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滿各種風險的競爭社會，每個人都可能遭遇起起落落，社會的公共福利制度就在人們下落的通道上設置了彈簧，讓人們不至於一摔到底。

是繼續享受政府低保福利，還是找一份工作，在主流的或者常識的判斷中，當然就是要工作，自食其力顯然比接受社會救援更有做人的尊嚴感。但是，如果辛苦工作賺到的錢和領低保得到的錢差不多呢？

廣州天河區低保戶王某在沒有工作之前，住在1元/平方米的廉租房裏，還領著330元/月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在他找到一份500元月薪的工作之後，摘了低保戶的帽子，可是，救濟金、廉租房的福利都沒有了。一算下來，他實際增加的純收入只有20元。具體到他的情況，我們就會發現，王某如果按照簡單“成本—收益”的經濟理性計算，他可能選擇放棄工作。

面對這樣的情形，當地媒體就認為，對待低保邊緣人群，低保政策應該更靈活一些。也就是説，應該讓這些低保邊緣人群繼續獲得一些公共救濟。

這樣的設想體現了弱勢關懷的人道情懷，但是，這樣的主張不過是變相提高了福利水準。提高福利水準之後，依然面臨新的低保邊緣處境，公共財政用於福利的支出不可能沒有節制地填進這種無底洞。

經濟學家早就分析過福利政策的缺陷，任何福利政策都將在一定程度上使部分人對政府福利形成依賴，失去自謀職業生存的動機。而且，福利制度不僅僅是社會財富的簡單再分配，還包括社會分配福利所帶來的成本，比如需要專門的工作人員，需要鑒別的工作等等，在社會經濟層面是缺乏效率的。但是，幾乎所有國家都有福利政策安排，説明政府選擇不經濟的福利政策，其目的還在於緩和社會矛盾。

鼓勵人們積極工作，自立自強，這應該是社會保障的一個基本原則，而不恰當的福利政策確實會鼓勵懶漢行為。所謂不恰當，往往就是低保水準太高。也就是説，福利政策應該僅僅是保障一個人獲得最低程度的生活保障。處於最低程度生活水準的人，需要通過就業來改善處境。

王某找了一個工作，卻因為各種新增加的生活成本，結果只有20元的節余，這並不能作為他還可以繼續享受福利的理由。這不僅僅是福利規則的嚴肅性問題，還因為自食其力帶來了其他好處，比如尊嚴感覺。廣州市城鎮最低生活保障救濟人員參加公益勞動的規定在去年底出臺，其實就是對享受低保的人群提出了相應的責任要求，有的地方還要求低保人群參加免費的職業培訓，這些要求其實都是正當的，因為任何人享受權利的同時，都必須履行相應的社會義務，公共福利並非困難群體絕對的權利。

我們把福利政策看成是減少最困難群體生存壓力的彈簧的話，這個彈簧承受的貧困壓力越大，它的反彈力量就越大。也就是説，讓部分困難群體自己擔當生活的壓力越大，他們擺脫困難的動力也越大。

（劉顯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