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月２７日有兩條關涉貧困的新聞引人注目。一是《第一財經日報》報道，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段應碧説：“最貧困的１０％的人口，所得的收入佔國民收入總額的１．８％，而最富有的１０％的人口，所得的收入佔國民收入總額的將近３０％。”一是《新京報》報道，《中國區域發展藍皮書》發佈，“環京津貧困帶”貧困人口達到２７２．６萬。

先稍加辨析這兩條新聞，前者是從整體上闡述貧富差距懸殊，參照以前的數據可以發現，我國貧富分化的速度不是減緩而是加快；後者説的是貧困個案，上海和北京儘管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兩個超級大都市，但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效應不盡如人意。兩條新聞都指向一個命題：貧困現象不容小覷。現在，反貧困已成為國人共識，問題是，該如何反貧困呢？

眾所週知，弱勢群體的貧困一般分為物質貧困、能力貧困和權利貧困。某些地方的居民經濟上捉襟見肘，甚至處於食不果腹的困苦境地，表面上看，是因為他們致富途徑單一，謀生本領低下，也就是説他們能力貧困。但追本溯源起來，能力貧困的終極原因是權利貧困，權利貧困才是造成弱勢群體舉步維艱的始作俑者。

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國情中心主任丁四保，２００５年下半年對東北地區５個資源枯竭城市的貧困群體進行了調查。他對城市貧困居民做這樣的描述：離開原有在國企或者集體企業的工作後，大部分員工在實現再就業、獲得失業和養老保險、參加就業培訓、享受醫療和教育

服務方面，遭遇嚴重的排斥。（見２００６年第６期《鳳凰週刊》）顯然，正是因為這些人在再就業、養老保險和醫療等方面的權利付之闕如，才一步一步致貧和返貧的。如果他們能處於權利富裕的景況，結局勢必不會如此尷尬。

再以農民為例。目前，我國絕大多數的貧困人口生活在農村。“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浮在表面上的原因是，橫亙多年的城鄉二元體制仍然堅如磐石、工業反哺農業的步伐推進遲緩等等。從深層次講，農民貧困的根源仍是權利貧困。具體而言，農民無法享受和市民一樣的優質教育資源，也無法享受和市民並駕齊驅的社保、醫保等權利。最根本的權利貧困則是，農民的土地財産權利無法得到嚴格地維護。比如，在某些地方的城市化進程中，農民的珍貴土地受到不公平的對待，被強行賤賣，他們只能忍聲吞氣，往往無法如願地伸張或者捍衛權利。

如果不能採取積極措施消除弱勢群體的權利貧困，貧富分化將會持續拉大。令人擔憂的是，現如今，富人與窮人這兩個群體之間缺乏良性互動，某些富人直言不諱地仇窮，一些窮人對富人也多有譏言。這將導致可怕的後果，正如學者孫立平憂慮：“大眾和精英裂痕的加深會導致什麼情況的出現？在結構層面上，可能是上層階級化、下層碎片化；在行動層面上，則是上層寡頭化，下層民粹化。”顯然，這是誰也不願意看到的雙輸結局。

因此，迫在眉睫的要務是彌補富者更富貧者更貧之間的鴻溝，這一方面固然需要富裕人群有更多的公民意識和社會責任，另一方面也需要相關部門進行公平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反貧困的前提是反權利貧困，尋求釜底抽薪之道，就是消除弱勢群體的權利貧困，不能讓他們成為“權利的他者”。（王石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