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是中國社會發展進程中的重要一年，是國家第十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也是在不斷惡化的外在經濟環境下經濟獲得穩定增長的一年，更為重要的是，這是中國每人平均GDP超過800美元從而正式進入世界中下收入國家行列的第一年。
一、2001年社會發展狀況
1、經濟增長保持了較高的速度，為社會形勢的健康平穩發展奠定了基礎
2001年的中國經濟面臨著較為嚴峻的國際環境，美國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使得世界經濟發展步伐放緩，中國的外貿出現了比較嚴重的局面。但是由於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和其他方面經濟工作基本保持了平穩，整個經濟增長速度還是實現了既定目標。2001年1～9月的經濟增長速度達到了7.6%，全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將在7%以上。這樣的速度成功地延續了2000年經濟轉機時所産生的積極勢頭，具有重大的經濟和心理預期意義。
2、執政黨的指導性理論出現重大突破
2001年7月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發表“七一”講話，明確闡述了執政黨提出的“三個代表”問題。“三個代表”指的是執政黨應該代表先進生産力的發展要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和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被認為是對中國共産黨80年曆程的總結，也被認為是中國共産黨未來發展方向的預示。這個講話具有重大的理論創新意義，是又一次思想解放的標誌。
3、公眾生活水準保持了一定的增長趨勢
2001年，中國絕大部分公眾的生活水準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所提高。2001年8月，國家食物與營養諮詢委員會第一次指出，在中國人的消費構成中，顯示基本生活支出所佔比重的恩格爾系數已經下降為46%，這表明，中國居民所擔負的基本生活費用比重在逐年下降，而用於個人或家庭的發展或優化生活品質的費用明顯地提高。
更重要的是，大部分居民對本年度的收入水準狀況表示了滿意。2001年10月，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調查結果顯示，有58.2%的城市居民對自己的收入水準表示滿意。這樣的滿意度是有現實根據的。據統計，2001年1～6月，全國城鎮單位在崗職工平均工資為4707元，同比增長12.7%，超過了同期的GDP增長速度。
農民收入徘徊不前的問題一直是困擾政府和全社會的嚴重問題。在2001年，政府採取各種政策來提高農民收入，甚至出臺了斥資200億以減免農業稅的重大措施。這使得農民收入在連續幾年的增長速度下降以後，第一次有了增長。據統計，2001年1～6月，農村居民每人平均現金收入是1063元，扣除物價因素，同比實際增長4.2%。這初步扭轉了農民收入增幅連年下降的局面。
2001年，全國的公務員加薪15%，這是兩年內第三次加薪，顯著地提高了公務員的收入水準。
收入的增加也帶動了消費市場的活躍。到2001年6月底，城鄉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為3.4%，而在1999年，僅為0.8%，2000年，僅為2.3%。
4、社會其他領域的改革不斷深化
進入攻堅階段的體制改革，在2001年依然艱難地向前推進，由於這樣的改革逐步涉及到舊體制的核心部分和各相關人群的基本利益格局，步驟的穩妥性成為取得既定目標的重要前提。這一年度的改革基本上以穩妥推進為主，較好地鞏固了已經有的改革成果，並不失時機地推進了一些重要領域的改革。
2001年最具有突破性的改革進展發生在戶籍管理體制方面，延續數十年將城鄉居民身份隔絕、地區流動隔絕的戶籍政策終於開始較大的鬆動。雖然在十多年前各地根據自己的特殊情況在戶籍管理方面採取了一些改革性對策，但在全國範圍內由主管部門發動的體制性改革在2001年正式啟動，還是引起了公眾的極大關注，由此將牽動其他相關體制的變動，其效果將有高度的關聯性。
社會保障體制改革也穩步推進。2001年這方面的改革集中在完善已經出臺的一系列新政策、新措施上，養老保險、失業保險、醫療保險三個領域依然是相關改革的重點，在就業方面，經濟結構調整的進展為就業途徑的多樣化、推進就業體制的改革提供了基礎，今後中國城鎮非正規就業有可能成為新增就業崗位的主要渠道之一；繼1999年9月全國所有城市實行最低生活保障線制度以後，這項工作有了根本突破，2001年著重于新體制運作的規範化和相關關係的清理。另外，全國有100個大中城市開展了企業退休人員社會化管理服務試點，這個試點如果得以推廣的話，中國社會將出現全新的退休人員管理體制，由此而重新構造企業與社區、企業與政府、政府與社區之間的關係。特別要提出的是，2001年，一些地區根據自己的情況和多年探索的結果，在農村地區推行社會保障，把人數龐大的農民群體納入社會保障網。
住房制度改革在2001年基本比較平穩，改革最初引起的各種疑慮和不安基本上已經過去，各地根據本地情況在穩步實施既定的改革措施，到2001年9月，全國35個大中城市中的32個已經出臺了住房分配貨幣化方案，絕大部分地區的進展比較順利。在沿海一些條件比較成熟的大中城市，住房制度的改革也在逐漸深化，住房按揭、物業管理、房屋租賃等配套改革取得了顯著的效果，真正意義上的住宅市場正在逐步成型。
5、北京申奧成功和加入WTO激起了全社會對未來開放社會的高度期待
2001年7月，中國申辦奧運會獲得成功，這是1993年以來的中國第二次申辦，標誌著國際社會認可了中國在申辦過程中所做的各種努力，更表明中國將以更加開放的姿態進入國際社會主流，並承擔起應有的責任和義務。此項重大體育賽事在中國舉行也激發了公眾對國家發展前景的美好憧憬；奧運會的籌備可能帶來的經濟好處也使各界公眾激動不已，1000億美元的建設計劃是其中的一個，人們有理由期待中國經濟的快速健康發展，並因此而産生了更強的驅動力。
時隔兩個月，中國加入WTO的進程也走到勝利的終點，在2001年12月，歷經了15年艱苦談判，中國終於成為世界貿易大家庭中的一員，這對中國的開放事業是一個標誌性的轉折，對世界經貿格局的未來變化，也是一個重大事件。加入WTO，對中國政府、各界人士和廣大公眾來説，是企盼已久的盛事，它意味著中國將在世界貿易的嚴格規則下處理相關事務，這對中國的法律體系、政府職能、産業結構、人才體制等幾乎所有經濟社會領域的改革與發展都是一種巨大的推動。公眾也在逐步意識到加入WTO，將與每個人的日常工作與生活有密切的聯繫。
6、法制建設在原有基礎上取得新的進展
近些年來，法制建設一直是國家改革和發展的最重要領域之一。2001年，這方面的進展尤其突出。經歷了巨大變化的社會法律關係需要有更新更有效的法律法規系統來調節，這一點已經成為全社會的共識。事實上，法的調節作用的重要性在過去20多年的歷程中顯得越來越重要。“依法治國”方針在全社會的各個事務領域中逐漸得到重視，並通過一系列具體的政策措施體現出來。
經歷了巨大爭論的新婚姻法在本年度正式開始實施，這是關係到千家萬戶安寧和幸福的基本法之一，正因為經過了比較充分的討論，初期的實施過程總體上比較順利，達到了修改法律的初衷。為了應對社會經濟關係的新變化，一系列的法律法規修改活動在2001年逐步展開，比較重要的有：①為了在中國加入WTO以後更快地與世界規範與慣例接軌，在2001年的秋天，國務院開始了對756件行政法規的清理和修改行動，這是前所未有的舉動，在這之前，全國人大、外經貿部等部委機關已經就修改有關法律和法規進行了部署並採取了行動；②對行之已久的工會法進行修改也提上了議事日程，鋻於中國的企業狀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企業中勞動關係以及勞資關係出現了新的特點，原有的工會法已經遠遠滿足不了現實的要求，這部事關1.3億名工會會員地位和利益的法律將更加強調以合法的形式來維護勞動者的基本權益。
二、 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1、收入差距過大已經引起社會性不滿情緒
在總體上，已有的經濟社會的發展成就並沒有有效地縮小城鄉之間的巨大差距，在許多方面，這種差距還在擴大，這已經成為中國社會長治久安的制約因素。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2001年對2萬農戶實施的調查表明，農民的收入與消費水準比城鎮居民的收入與消費水準落後了整整10年。
另據統計，全國50%的農村家庭的收入不到2000元，這其中固然有很多原因，但這樣的事實已經構成了對現時的經濟社會發展的嚴重消極影響。進入第十個五年計劃以後，居民的消費結構將面臨著重要的轉折，正是因為農民的收入與消費水準遠遠落後於城鎮，使得消費結構的升級遇到難以克服的阻礙，大量的工業品相對於城鎮居民來説已經過時，而它們正是農民所需要的，但是因為收入低等原因卻難以進入農村市場。這種狀況反過來影響到産業結構的調整。
據國家統計局2001年4月對10省市年收入在6萬元以上人群的調查，這批高收入者佔城鎮居民總數的10%，年齡多在30～40歲之間，其高收入來源主要是工資外收入。而同時，低收入人群在整個社會人群中佔的比重在擴大，統計資料顯示，從1994～1999年，中上等收入人群佔28.6%，中等和中下收入佔64.5%。近些年收入分配格局顯然在強化這種趨勢。高收入人群的收入來源合法性依然是全社會的疑慮之所在，相比之下，逐漸擴大的低收入人群的地位和現狀引起了人們在道德層面和政策層面的反思。這在2001年成為很熱點的議論主題，是有強烈的現實依據的。
2、部分居民的生活困難局面沒有改觀
2001年，部分居民的生活依然陷於困難的局面，。各部門的調查顯示，這一人群主要由下崗職工、效益不好企業的職工、欠發養老金的離退休人員、失業人員、欠發達地區的中小學教師,以及貧困地區的農村居民組成。根據國家扶貧開發辦公室提供的最新數據，在全國還有3000萬左右的農民生活在溫飽水準線以下；而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對瀋陽等10個城市的調查，在下崗職工中，低收入家庭佔據半數以上，每人平均月收入300元以下者，佔54.3%。最低生活保障線制度的運作在一些地區出現了困難。到2001年6月底，享受這一保障的人數只有458萬，而按照國家制定的標準，應有1500萬人享受這類保障，有近1000萬生活困難者無法及時足額地得到保障。這已經構成了很嚴重的社會問題。同樣，在一些地區，受制于經濟實力和經濟形勢的嚴峻，現有的社會保障網未能有效地發揮作用。
3、失業（下崗）現象依然嚴重
下崗與失業問題在2001年繼續嚴重地困擾著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在許多地區，下崗職工的生活保障問題和就業問題已經演變成為最主要的不穩定因素，在一些老工業基地，往往會因個別企業下崗職工的生活問題未解決好而引發集群行為，使地方的日常生活工作秩序受到影響。
到2001年6月底，全國的下崗職工總數是769萬，其中實現再就業的有79萬人，再就業率剛剛到10%。另據統計，2001年1～6月，全國有107萬下崗工人離開企業設置的再就業中心，正式脫離了原有企業從而成為真正的失業者。據統計，到2001年6月底，全國城鎮登記失業人數達到618.7萬。
4、社會治安形勢尚未完全好轉
2001年的社會治安秩序沒有根本性的好轉，2001年4月實施了嚴打行動，是政府主動出擊嚴懲日益嚴重的刑事犯罪活動的新舉措，其效果將在以後的時日裏才能逐步顯示出來。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加速，影響社會治安優劣的因素越來越複雜，整治社會秩序一直是政府施政重點，但局勢難以在短時期內有根本的好轉。目前各類刑事案件的發案總量呈持續上升的趨勢，這在兩個方向上影響、威脅著社會的安定和公眾的安全，一是爆炸、搶劫、綁架等嚴重暴力犯罪活動猖獗，造成嚴重的人身與財産損失，二是入室盜竊等多發性侵財案件居高不下，時時帶來嚴重的不安全感。
反映社會治安局勢狀況的另一個指標是事故發生率。2001年，因為管理、體制、工程品質、人員素質等方面的原因，連接不斷出現嚴重的惡性事故。尤其是7月份，不斷發生特別重大的傷亡事故，生産、運輸等環節成為事故頻發的重點，造成了重大的人員傷亡和財産損失，破壞了社會的安定氣氛，加劇了部分公眾的不安心理。這些事故背後總隱含著相關人員的腐敗、偷工減料和嚴重管理疏漏。
5、部分黨政幹部的腐敗行為尚未禁絕
經過2000年高強度的懲處行動，部分腐敗官員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從2001年揭露的腐敗案件看，腐敗問題依然是困擾中國社會的嚴重問題，而且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
部分腐敗官員與黑社會組織發生聯繫，瀋陽市政府眾多主要官員與之進行赤裸裸的權錢交易，而震驚中外的遠華集團走私大案已經超出人們的想像。這些官員的行為嚴重敗壞了執政黨和政府的形象，也破壞了社會的基本道德準則。
來自紀律檢察部門和檢察院系統的資料表明，目前腐敗活動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新特點，其中有：與職務犯罪有關的案件逐年上升，集體性的腐敗案件也在增加，腐敗案犯的年齡出現了趨低的現象，與金融證券等部門有關的案件增加較快，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出現的腐敗案件增多，等等。據統計，2001年1～6月，檢察機關查處瀆職侵權犯罪案件9280件，立案4299件，分別比2000年上升11.1%和37.5%。
6、生態環境總體上仍有惡化趨勢
雖然經過主管部門和全社會的多方面努力，抑制了一些地區環境狀況日益惡化的勢頭，但總體上，生態環境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2001年，某些特定的生態環境惡化引起了全社會的震動，也對社會經濟的發展産生了嚴重的消極影響。
2001年年初,北部地區的沙塵暴再三襲擊重要的大中城市，這是近年來最嚴重的生態環境事件之一。這背後是生態環境狀況日益惡化的嚴峻現實。據統計，到2001年，全國土地沙化面積為168.9萬平方公里，佔國土面積的17.6%，涉及到近千個縣，並且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速度擴展，已危及1億人的生活。與此同時，缺水問題在2001年夏天成為許多城市的頭號問題，共有300多個城市出現不同程度的缺水現象，日缺水量為1300萬立方米，正常的工作與生活秩序被打亂，初步統計造成經濟損失超過1000億元。農村的情況也十分嚴重，2001年6月上旬，全國旱田受旱面積達到了4.2億畝，水田缺水2080萬畝，絕收445萬畝，1580萬人和1140萬頭牲口發生飲水困難。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生態難題。
在環境污染方面，也出現了令人不安的局面。被國務院作為整治重點的淮河地區，污染出現顯著的反彈，專家估計淮河已經喪失了自凈能力，近年來為整治這條河流而採取的各種措施幾乎是功虧一簣。更嚴重的是，一些企業和地方政府極度輕視環境保護問題，盲目地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對立起來，對造成嚴重環境污染的事件不聞不問。國家環境保護總局等四部委2001年的專項查處行動發現，企業環境違法污染的反彈率高達17.8%。
三、2002年：社會形勢走向的七個趨勢
1、中共十六大的召開將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目標將得到確立，執政黨的創新將取得新的進展
2002年下半年，中國共産黨將舉行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是自1949年中國共産黨成為執政黨以來舉行的第九次全代會，也是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社會進入改革開放階段以來舉行的第五次全代會，同時，也是進入21世紀以後舉行的第一次全代會。“十六大”將提出和確認未來一段時期國家發展和社會經濟各項事業發展的基本政策方針，這是國家政治生活的大事。和以往一樣，社會各界公眾對中共十六大的召開和所制定的新方針抱有很高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即將舉行的中共“十六大”將就執政黨的理論創新、執政黨的執政方式、作風與思想觀念,以及相關的體制、規範進行積極的改革。這將是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來同類改革過程的延續，因為有了過去10多年的經驗和總結，這樣的改革將更有系統性、更有實效，以使執政黨在全新的開放階段更科學地施政。無疑，執政黨對變化巨大的社會經濟現實的積極適應，將會引領出國家的政治社會經濟生活的更廣泛而深刻的變化。
2、經濟發展將保持一個比較快速的勢頭，為社會形勢健康平穩格局的實現提供基礎
各種研究結果顯示，儘管國際經濟環境出現了很多不利因素，中國的經濟運作環境不容樂觀，國內經濟格局在宏觀和微觀層次上還存在許多問題，但在2002年，中國經濟的整體增長速度仍將保持在7%左右。權威的經濟學家認為：“根據中國當前的實際情況，7～8%就是未來一個時期的均衡經濟增長率”。中央政府關於2002年經濟工作的政策取向將依然致力於擴大內需，也將更加注意各政策之間的關聯性，以爭取政策的積極效應的最大化。
中央政府將把防範金融風險以及其他領域中的風險作為經濟工作的重點之一，經濟增長的品質問題也會成為優先的政策主題之一。關於調整産業結構、推進高新技術産業、促進對外出口、注重農業發展等歷年來的政策議題也將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根據經濟形勢變化的新特點，將出臺一些更有針對性的措施。
3、黨風和社會道德風氣問題將引起更集中的關注
2001年9月和10月，中共中央連續發佈了兩個重要的文件，分別涉及到執政黨的黨風建設和公民的道德建設。這是多年來關於黨的政治紀律與社會道德的思考與實踐的總結。這兩個文件的重要性在各類媒體上得到廣泛的宣傳，也為在2002年乃至以後一段時期內強化這兩個領域的建設奠定了基礎。
執政黨的黨風建設將從制度健全和思想教育兩個方面得到強化，意在使執政黨與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保持最密切的聯繫，逐步消除多年來因為部分幹部黨風不正問題産生的各種消極社會政治後果。被作為精神法寶的“三觀”教育（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教育）的重要性也會再次提出來，並逐步落實到各級公務員日常的政治學習中。公民的道德教育將會在學校、家庭、社區和單位各個領域中展開，並通過傳統的和創新的途徑來推進。全社會的道德風尚建設會在2001年成為一個熱點，以逐步消除社會上久已存在的各種不良道德時弊。
4、公眾對社會穩定和生活水準改善的預期將提高
社會的不斷開放在給公眾帶來各種發展新機遇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一些新的問題。許多調查結果顯示，面對新的開放現實，絕大部分居民一如既往，對社會的穩定懷有很高的期望，正是由於切實地意識到工作和生活環境的巨大變化以及相關的壓力，他們總是把穩定預期具體到許多涉及到個人與家庭的發展直接相關的領域裏，職業穩定、收入穩定和生活環境的穩定是這種期望的最主要內容之一，國家政治穩定、經濟穩定和政策穩定，也是很大部分公眾中預期的主要內容。
顯然，在複雜多變的經濟社會格局中，穩定的公眾預期是社會穩定的重要性理基礎。2002年的一個重要趨勢將是：正是因為公眾會在各個方面感受到或經歷到更多的生活壓力和來自其他方面的壓力，以增加收入來抵禦壓力的預期將尤其強烈。2002年，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長將是5.8%，農民每人平均純收入增長將分別是3.1%，收入增長的速度在城鎮居民中可能會緩慢地下降，在農村居民中的增長將極其緩慢。不同單位的調查都顯示，在城鎮中，如養老、醫療以及子女教育之類的支出壓力在逐年增強，中央電視臺和國家統計局城市調查總隊在2001年對10城市居民的調查顯示，最受關注的前三位問題是醫療改革、社會保障和失業就業三大問題，這三類問題無一例外與公眾生活壓力的增強有直接的關係。因為諸多歷史的和現實的原因，這樣的壓力暫時還難以完全解除。這樣,把期望寄于收入增加之上，對絕大部分公眾來説，是一種很自然的選擇，也會成為他們評判政府的相關政策的重要尺度。
5、各個領域的改革將獲得進一步的推進
可以預見，體制改革在2002年將更加積極而謹慎地推進，鞏固已經有的改革成果並在此基礎不斷深化，將成為重點；各領域的體制改革政策措施之間的協調與配套，將被提到極為重要的地位上；化解一些改革舉措而産生的即時性消極後果的工作也會引起高度關注。
社會保障體制的改革雖然起步晚，進展艱難，但是政府將在2002年全力推動有關改革，並在這過程中不斷完善各項具體措施，將會給各地區更多的自主權。沿海地區的一些省份已經著手嘗試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步推及到農村地區，而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既有的制度的落實還面臨很大的困難，對此，中央政府將在激勵地方的創新努力的同時，也注意整體上的協調。養老、失業、醫療、救濟等領域的改革原則已經逐步明晰，但是2002年的相關政策落實過程肯定會遇到一些老問題和新問題，包括資金缺乏、新舊機制過渡期的摩擦等，可以預見的是，政府將正面回應這樣的難題，以在這個牽涉面很廣泛的領域裏實現改革的重大突破。
國有企業的改革在新的年度裏，由於各種因素（尤其是加入WTO以後所帶來的壓力與推力）的作用而顯得極為迫切，不但大型國有企業的綜合競爭力需要有更大力度的體制和機制改革來提供，佔企業總數93%的中小企業也需要以各種靈活的方式來徹底突破舊體制的束縛。在新的一年裏，行政的與市場的力量將雙雙成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的引擎，特別是對民航、鐵路、電力、電信、石油等壟斷性比較強的行業實施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行政力量的推動，相關決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的提高，會成為特別關注的問題。
6、加入WTO將促進社會的進一步開放
2002年是中國成為WTO正式成員的第一年，相關的法律法規將逐步向國際規範和慣例轉變，雖然這種轉變在一段時期內並不明顯，但卻是一個新的進程的啟動。
這種開放格局不僅會表現在經濟領域，也會顯著地在社會的各個領域中表現出來。國際規範和慣例的逐步實施將首先對一些政府部門的職能轉換發生影響，社會管理機制的變動將因此而獲得更大的動力。在很多領域，規範意識的明確、透明度的增強和公眾個人選擇範圍的擴大，將在新的一年裏，顯示出最初的積極勢頭。可以肯定的是，社會生活領域的活躍程度會進一步提高，在職業選擇、居住地選擇、出入境、法律援助、個人生活願望形成新型的關係。
也應該指出，在積極地應對加入WTO以後所面臨的各種挑戰時，還有部分政府官員、部分企業界人士和部分居民在心理上、技術上和思想上準備不足，一些舊有體制規範、準則和思維方式、行為方式的改變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尤其在加入WTO之初的若干年內，擴大開放和推進社會經濟事業的發展會遇到一些難題，對此不能掉以輕心。
7、失業（下崗）依然是一個困擾政府和部分公眾的嚴峻問題
産業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改革在2002年將繼續推進，會有相當部分職工走進失業（下崗）行列。2002年將有越來越多的下崗職工離開再就業中心，其身份由下崗者轉為失業者，這會構成極大的心理衝擊。一些下崗者以各種方式回避這樣的選擇，就是因為沒有明確的就業前景，而領取基本生活費和領取失業保險金，對這些人來説，不是簡單的轉變，而是表明他們已經是沒有單位（依託）的職工。因為目前失業保障機制的不完善，還一下子無法完全為這些人建立起心理上和生活環境上的保障屏障。
未來幾年也正是中國農村勞動力的供給高峰，預計每年新增勞動力 857萬，而近年來的趨勢表明，這將使新增外出勞動力人數不少於600萬。考慮到一些城鎮戶籍制度的改革將直接吸納農民成為城鎮居民，這部分人如果沒有工作崗位，也會進入城鎮失業人口行列，登記失業率在2002年將有所上升，也是預料之中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陸建華執筆）
中國網 2001年12月2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