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有兩條關涉貧困的新聞引人注目。一是《第一財經日報》報道,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段應碧説:“最貧困的10%的人口,所得的收入佔國民收入總額的1.8%,而最富有的10%的人口,所得的收入佔國民收入總額的將近30%。”一是《新京報》報道,《中國區域發展藍皮書》發佈,“環京津貧困帶”貧困人口達到272.6萬。
先稍加辨析這兩條新聞,前者是從整體上闡述貧富差距懸殊,參照以前的數據可以發現,我國貧富分化的速度不是減緩而是加快;後者説的是貧困個案,上海和北京儘管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兩個超級大都市,但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效應不盡如人意。兩條新聞都指向一個命題:貧困現象不容小覷。現在,反貧困已成為國人共識,問題是,該如何反貧困呢?
眾所週知,弱勢群體的貧困一般分為物質貧困、能力貧困和權利貧困。某些地方的居民經濟上捉襟見肘,甚至處於食不果腹的困苦境地,表面上看,是因為他們致富途徑單一,謀生本領低下,也就是説他們能力貧困。但追本溯源起來,能力貧困的終極原因是權利貧困,權利貧困才是造成弱勢群體舉步維艱的始作俑者。
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國情中心主任丁四保,2005年下半年對東北地區5個資源枯竭城市的貧困群體進行了調查。他對城市貧困居民做這樣的描述:離開原有在國企或者集體企業的工作後,大部分員工在實現再就業、獲得失業和養老保險、參加就業培訓、享受醫療和教育
服務方面,遭遇嚴重的排斥。(見2006年第6期《鳳凰週刊》)顯然,正是因為這些人在再就業、養老保險和醫療等方面的權利付之闕如,才一步一步致貧和返貧的。如果他們能處於權利富裕的景況,結局勢必不會如此尷尬。
再以農民為例。目前,我國絕大多數的貧困人口生活在農村。“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浮在表面上的原因是,橫亙多年的城鄉二元體制仍然堅如磐石、工業反哺農業的步伐推進遲緩等等。從深層次講,農民貧困的根源仍是權利貧困。具體而言,農民無法享受和市民一樣的優質教育資源,也無法享受和市民並駕齊驅的社保、醫保等權利。最根本的權利貧困則是,農民的土地財産權利無法得到嚴格地維護。比如,在某些地方的城市化進程中,農民的珍貴土地受到不公平的對待,被強行賤賣,他們只能忍聲吞氣,往往無法如願地伸張或者捍衛權利。
如果不能採取積極措施消除弱勢群體的權利貧困,貧富分化將會持續拉大。令人擔憂的是,現如今,富人與窮人這兩個群體之間缺乏良性互動,某些富人直言不諱地仇窮,一些窮人對富人也多有譏言。這將導致可怕的後果,正如學者孫立平憂慮:“大眾和精英裂痕的加深會導致什麼情況的出現?在結構層面上,可能是上層階級化、下層碎片化;在行動層面上,則是上層寡頭化,下層民粹化。”顯然,這是誰也不願意看到的雙輸結局。
因此,迫在眉睫的要務是彌補富者更富貧者更貧之間的鴻溝,這一方面固然需要富裕人群有更多的公民意識和社會責任,另一方面也需要相關部門進行公平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反貧困的前提是反權利貧困,尋求釜底抽薪之道,就是消除弱勢群體的權利貧困,不能讓他們成為“權利的他者”。(王石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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