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發展、改革的基本情況
1、2001年的高校招生和畢業生就業情況
2001年，全國高校錄取新生超過250萬，比2000年增長13%；研究生招生16萬人，比2000年增長24%。
教育部規定，2001年高校收費穩定在2000年的水準上，任何高校不得私自提高收費標準。普通高校的統一學費標準（每生每年）為：醫學類4000元，理工農類3600元，文史類3400元，體育、外語類4800元；藝術類（藝術院校）8000元；非藝術院校的藝術專業6000元，其他專業類別3400元。熱門專業在此標準上上浮10%，百所重點院校在上述基礎上再加200元。
大學生就業情況普遍好于2000年。2001年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115萬人，其中專科生49萬人、本科59萬人、研究生7萬人。據71所教育部直屬高校的統計，截止2001年6月畢業生就業方案下達時，其16.39萬本專科畢業生的初次就業率為89.4%，其中本科畢業生為92.08%，專科畢業生為62.19%，均高於2000年同期比例。中央部門所屬院校本專科畢業生共4.57萬人，本科生初次就業率為82.13%，專科生為64.18%，總體就業率比2000年高9個百分點。地方院校的初次就業率為65%，也略好于往年。全國研究生初次就業率達93.8%，教育部直屬高校畢業研究生的初次就業率達97.57%。
從2002年起，中國初中畢業生將比2001年的1772萬人猛增282萬，達到2054萬人。此後4年將持續大幅度增長，在2004年達到2149萬人的最高峰。但高校擴招的速度不會比高中更快，因而，隨著新一輪初中畢業生高峰的出現，未來幾年高考升學率會有所下降。
2 、制定“十五”計劃，確定新的發展目標
2001年全國人大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對科技、教育發展的主要預期目標是：2005年全社會研究與開發經費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例提高到15%以上，科技創新能力增強，技術進步加快。各級各類教育加快發展，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成果進一步鞏固，初中毛入學率達到90%以上，高中階段教育和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力爭分別達到60%左右和15%左右。
“十五”期間的教育發展戰略要點被確定為：鞏固、擴大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掃除青壯年文盲的成果，確保其“重中之重”的地位；努力滿足國家和人民群眾的教育需求，積極擴大高中階段和高等教育規模；進行人才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提高人才培養品質；在構建終身教育體系、教育手段現代化和教育資訊化、鼓勵支援社會力量辦學、發展高等職業教育等方面實現重大突破。為實現上述目標，《計劃》提出到2005年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佔國內生産總值（GDP）的比例達4%。
3、中小學新教材、研究型學習
2001年秋天，全國有30萬中小學生用上了多套不同版本的全新教材，新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正式實行。
中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從1999年啟動。新課程標準著眼于未來社會國民素質的培養，而非單純學科知識的學習。新的課程體系中，小學階段以綜合課程為主，初中階段設置分科與綜合相結合的課程。如小學的音樂、美術課整合為綜合性的“藝術課”；初中的物理、化學、生物整合為“科學課”，歷史、地理整合為“歷史與社會”。小學和初中都增加了綜合實踐活動課，內容包括研究型學習、社區服務與社會實踐等。與以往所有課程均為國家統一課程不同，新的課程體系為國家、地方、學校三級課程管理。
4、重視提高高等學校教育品質
在高等教育持續幾年的大規模擴招之後，高等學校教育品質的問題暴露出來，引起教育部和社會輿論的重視。
據遼寧省教育廳對東北大學、中國醫科大學、大連理工大學等38所高校送來的464份畢業論文進行的品質檢查。原評定所有論文均為及格以上，成績為優秀的論文佔48%。經專家檢查後，成績優秀的僅佔28%；還有10%的論文為不及格論文。發現一個學校，同一專業的6份畢業論文有大段雷同，有較明顯的抄襲。據查，此次發現畢業論文雷同、有抄襲現象的學校共有4所。不僅出現了代寫論文的“校園槍手”，也出現了網上新型的“電子商務”——出售論文。
教育主管部門認為應當高度重視、採取有效措施控制本科教育品質滑坡的現象。這些措施包括讓教授為本科生講課，引進高水準教材、尤其是使用英文教材等。據對教育部所屬71所高校的調查，目前25%的正教授、20%的副教授不上講臺為本科生講課。為此，作為提高教育品質的措施之一，教育部明確要求：55歲以下的教授、副教授必須為本科生講課，2年不上本科講臺取消教授資格。
二、 教育熱點問題
1、農村義務教育面臨困境
基本實現“兩基”，意味著仍然有15%的地區尚未“普九”。還有0.9%的兒童沒有上學，11.4%的少年沒有讀初中，他們大多為農民的孩子。據教育部在2001年8月召開的全國全民教育部長級會議的報告，披露全國全民教育面臨的主要問題：教育投入嚴重不足制約義務教育發展，隨著初中學齡人口高峰到來，教育需求和供給之間的矛盾將更為突出；貧困地區教育普及程度偏低，學生入學率、鞏固率低，輟學率高；全面推進素質教育任務十分艱巨，初中教育品質是整個教育的薄弱環節。
另外,農村實行稅費改革後，作為農村教育經費基本來源的教育費附加被取消。使農村教育陷入新的困境。稅費改革前，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主要來源於三方面：即鄉級財政撥款、教育費附加和教育集資，後二者事實上成為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主渠道。近年來，安徽省這兩項約為11億元。稅費改革後，這11億沒有了。2000年，安徽全省鄉鎮可用財力為46億元，但當年全省鄉鎮供養的66萬人員工資即達49.5億元，根本無錢投入其他領域。因此，教師和學生同時流失；由於經費緊缺，學校不得不向家長要錢，導致“亂收費”回潮。在一些鄉鎮，初中生輟學率已超過10%。
專家認為，根本問題在於中央、省、市（地）、縣、鄉鎮各級之間財權和事權劃分不合理，地方財政收入太少，而負責的事務太多。如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目前全國義務教育投入中，鄉鎮負擔78%左右，縣財政負擔約9%，省地負擔約11%，而中央財政只負擔2%左右。
針對當前農村基礎教育出現的嚴重問題，2001年6月舉行的全國基礎教育工作會議進行了重點討論。國務院頒布的《關於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對農村義務教育管理體制重新定位，改變了1985年起由鄉級政府負責農村教育的體制，“實行在國務院領導下，由地方政府負責、分級管理，以縣為主的體制”。從2001年起，將農村中小學教師工資的管理上收到縣，並按規定設立“工資資金專戶”，由財政部門通過銀行直接撥入教師在銀行開設的個人賬戶；確有困難的，上級政府通過財政轉移支付給予適當的補助。“十五”期間，中央財政將用50億元專款重點支援中西部尚未“普九”的地區；用30億元專項補助資金用兩年基本完成現有中小學危房改造；並更大力度實施第二期“國家扶貧教育工程”。
2、高校産業政策重大調整
2001年8月底北京大學召開的科技開發與産業工作會議，介紹了國務院對即將開展的高校科技産業改制的計劃和設想，表明國家對高等學校校辦産業政策的重大調整。
這一調整的背景是：如北大方正、清華同方那樣的企業屈指可數，多數大學的多數校辦企業都是不賺錢的。大多數學校深感風險巨大，無利可圖，騎虎難下。校企不分、産權不明晰，介於企業和事業之間的不規範管理等等，則成為極少數優秀企業發展的深刻障礙，造成校企“小的虧了，大的跑了”。巨大的經營風險造成許多高校財政安全的隱患。更為嚴重的，由於發展校辦産業成為高校實際的壓力和興奮點，教學、科研的重要性下降了。在這一過程中，被損害的是大學作為道德源泉和文明基石的信念，是大學作為高級研究機構的學術水準和教育品質，是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
作為高校科技産業改制的試點單位，2001年8月25日，北京大學通過了校企改制的方案。按照這一方案，北大將區別情況規範不同類型的校辦企業，明晰學校與企業的關係，學校佔有企業的股份將越來越少，直至學校不再作為企業股東，而由獨立的基金會來管理學校的財産，最終使校、企完全分離。大學不是政府機關，也不是企業集團或超級市場。
3、關注研究生教育
在對高等教育培養品質下降的呼籲中，人們更為擔心的是研究生培養品質。1999年研究生招生比2000年增長27%，2000年比2000年增長33%，2001年比2000年增長35%。一些學校盲目擴招，加劇了師資和校捨得緊張；少數高校為經濟利益所驅動，降低標準髮發學歷文憑和學位證書，甚至用文憑、證書換取“贊助”、“捐資”費。不僅造成研究生培養品質下降，而且敗壞了學風、校風，在社會上造成極壞影響，學位貶值的現象令人憂慮。經幾年大幅度的擴招之後，教育部和國家計委決定，2002年全國研究生招生總數為19.5萬人，比2001年增長17%，是近年來研究生招生首次出現較大回落。
現行的研究生培養制度，淘汰率幾乎為零，形成事實上“嚴進寬出”的狀況，已經嚴重影響了研究生教育的品質和聲譽。由於缺乏制度的約束，部分研究生論文品質不高，論文品質的好壞對學生和導師都沒有壓力。一些學者呼籲，建立研究生學位論文匿名評審制和導師回避制。北京大學從2000年開始已經在部分學院實推行了匿名評審制，取得良好效果。一些自己感到論文水準不高的學生主動申請延期答辯。
三、教育事業發展的幾個基本問題
在高等教育經過幾年大規模擴張之後，改善教育內在品質——提高教育品質、保證教育公平——成為當前的主要問題。而在普通高中的大發展中，保持教育公平的任務也十分敏感和突出。其所提出的制度變革、制度創新的要求，比規模的擴張更深刻也更艱難。
第一,高等教育領域，關於“傾斜的高考分數線”的討論，牽動了教育改革的許多方面。
短期內最有可能實行的，是調整切塊比例和增量改革的方案。在擴大招生規模的增量部分，增加人口大省和邊遠地區的招生名額，經過一段時間後，使各地達到大致相同的錄取率。這樣，可以在保證不同地區入學機會均等的同時，不致拉大經濟發達地區與落後地區的教育差距。這一方案實施的實際困難，是“城市利益集團”、“部門利益集團”、“高校利益集團”調整自身利益的可能性。同時，由於發展的差距，很多省、區的高等教育（地方院校）可能沒有足夠的吸納能力。
第二,對當前高等教育的發展而言，比較重要和實用的思路，首先是開放民辦教育，給民辦高校正常的、平等的發展環境。應該看到，迄今為止國家對民辦院校歧視性的“非國民待遇”、不平等競爭，是造成民辦高校極其落後，難以生長髮育的基本原因。這一政策是與當前社會上高漲的教育需求和高等教育大眾化的目標不相稱的，更不用説面對入世之後的教育競爭。
應當重視在高等教育大發展過程中，不同學校的不同功能和作用。高等教育也是分為不同功能、層次的。高等教育的擴大，應當保持較低的重心，以發展二三年制、進行實用技能教育的“社區學院”為主。即便在西方發達國家，這類院校在數量和培養規模上也是高等教育的主體。全國特別應當防止在追求高學歷的傳統文化氛圍下，使高等教育走入“低水準、低效益、高層次”的誤區。
第三,伴隨初中教育尤其是普通高中未來幾年的大發展，教育公平的問題突出表現為在“優化教育資源”、“資源重組”的名義下，將許多優質公立學校變為高收費的“改制學校”，從而加劇了不同收入階層之間差距，使平民家庭的孩子無緣接受良好教育。
由於近年來教育支出上漲太快，不僅農村，大多數城市家庭也都感到了壓力。據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對北京、上海、廣州三市居民的調查，54.3%的居民認為教育費用增長過快，26.6%的居民認為基本合適。同時，有42.2%的居民認為目前各類學校更為看重經濟創收，31.2%的居民感覺經濟創收和教書育人同樣被學校看重，20.6%的居民認為學校更看重教書育人。對於學校究竟該不該營利、營利多少比較合適，被調查者的看法不盡相同。42.2%的居民認為學校是教育場所，達到收支平衡即可；44.7%的居民認為學校可略有營利，兩者的比例大致相當。相信在大多數中等城市和城鎮，居民對教育費用上漲的承受能力要弱得多。這一方面,應該有切實可行的制度來保障低收入者不致喪失受教育的權利。
第四,由於過去實行的重點學校制度，造成公立學校之間教育品質的巨大差距和激烈競爭。教育部門一再強調在義務教育階段，公辦的中小學應堅持“就近入學”的原則，不準招收“擇校生”；非義務教育的高中階段招收擇校生，應在分數、人數、錢數上執行國家或省級政府制定的標準，不準擠壓計劃內招生指標，不準再收取贊助費或建校費。擇校費不僅高於大學，而且大多為違規的黑箱操作，既導致教育腐敗，又進一步拉大學校之間差距，形成一種惡性迴圈。
中國網 2001年1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