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雪麟：特羨慕米盧 5.19是我終身難忘的記憶

    2001年10月7日，在這個屬於中國足球轉捩點的日子裏，已經71歲的曾雪麟終於打破沉默，回憶了自己作為1983年至1985年那一屆國家隊主教練時所經歷的風風雨雨……

    “我特別羨慕米盧的執教環境”

    走馬上任

    我是在蘇永舜差一點將中國隊帶進世界盃之後被任命為主教練的，當時負責這項工作的還並不是中國足協，而是國家體委下屬的足球辦公室————當時的中國足協可以説只是一塊空招牌，實權全部在足球辦公室的手中，而當時負責這項具體工作的，除了足辦主任陳家亮之外，便是已經出任訓練局副局長的年維泗。

    不過，選拔隊員的權力卻並不在我手中，當時國家隊實行的是領隊負責制，每一名隊員的入選都需要通過領隊和教練組的共同協商才可能獲得通過。而即便在確定了入選名單之後，教練組也不是就可以隨時調人，必須通過足辦向運動員所屬省、市足協或體委下調令，再由他們通知相應的球隊才可以完成基本的手續。如此層層下達，通常徵調一名運動員至少需要半個月左右的時間才能完成。　

    另外，由於足辦當時沒錢，對於國家隊的支援，如果同現在相比的話，可以説真的是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當時，像古廣明和李輝這樣的運動員的工資也就是88元，入選國家隊的隊員可以得到的補貼也就是每個月10元，條件之艱苦可想而知。另外，受客觀條件和經費的限制，我們最多只能通過錄影觀看部分國外聯賽，想親臨現場考察對手的情況也不現實。比如説，那年週邊賽時我本來準備到香港觀看一場他們的比賽，但領導告訴我：外匯有限，對手實力又不咋地，你還是不要去了吧。也許正是因為失去了這樣的機會使得我們在5月19日同香港隊比賽時，對對手的情況缺乏起碼的了解，也可以説為“5.19”埋下了伏筆。　

    我之所以將這些説出來，就是想表達這樣一種思想：現在米盧執教中國隊的環境真是太好了，讓我特別羨慕。坦率地説，如果當時也能夠有現在這種環境，雖然我不敢説就一定能夠將中國隊帶出去，但至少也不至於留下那麼多的遺憾。　

    “失衡的心態已經壓垮了中國隊”

    5.19記憶

    同香港隊比賽之前，中國隊的優勢可以説是相當明顯的：我們有7個凈勝球的優勢，打成平局便可以順利晉級下一階段的比賽。如果換成現在這支國家隊，可以説不需要有任何的擔憂，但當時的情況卻並非如此。

    賽前，當時的中國足協名譽主席程子華在接受採訪時便已經明確表態：這場球在北京進行，如果我們在家門口都被香港隊打平了的話，那實際上等於輸掉了這場比賽。當時的傳媒更是造勢説：同香港隊比賽，中國隊如果不能勝出對方兩個球以上的話，便不能算是贏球。

    應該説以中國隊和香港隊當時的實力對比，外界寄予厚望本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由於當時我們在調節隊員心態方面明顯缺乏經驗，再加上對球隊提出這種希望的又不僅僅只是普通的球迷，所以，我們的隊員很快便背上了沉重的思想包袱，甚至可以説，失衡的心態早在“5.19”之前便已經壓垮了中國隊。　

    我非常清楚地記得，比賽的當天上午，當香港隊結隊出去旅遊時，我們卻開了整整一個上午的會，討論的焦點便是如何拿下這場比賽。結果，半天的會議下來，隊員們的思想壓力進一步加大，頭腦也變得發熱起來，恨不能一口就將對方吃下。本來我們這支隊伍通過獲得亞洲盃亞軍樹立了一定的自信心(足辦連同一年的補貼在內給每名隊員發了300元的獎金)，但經過這麼一番折騰，隊員們一站到球場之上居然除了焦急還是焦急。在對方先進一球的情況下，隊員們更加急躁，雖然上半場我們憑藉李輝的進球將比分扳平了，但隊員們的焦急情緒並沒有減弱。

    下半場，我們攻擊的力度進一步加大，但深知中國隊一定想贏的郭家明卻依然是老虎不出洞，令中國隊只開花不結果，反而利用一次任意球的機會將比分反超。極度的急躁終於害了中國隊，最終我們輸掉了這場比賽。

    “5.19是我終身難忘的記憶”

    引咎辭職

    若干年過去，我現在和郭家明也已經成為朋友，説起那場比賽，他總是笑著説：“賽前我就已經料到中國隊不僅輸不起，甚至也平不起，所以我們的戰術就是要讓中國隊在急躁中自亂陣腳。”　

    面對1比2的比分，隊員們傻了，我也是欲哭無淚。球迷們開始在看臺上鬧事，我和隊員們則呆坐在了休息室內。在長達一個多小時的時間裏，我們就那樣呆呆地坐著，沒有任何人説話，有的只是很多隊員在不停地擦眼淚。我可以很清楚地聽到外面球迷在高喊“槍斃曾雪麟”、“打倒曾雪麟”，但是我那時還不知道外面已經發生了更為嚴重的事件，那時我的感覺可以説已經完全麻木，心中只有一點是清楚的：我們這一屆世界盃就這樣結束了！

    在公安的大力保護下，我們撤回了龍潭湖駐地。也正是從那一個晚上開始，我們有整整一個星期被球迷圍困在了駐地，不要説已經訂好機票的隊員無法回家，就連正常的洗澡對我們來説也是不可能的了：為了避免和球迷正面接觸，公安部門要求我們必須留在房間內。事實上，我也是直到第二天才知道北京亂了差不多整整一個晚上，事態之嚴重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我意識到事情已經不是輸了一場比賽那麼簡單。

    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我們開始了球隊的自我總結，而我本人則作出了引咎辭職的決定。因為我必須站出來承擔相應的責任。實際上，在6月1日正式對外宣佈辭職之前，我也確實接到了很多的球迷來信和電話，全部是罵我的，甚至還有人寄來了刀片和繩子，讓我“自行了斷”。在這個過程中最讓我哭笑不得的是，因為某美國電臺報道説，我從四樓跳下來自殺了，以至於我愛人的一位朋友連夜從上海打來電話，向我愛人“表示慰問”。事實上，那段時間就連我自己也覺得這一輩子算是完了，相當長一段時間不敢出門見人，由於整夜失眠，熬到眼睛都壞了，必須到醫院進行治療。　

    不過，6月16日宋任窮對我的專門接見在很大程度上幫了我的忙，讓更多的人意識到，中國隊犯下那樣的錯誤，根子上的原因還是在於體制。而更讓我感到意外的是，在我已經宣佈辭職之後，反而有很多球迷寫來了安慰信。我至今都記得，有一戶無錫人在召開了家庭會議後決定，邀請我到他們在太湖邊的家中休養一個月，費用他們全包，這在當時的經濟條件下可不是容易作出的決定。一場“5.19”既讓我感受到了巨大壓力，也讓我感受到了我們的球迷既衝動又可愛的一面，而這種記憶對我來説，無疑將是終身難忘的。　

    “5.19之後還能站起來是奇跡”

    我的足球之路

    在“5.19”之前，我的足球之路可以説是一帆風順的，我甚至沒有當過任何人的助理教練便幹起了主教練的工作。在50年代末中國派隊前往匈牙利學習時，我還只是張俊秀的替補，但1959年的時候我便成了天津隊主教練。沒想到我這一上居然還就取得了成功，當年便率隊奪得了聯賽和杯賽的冠軍。其後的幾年間，天津隊也一直都保持著全國前三名的成績，1965年還奪得了全運會的金牌。

    離開天津隊後我便到了北京隊，後來促使足球辦公室將我選拔為國家隊主教練的直接原因可能還在於，我率領北京隊在1982年奪得了全國聯賽的冠軍。雖然我最終在國家隊可以説失敗了，但事實上，直到“5.19”之前，中國隊的表現應該説還是讓球迷們比較滿意的。

    當然，無論我取得過怎樣的成績，對於“5.19”的失敗至少當時很多球迷都是感到難以接受的，而那次失敗也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重大打擊。當時很多訓練局大院的人都議論説：“曾雪麟這一輩子算是完了，甚至命也長不了了。”雖然沒有人當著我的面來説這樣的話，但我愛人陳孝彰是體操隊的總教練，所以外面的議論我並不難知道。老實講，在“5.19”之後的那段時間裏，我對於自己是否真的能夠挺得住也沒有多少信心。

    我最終沒有倒下，在一定程度上又得感謝宋任窮，因為他在接見我的時候，專門舉了這樣一個例子：世上沒有常勝的將軍。在我帶兵打仗的時候，我是這樣來判斷一位連長是不是一位真正的好連長的，即便他在100場戰鬥中打了99場的敗仗，但在最後的較量中他取得了勝利，那麼他就是一位好連長。這句話給我的影響可以説相當之大，所以在“5.19”之後我雖然沒有再出現在第一線，但卻始終都沒有離開過足球：我進入了國家體委訓練局的諮詢委員會，專門負責到全國各地進行足球調研工作。

    後來到深圳，則是與我經歷的人生的第二次重大打擊有關：1989年11月24日，我正在上海出差，我的愛人卻突然在帶隊備戰1990年亞運會時因心肌梗塞去世。於是，我在梅縣老家的老鄉和同學建議説：你還是到南方來住一住吧。所以，雖然我現在多數時間住在深圳，但我的組織關係仍在訓練局，工資也還是在北京領。　

    來到深圳後，平安公司在接手深圳隊之時便邀請我出任主教練，而類似的邀請在職業聯賽開始之後也一直沒有停過，但我真的已經不想再出來帶隊了，所以我的態度一直都是“請另請高明”————1998年我出來了一段時間，是因為深圳隊當時的情況非常不好，6場比賽才拿了2分，俱樂部的領導接連懇請我出來“頂一段時間”，我才答應以技術顧問的身份暫時出山。結果，首戰吉林延邊便以3比0獲勝，也算是起到了扭轉局勢的作用吧。　

    事實上，不論我是否為深圳隊暫時出山，我周圍的很多人都認為，我在“5.19”之後還能夠站起來已經是一個奇跡了，至於後來我在平安隊和車范根簽約之前帶隊7場拿了12分，現在想來，也算得上是我在自己執教生涯中的最後貢獻了吧。

     南方都市報 2001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