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路紀實連載:《米盧一本難懂的書》(十四)
歌聲中,米盧淚光閃爍
【接上期】米盧主動向我發出了參加他的家庭晚宴的邀請,的確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真的有一種“無功受祿”般的“受寵若驚”了。
萬米高空的戰術課“北京———貝爾格萊德”是一條極熱的航線(恐怕是兩國的生意人
都需要頻繁往返的原因吧),由於訂機票的時間實在是太晚了一點,我最後只能“忍痛”在經濟艙沒位的情況下,多支付了1800元買了公務艙的機票。但直到上了飛機,我才意識到自己因“貴”得福了———米盧也坐公務艙。當然,同“艙”共坐的還有李響。
飛機終於平穩地飛在了萬米高空之上,米盧從包裏拿出了一本英文書,戴上老花鏡,一絲不茍地讀著。我和李響都很好奇地問他看的是什麼書。
“這可是本好書,非常好。”米盧把書在我們眼前晃了晃。
那本書的名字叫作《青少年應具備的七種良好習慣》。米盧指著書上用彩筆劃了橫杠的一段文字説道:“你們看,有人統計過,幼兒園裏的孩子每天要笑70次,而成人每天只笑17次……人的煩惱隨著年齡的增長而增加了。”
“那你一天要笑多少次?”李響打趣地問米盧。
米盧想了想:“7650多次吧。”“那麼多!”我故做吃驚狀,接著説道:“才比我少10次!”我們都笑了。
像每一位離家多日的遊子踏上歸鄉之路一樣,旅途中的米盧只文靜了一小會兒便興奮起來了。他用毛毯裹住肩膀,像個牧師,在機艙裏走來走去。末了,他找到了一位有同樣愛好的同胞,兩人坐在一起,玩起了類似中國“洋麻將”的紙牌。每贏一把,米盧都要高興地“粉拳亂撣”———就像是年輕時在球場上射門得分後一樣。
米盧玩了足有兩個多小時,才終止了他的“比賽”,也才想起李響和我,走過來和我們聊天。“M r博拉,我很想聽你講一講你在執教方面的戰術思想。”我實在不想錯過這麼一個近距離接觸的機會。於是提出了要求。當然,那也是因為米盧的戰術思想對所有中國人來説一直都是個“謎”。“你先回答一個問題,球場上什麼動作最重要?”
“下一個。”我脫口而出。因為我已經聽説過米盧這個剛登陸中國時的“標致性提問”的答案。“正確。那麼,你認為中日之戰,中國隊踢得比較好的時間是上半場,還是下半場?”
“下半場吧,因為配合多了一些。”
“為什麼?”米盧追問。我琢磨了一下,説:“也許日本隊體力下降了,逼搶不如上半場那麼緊吧。”
“不完全是這樣。”老米開始動用那一疊餐巾紙了。他邊在上面寫著球員的號碼,邊講解道:“我們上半場4名中場球員是:9號(馬明宇)、16號(孫建軍)、7號(姚夏)和8號(李鐵);下半場,我們改變了人員,15號(申思)、19號(祁宏)和6號(大李明)上場。9號是一名出色的球員,但19號也不錯,位置感很強;16號速度很快(原話如此,孫建軍似不以速度見長,筆者注);但15號控球技術更好一些;7號進攻中的突破有威脅,但6號攻守更為平衡,配合意識更好……所以,下半場場上隊員更能把球控制下來,從而場面上便有了改觀……”
這是米盧第一次如此大面積地點評國腳在比賽中的表現;雖然,當時他幾乎叫不準任何一名國腳的名字。在米盧上述對中國隊(確切地説是“米家軍”)首場國際比賽所有中場球員的評説中,已經依稀可見其日後在中場的用人方向了。
米盧突然向我發問了:“明天對南斯拉伕隊,如果對方中場有4個人,你覺得我們在中場應當安排幾名球員?”
“六個或者七個。”我張口就説,“因為對方中場實力肯定大大強于中國隊。”
“那為什麼不上11個人?”米盧又開起了玩笑,然後,又回歸正經道,“不,我將會派出5個人,比對手多一個人就足夠……”
我當時便意識到米盧八成要在比賽中改打4-5-1陣型了。這可是一個新的資訊,至少,他將“衝破”中日對抗賽中為中國隊排出與“霍頓時代”如出一轍的4-4-2陣型。
隨後,米盧又一發不可收地為我和李響講解起他當年帶墨西哥、哥斯大黎加、美國和尼日利亞4支球隊打世界盃所使用的不同陣型,並且一一解釋了每一種陣型確立的依據。
最終,他萬變不離其宗地道出了他的“米氏足球思想”的核心內容———進攻中追求有效控球,拉開空當;防守時隊型緊湊,各個位置保持緊密的連接。
在浩瀚的西伯利亞上空,米盧的戰術課整整上了兩個小時。戰術課是以“思想教育課”作為結尾的——米盧對我們説:“作為記者,不能只去評論一場比賽的勝負,應當分析比賽的過程,找出一支球隊踢得好或者不好的原因所在,這才是真正有意義的事情。”
我頻頻點頭,李響也是點頭頻頻……
貝市的淩晨訓練課在歷經了整整11個小時漫長的飛行(中間還經停俄羅斯基輔)之後,當地時間3月27日晚19:00(北京時間第二天淩晨1:00),我們乘坐的班機終於降落在了貝爾格萊德國際機場。
青年體育 2001年9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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