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路紀實連載：《米盧 一本難懂的書》(十二)

     米盧，只為自己改變

    編者按：初次亮相中國足壇的米盧無疑是一個謎，他的生活、執教對於從沒有接觸過真正大腕的球迷和專業人士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在中日對抗賽兩個月後，緣于一次偶然的“簽證事件”，米盧讓董路看到了真正的他。

    〔接上期〕“萬事開頭難。”這理應是一個普遍規律。不過，對於米盧來講，事情可能會變成另外一種情形了。

    在過去的十幾年裏，米盧每隔一段時間便會重新打鼓另開張地執教一支新的球隊———不斷地擁有著新的開始，也不斷地面臨著新的“開頭難”。久而久之，恐怕相應地，他也就習慣性地見怪不怪似的見“難”不“難”。

    中日對抗：無法理解的“米氏足球理念”中日對抗賽，除了一個客場不敗的結果之外，中國隊的表現似乎並沒有給關注她的人們帶來什麼更多的欣慰與欣喜的東西。《是米家軍還是霍家軍？》———比賽第二天廣州《足球》報頭版頭條的一個碩大的標題，足以表明在比賽中，當人們看到的“米家軍”幾乎是昔日霍頓時代的“霍家軍”的翻板時，對米盧所産生的些許的失望情緒。

    許多時候，“失望”産生的根源只不過是因為人們自覺不自覺地在某個人或某種事物上建築了一份過高或者過急的“期望”而已。或許是米盧蒂諾維奇的名聲實在是太響亮了；或許是對米盧過去那些神奇的執教戰績的印象實是太深刻了：中日之戰，作為米盧執掌中國隊教鞭的首次亮相，人們都幻想著米盧可以憑藉他魔術般的指揮，讓中國隊煥然一新地踢出一種有別於以往、無比賞心悅目的足球來，宜將盛勇地將牛氣烘烘的“小日本斬落馬下”......然而人們忽略了一個現實———米盧剛剛全面接手中國隊僅有十來天的功夫。

    “奇跡”沒有發生。這對於祈盼“奇跡”發生的人來説，當然只有“失望”發生了。

    相比于頭腦發熱的球迷，那些足球專業人士倒是保持了一冷眼旁觀。他們以審視的目光注視著中國隊在中日之戰的表現，他們想著看這位中國足協重金請來的“神奇教練”究竟有什麼“神奇”之處，是否真的可以展現一種“手到病除”......但，我想，他們當時也同樣的是一無所獲。

    “我實在看不出米盧的戰術思想是什麼，主要的打法又是什麼。也許是剛開始吧，過一段應該能看清一些。”比賽之後，一位中方教練在接受採訪時，模模糊糊、模棱兩可地對我説道。

    恐怕在當時誰也無法想像的是：“米盧執教的戰術思想與打法特點究竟是什麼？”這一疑問，在過了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經歷了許多許多次集訓比賽之後，仍然讓眾人(包括國家隊內部人士)有一種看不真、摸不透、説不清、道不明的“像霧像雨又像風”的感覺。

    記得幾個月之後，在米家軍又一次前往昆明飛行集訓期間，我曾經就“米盧的戰術思想”這個問題請教過當時國家隊的領隊李曉光。李領隊先是説了“通過我們對多場比賽的數據分析，我們認為米盧的戰術思想是先進的、符合現代足球發展趨勢和潮流的”一番稱讚之辭；未了，才針對我的提問做了具體的回答———

    “進攻時拉開，防守時內收。”李曉光“言簡意賅”地説道。

    “足球其實很簡單”———這是米盧登陸中國足壇不久便多次向國內媒體表述的一種他對足球的認識和理解。

    沒人把米盧的這句話當真，所有人都以為他是在開著玩笑。中國人不會相信足球是“簡單”的———因為，假若它是“簡單”的，為什麼中國足球幾十年一直想搞上去卻死活也搞不上呢？！

    那段時期，每一個關心中國足球的人，都非常迫切地想聽到米盧的一整套、一系列、有理有據、有板有眼；哪怕是高屋見瓴、高深莫測的戰術指導思想、陣型打法理論和選人用人標準等等的公開表達。然而，人們聽到的只是米盧在“足球其實很簡單”的總則下，一些諸如“足球比賽只分為有球和無球兩種情況”、：陣型不是最重要的“、”足球場上最重要的動作是下一個動作“等支離破碎得近乎雜亂無章的“米氏足球理念”。

    這一點，成為此後中國足球與米盧時而相信、時而懷疑的一個伏筆。結束了中日對抗賽的中國隊，在飛返北京之後便即刻就把解散了。幾天之後，3月臺票9日，2000年新賽季的甲A聯賽便轟轟烈烈地在各地點燃了戰火。

    聯賽首輪：展示自身價值的開始聯賽首輪，米盧選擇去濟南現場觀看同鄉桑特拉奇執教的山東普能泰山隊主場對雲南紅塔隊的比賽。此前，他曾向媒體解釋了自己濟南之行的緣由。“山東隊是去年的雙寇王，第一輪聯賽，我當然要先看冠軍隊的比賽了。”他説。

    然而，米盧的光臨並沒有給桑德拉奇帶來好運，冠軍隊主場以0：1敗在了“開班馬”的腳下，爆出了聯賽首輪最大的冷門！

    米盧的行蹤當然與那個“冷門”具有著同樣的新聞價值。當晚我在北京的報社出《新報北京足球》。事先便約《濟南時報》的哥們，攝影記者孫萇青到時候給傳一張米盧在球場看球的照片。後來，照片如約傳了過來———照片中的米盧“躲”在球場一個看臺的最上方，穿著一身藏藍色西裝坐在那目不轉睛地看著場上的爭奪，先在他下面的一大群球迷正紛紛轉身後頭，爭相一睹“神奇教練”的風采。

    在我將這張照片上版之後，我突然發現照片上米盧的右手邊坐著一個“似曾相識”的女孩———短髮，一件淺粉色的夾克襯，正吃著手上拿的什麼食品，眼睛也沒看球場......我原來以為那可能是位普通的女球迷，但定睛一看，是李響！

    後來，我知道從那個時候起，《足球》報已經正式派李晌全面追蹤報道米盧的一切公務活動了。再後來，我曾經和李響聊起過那張早期的照片，我笑著説：“你那個時候的打扮怎麼‘土’得跟個‘村姑’似的？”李響倒也沒生氣，只是怪自己不知道“孫萇青這小子在偷拍。”

    就在前幾天，當李響在多哈五星級的李來登酒店的大堂裏，穿著一件明黃色的吊帶露背裝，一條淺藍色的七分褲，一雙半高跟的休閒鞋，大大方方地像一陣風似地走向那邊的米盧的時候，我想起了一年半之前的那張照片上的她———我一時不能真正地確信，這兩個影像是同一個人。

    變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人不能在同一時刻跨入同一條河流”；但，人可以在兩個時間成為兩個截然不同的人。

    一年多來，我曾經和米盧打過兩個賭；其中一個我在寫過的某一章中提到了，是關於十強賽中國隊主力陣容的，打賭的時間是2000年7月，那一次米盧沒有應賭；另外一個“賭”是今年4月中國隊在西安與馬爾地夫進行世界盃週邊賽小組賽首場比賽之前，我在與米盧的一次交談中，説道：“MR博拉，我跟你打個賭吧。我賭您終將改變LiLi(李響的英文名字)的生活。”

    米盧聽罷不以為然地説：“NO！每個人的生活都是因自己而定的。然而最終還是像上一次一樣，沒有應“賭”。

    我一直認為：一個人的價值不僅僅通過自己的生存與生活的狀態去直接體現，同時，它要能在對周邊人的生存與生活狀態的影響與改變中得另一種間接的體現。

    在李響與米盧作為採訪者與被採訪對象、或者作為一個朋友與另外一個朋友的角色出現時，他們兩人自身的價值都恰恰是通過一種間接的體現方式得以附加而愈發充分地展示出來。

    我堅持以為：從人的個體價值體現的層面衡量，這是一份難能可貴。

    簽證事件：亂七八糟的褲兜和古道熱腸在連載的第一章裏，我曾經大言不慚地説我和米盧之間仿佛有一份“緣”。實際上，自從2000年1月我在廣州市對米盧進行完那次“獨家專訪”之後，我絕少再見到他。本來，ISL公司原計劃讓我去日本採訪中日對抗賽，但由於赴日簽證極為難辦，最終未能成行，緊接著，中國隊兩周後又要去南斯拉伕打“中南對抗賽”，於是，ISL公司主管“中國之隊”項目的林曲錫先生和我聯繫，決定無論如何也要讓我一同隨隊赴南採訪，否則，”中國之隊“的宣傳報道計劃會出現嚴重的滯後。

    那是甲A首輪比賽結束後的那個星期三，林先生約我下午在崑崙飯店大堂見而，商議一下辦簽證、採訪報道計劃的事情。此前林先生已經從南斯拉伕足協那邊搞掂了我的出國邀請函，但由於中國隊下個週日就將啟程，林先生擔心我去南斯拉伕大使館辦簽證的時間很可能會很長，還不一定能夠一次簽成。怎之，一切都看似很麻煩。

    我和林先生在大堂的咖啡廳裏憂心忡忡地喝著咖啡，突然，米盧的身影出現了！他一臉微笑地從外面走進大堂，和每一位迎面走來的人打著招呼，直到他看見了林先生———老遠便大聲喊著：”嘿！Mr林！”，邊喊還邊揮著手。

    “咖啡！咖啡！”米盧在我們這張桌子旁坐了下來，便沖服務生示意給自己上咖啡。他手上拎著幾個大袋子，裏面不知裝的是什麼東西，雖然是剛採購歸來。

    林先生沒忘了向米盧介紹我，我將手伸出去，握手的時候，米盧的目光略微亮了一下，我想他大概想起了兩個月前我和他在廣州有過一次接觸。

    “噢！北京的天氣真不錯！刮著這麼大的風！”米盧又説著“反話”，把林先生和我都逗樂了。

    “Mr林，”米盧轉向林先生，“我所説你要去吉隆坡出席亞足聯代表大會，我正要有事麻煩你。”

    林先生已經告訴我，他不日要陪足協張吉龍副主席去吉隆坡開會。

    米盧多少有些警覺地看了我一眼，我感覺到他似乎有什麼秘密的事情要和林先生“單談”，於是我主動起身，想回避一下。

    “NO！請坐下，先生。”米盧在我剛一起身的時候，又叫我坐下來。我只好儘量把目光避開兩人。

    米盧從袋子拿出了幾條剛買的中國傳統的刺繡絲巾。然後，戴上老花鏡，開始寫下幾個英文名字。後來，我知道，他是想托林先生把幾條絲巾作為禮物轉交給亞足聯主席維拉潘等幾位他的老朋友。

    在米盧認真地做著手上的事情的時候，林先生像是突然想起了什麼。他用中文對我説：“對了！我可以問問博拉能不能幫你辦一下簽證，他和南斯拉伕大使館的人熟得無法再熟了。”

    等米盧將禮物都轉交到林先生的手上，林先生開始把我辦簽證的事情跟米盧説了。米盧邊聽邊抬眼看著我，臉上的表情似笑非笑，我只有一個勁地朝他傻笑，雖然我當時認為他不太可能會幫我這個忙。

    兩個月未見，我發現米盧略微瘦了一些，但人看上去精神還是不錯的，他穿著一件藍色的薄毛衣，那種藍色讓他的人顯得要更年輕一些。我不知道米盧身邊有幾件這樣的毛衣，但我知道他最喜愛穿的就是這件———後來，在昆明、在西安、在北京......包括在幾天前的馬斯喀特機場，他都穿過這件淺藍色的毛衣。

    “OK！”米盧最後點了點頭，“請把你的手機號碼給我。”説完，他從兜裏拿出一大堆卡片、名片還有美元、人民幣。然後，讓我把手機號寫在了一張很小的紙條上。

    “明天等我的電話！”米盧把那紙條連同那一堆東西又裝回袋裏，起身和我們道別，衝我説了一句，便匆匆上樓回房間了。

    “老米真能幫上忙？”米盧走後，我將信將疑地問林先生。

    林先生笑了笑，搖著頭説：“真説不好。”

    我們又商量了一番萬一米盧幫不上

    忙，又該如何為辦簽證做最後的努力。之後，我們也就此分手，各自離去。

    晚上，我把手機的兩塊電池先後充足了電。但一想到我給米盧寫電話的那張小小的紙條，以及那張紙條裹在一大堆亂糟糟的東西之中置於米盧的褲兜裏的時候，我嘆了口氣。我想，如果明天老米真的把電話打到我手機上，那真的可算是個“奇跡”了。

    第二天是星期四，一整天我都在外面瞎逛，書包裏是我的護照、邀請函、身份證等所有與辦簽證有關的材料；我跟有病似的要不時地抓起手機看一看，生怕手機響了，是老米打來的，我沒聽見又錯過了接聽。但很遺憾，一直到日落西山，一直到月光如水，一直到午夜萬籟俱寂，我的手機倒是不時地響起，但對方沒有一個人叫“米盧”、“博拉”或者“米盧蒂諾維奇”......我想

    ，米盧看來是不想幫這個忙了，或者他想幫忙給我打電話的時候，卻找不到那張小紙條了......總之，我在黎明入睡時，我已經放棄了任何建築在米盧身上的期望了。但坦白地講，我沒有什麼太大的失望———因為，我從一開始就覺得這事並不是太有戲。

    當一陣手機的振鈴聲將我從夢中驚醒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的日上三竿了。我迷迷糊糊地按下通話鍵，心裏罵著是哪個討厭鬼這麼“早”打來電話。

    “嗨！我的朋友！我是博拉！”聽筒裏傳來的聲音，讓我瞬間清醒。　

    青年體育 2001年9月11日