獲得的捐助總額，僅相當於２００４年ＧＤＰ的０．０５％，而美國這一比例為２．２％，是中國的４０余倍。許多媒體分析我國慈善事業尷尬現狀時指出，在世界大多數國家，為了鼓勵慈善事業，多采取一些讓慈善主角名利雙得的做法，進而張揚有目的的慈善行為。而我國，恰恰缺乏這一點，慈善者得不到相應的“名利”，無疑也是制約我國慈善事業的一個瓶頸。外國富豪在慈善事業上一擲千金，中國慈善家卻屈指可數，很大程度不是因為中國人缺乏愛心。在不違背法律的前提下，行善者得到他所要的“名利”，必然會激發更多的人行善，而最終受益的，除了那些“受助者”，還有整個社會，這種多贏不正是我們孜孜以求的嗎？從這個意義上説，這位老闆的要求，不僅不應得到輿論的批判，而是應得到社會的褒揚，“撈名聲”的善舉沒有什麼不妥的，與“潤物細無聲”的善舉一樣值得喝彩。（孫化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